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研究 黄翔+黄鹏翔摘 要：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数额巨大且逐年增长，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而现有研究对政府补助企业的动机尚无一致的结论基于理性经济人理论，考虑制度更改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以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在于扩大就业和帮助上市公司“保牌”，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税收和帮助上市公司达到配股要求不是政府补助企业主要考虑的因素，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应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加强对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管，提高政府补助的资源配置效率，并积极引导政府补助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关键词：政府补助；就业；保牌；配股；税收贡献；盈余管理；退市制度；政府干预：F123.15；F276.6 ：A ：1674-8131（2017）03-0106-11一、引言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应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主体的行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实践中，对企业进行补助是政府干预经济常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孔东民 等，2013）政府出于國家安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保护特定行业或企业等目标的需要，广泛地使用各种财政补贴项目干预市场和企业活动。
在我国，由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存在（周黎安，2004，2007；刘剑雄，2008），各级政府官员受到很强的经济绩效激励，有很强的动机运用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决策行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中受政府补助公司占比和政府补助占资产比重均呈现逐渐上升趋势2002年到2004年间，每年仅有四成左右的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补助金额平均为四百多万元（唐清泉 等，2007）；2007年到2010年，每年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在六成以上，平均补助金额超过两千六百多万元（步丹璐 等，2012）；而到了2011年后，每年有超过九成的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且补助金额平均达到四千多万元这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对于政府来说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企业能否获得政府补助、获得数量的多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很多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没有明确说明政府补助的理由、性质，使得政府补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遭到怀疑（孔东民 等，2013；肖兴志 等，2014a）质疑者认为，很多政府补助是政府为了提高政绩而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协助企业粉饰业绩，达到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要求（陈晓 等，2001；陈运森 等，2009）；政府补助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导致资源错配和浪费，极易形成资本市场中的逆向淘汰，扭曲市场的生态结构；对于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很可能导致企业创新能力减弱和风险意识弱化。
据笔者粗略统计，从2011年开始，每年质疑政府补助的文章达到四十篇以上，且呈上升趋势；一些全国政协委员也建言应规范政府补助行为（吴文彪 等，2012）我国政府对企业数额庞大的补助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欧盟、美国等专门搜集各类网站中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税收优惠等补贴政策的证据，拟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孙韶华，2011），比如2013年欧盟启动“钢铁行动”指认中国钢铁企业受到政府补助（邓瑶，2013）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及其制度建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早期研究大多认为我国政府补助企业的动机是负面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晓和李静（2001）的研究，他们研究了1997—1999年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率、配股和保牌动机、地区因素、行业因素、股权构成等与政府补助的关系，认为地方政府补助上市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宝贵的壳资源和帮助其在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资金Chen等（2008）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针对这个问题，证监会于2001年3月15日发布了新的配股规定，要求配股的企业需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贡献，导致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补助的方式使上市公司获得配股资格的难度加大因此，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对2002—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不再是帮助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配股融资，而主要是基于社会目标。
后来的很多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陈运森和朱松（2009）基于决策理论模型对2001—2006年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政府会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重要程度、政府自身的财政实力、补贴政策的持续性等因素对企业进行补贴，帮助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也是政府补助的主要动机，即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帮助企业扭亏孔东民等（2013）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他们对2001—2010 年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有盈余管理需求时均会获得较高补贴王红建等（2014）对2007—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负向盈余操纵来获得政府更多的补助，而政府为了抵御金融危机也更倾向于扶持这些企业很多研究发现与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也会显著影响企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孔东民和李天赏（2014）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整体上比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郭剑花和杜兴强（2011）以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政治联系与所获得的政府补助有正向关系，余明桂等（2010）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韩超（2014）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向非中央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还有一些研究的观点则比较折中。
肖兴志和王伊攀（2014b）对战略性新兴产业54家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政府在选择补贴对象和补贴程度时兼有促进企业创新和协助企业粉饰业绩两种动机，并不是单纯偏取其一Wang等（2014）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中国循环再造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补贴具有不同的激励目标和特点毋庸讳言，很多证据显示，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补贴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确实存在质疑者所说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普遍现象吗？从整体上看，政府是如何做出补助选择的？它补助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现有研究尚无一致的结论（孔东民 等，2013；陈运森 等，2009；胡荣才 等，2014），而且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忽视了政府增加就业和税收等方面的动机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理性经济人等相关理论对政府补助企业的可能动机进行探讨，并以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研究选择这个时间窗口主要基于制度变更影响的考虑，新会计准则于2007年1月1日起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执行，对政府补助的核算口径、计量基础、会计事项处理方法和会计科目等都有变化，因此2007年之后与之前的政府补助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检验我国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目的，进而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角色定位提供经验依据，也为政府优化有关补助政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政府可能会基于多种目的对企业进行补助，企业所获得的政府补助也名目繁多，有些企业甚至可以得到57种不同的政府补助（郑旺，2013）据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政府补助名目累计多达数百种，除了笼统的财政补助、拨款、扶持资金、贴息和针对各种各样产品项目的补助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奖励虽然政府补助名目繁多，标称目的多样，但笔者认为政府在给予企业补助时遵循理性经济人假设，即理性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加的晋升考核激励下，各地、各级政府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各级政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提高自己的政绩首先，就业与经济增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政府所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比如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保就业、促增长”成为政府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政府也出台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政策，政府补助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考察企業对地区社会和经济贡献程度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就业容量，即在相同的效益和规模下所容纳的就业人数同时，相比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这些评价指标，就业更加稳定和容易预测，政府更容易作出判断。
因此，政府对于就业容量大的企业有“天生的好感”，更可能给予这些企业更多的政府补助由此提出假设H1：企业的就业容量越大，越容易获得政府补助其次，税收象征着政府的财权和资源支配权，税收越多，政府能使用的资金越多，政绩越好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除了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央各部委要项目要资金外（王仕军，2005；安体富，2007；王宏，2013），提高当地的税收收入成为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上市公司通常规模较大，税收也很可观，而且相比于其他企业更容易监管地方政府除通过常规的税收监管外，也通过政府补助来诱导上市公司多纳税对于申报政府补助的企业，可能会明里暗里要求企业需要提高或达到一定的税收数额从某种程度来说，政府与企业达成共赢，政府给予企业补贴，而企业上缴税收，形成“良性循环”同时，由于体制和现实的限制，政府对获得补助的企业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相对而言，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税收贡献更容易监控，也是可以要求企业必须达到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企业的税收来衡量企业的优劣和贡献，对于税收贡献小的企业政府可以不给予补助，而且不必使用复杂且难于实施的监督和考核程序由此提出假设H2：企业的税收贡献越高，越容易获得政府补助。
最后，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上市公司的数量是政绩追求中的一张“王牌”，保上市公司既是一项面子工程，更是一项政绩工程当上市公司出现困难时，地方政府经常会施以援手由于退市制度不完善、新股发行注册制尚未成行，壳资源依然是炙手可热的资源，对于发生亏损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地方政府为了能够保住所在地宝贵的壳资源，会运用各种手段给这些公司提供大面积的政府补助（陈运森 等，2009；Aharony at al，2000），对这些企业进行“输血”，使他们能“脱帽摘星”“起死回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很多企业出现盈利下滑甚至大面积亏损状态，政府更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Strobl，2013）同时，地方政府还可能帮助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从地区资本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只要地方政府能够帮助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本，对实现本地区净资本流入就是有利的，这些流入的资本会增加本地投资（唐清泉 等，2007）所以，对于业绩达不到增发、配股等再融资条件的上市公司，地方政府也可能会帮助企业粉饰业绩，以达到监管要求，并能向市场传递“光环”信号（郭晓丹 等，2011），将其他地区的资金吸引到本地区（陈晓 等，2001）。
另外，Chen等（2008）认为，在中国进行盈余管理不只是企业的决策，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因从股市获取更多资本的共同利益而达成合谋，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补助帮助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中央政府的监管要求由此提出假设H3：在保牌、配股边缘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三、研究设计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样本的时间区间为2007—2015年，面板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二是CSMAR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先通过数据库获得数据，然后与年报数据进行比对，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在具体的样本选择上，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完整性，根据如下原则剔除一些样本：（1）上市公司必须是2006年之前上市的，以保证研究样本都有上一年的政府补助数据；（2）剔除在研究窗口内退市的上市公司样本对于在研究窗口内发生重大兼并重组且实际控制人、主营业务和公司名称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公司，相当于原公司已退市，各年度之间的数据已不具备可比性，也一并剔除3）剔除上市公司公布的员工人数少于200人的样本（曾庆生 等，2006；唐清泉 等，2007）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以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数据也显示，所公布的人数太少的公司，要么是已经在走破产程序名存实亡即将退市的公司；要么是后面还有强大的母公司支持的子公司，其公布的员工人数和其实际起作用的员工人数有很大差距。
为保证数据可比性，这些公司需剔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