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包工头农民工的关系形态和行动策略 任树正+江立华〔摘要〕 建筑业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存在“家长式庇护”关系家长式庇护是一种基于先赋社会因素的庇护模式，其中具有情感维度和责任维度这种庇护行为形塑了建筑工地中劳动控制与反抗的策略在提供庇护的同时，包工头诉诸隐形的共识性契约，来获得对工人的控制、管理的合法性，而农民工依附于包工头的状态下争夺利益、反抗剥夺时则依赖乡土文化特质的人情法则与原始关系网络包工头对农民工的庇护是一种维持工地劳动力数量的有效手段，而农民工对包工头的依附，则主要是基于生存理性的考量〔关键词〕 家长式庇护；依附；包工头；农民工〔〕C912.3 〔〕A 〔〕1000-4769（2017）01-0115-06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建筑业农民工人数为5800多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21.1%相比“工厂政体”，建筑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生产过程难以被标准化和流水线化，建筑业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图景呈现多方面差异性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建筑工地被隔离出来的物理空间形态、难以付诸流水线形式的生产作业及标准化的管理流程，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复杂的包工头-農民工之间的关系形态和互动博弈过程。
一、包工制、关系与建筑业劳动控制建筑工地中普遍采用“劳务分包制”作为劳动力的实际组织方式，劳务分包制，或简称包工制，在建筑业生产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包工头和农民工，是包工制中实际劳动环节的两个主体：不管劳务经过几层转包和分包，最终都需要由包工头负责具体生产的组织管理与工资发放，而农民工则是劳动力的实际提供者包工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2005年建设部曾发文要求用三年时间取消包工头的称呼，代之以“劳务带头人”在田野实际调查中，农民工往往称呼包工头为“老板”，如果实际劳务分包中有一层以上的分包，则会用大老板和小老板分别称呼之包工头在工地政治中是斗争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农民工与资本方的中介和资本施加控制的代理人，是实际劳动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我们的问题是，包工队是如何实现内部管理和控制的？基于劳动过程的研究指出，先赋社会关系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沈原、周潇通过考察建筑工地的权力运作机制，发现农民工把先赋的社会关系带入到工地的生产中来，将其作为一种权力的可利用资源，形成独特的权力形态，关系在其中起到了生产忠诚、约束不满的作用沈原将这种不同于工厂霸权体制的特殊权力形态称为“关系霸权”〔1〕蔡禾等则通过桥头工人中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考察，认为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方面在包工头和核心工人中的效用是不同的，前者降低了风险，但核心工人的风险则增加了。
进一步的，是雇佣权力和人情法则共同建构出沈原所称的“关系霸权”〔2〕潘毅等通过自己在建筑工地上的观察论述认为，关系在建筑工地中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与其说是构造出了‘关系霸权，不如说是维持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3〕潘毅、卢晖临等认为，包工制本身，以及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先赋的社会关系遮蔽了真实的劳资关系，消解了抗争行动：“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普遍存在的老乡、朋友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乡缘关系被资本所利用，通过包工头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层层分包的用工制度，不但遮蔽了劳动关系，还将整个工人队伍化整为零，分化瓦解，从而削弱了工人抗争的力量〔4〕他们认为包工制和先赋关系是阶级语境中控制、剥削的主要手段但在劳动过程和阶级抗争视角下的解读也会遭遇不同意见郭宇宽从合约、利益相关者视角对包工制做了考察，并与潘文进行了有益的商榷他认为，包工制实际上是在现有法规、政策约束下，建筑行业和包工队的理性的合约选择和组织形式，是“具有现代性的一种表现”〔5〕因此，基于关系的行动只是理性行动的一种此外，亦有学者从空间、性别等角度做出解读。
如李静君、任焰、潘毅等的研究〔6〕从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格局角度做出解读，认为“包工制”这种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建筑工地只提供日常劳动力再生产场所，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在农村）使得劳动力的弹性支付得以可能，使工人能够忍受在工资拖欠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出卖劳动力〔7〕因为农民工在包工头的“庇护”下，能够满足日常衣食住行等需求，而他们长期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老家从已有研究看，关系都是被作为一个“因变量”来分析的，都是不断被消耗的这突出体现在对“先赋”一词的强调然而，包工队的维持，尤其是核心工人、技术工人、熟练工的维持，需要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否则，关系被消耗殆尽，包工队又如何维持劳动力规模并且有效组织生产？因此，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建筑业包工制下包工头-农民工究竟是何关系形态，这种关系形态导致了他们各自怎样的行动策略？并且，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可能的？本研究的调查地点属于W市轻轨交通三号线的某施工工地，通过2014年10-12月的田野调查，与包括钢筋工、木工、抹灰工、电工等施工队及其技术员、项目管理人员在内的个案访谈与参与观察，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本研究所描述的个案，虽然属于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由国有资质企业承建，但在具体包工队层面，与一般建筑业包工队并无太大不同。
这为考察建筑业包工队内关系形态、管理手段的一般模式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意味着，这里并没有太多“差异性”特征在综合了以往包工队关系、管理方面的研究后，我们发现，关系在不断被消耗的状态下，包工队为何依然得以维持，“遮蔽”说亦不能令人满意地就此止步恰恰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成为本研究的绝佳研究对象使本研究可以在个案研究中得出较为普遍的模式二、包工队基本关系形态：家长式庇护与依附庇护关系刻画的是发生在有着地位差异的不同角色间的特殊交换关系，同时囊括了人际关系和权威结构的维度庇护-依赖”关系的刻画最早可以追溯到华尔德对中国单位组织的研究之中，华尔德认为，中国单位组织中领导者通过“有原则的特殊主义”行动建构出与下级之间的“庇护依赖关系”，这种庇护是上下间建立的既包含“个人因素”，又夹杂着“非个人化道德信念以及正式的制度角色”的互惠交易网络〔8〕白宇烈描述了本地工人在外来投资工厂博弈过程中庇护依赖关系的建构过程华尔德所言的庇护关系的重要特征是组织内部存在明确的规则，而行动者是在制度的缝隙中寻求个人利益，白宇烈个案中的庇护关系则是在本不存在明确庇护关系的场域内，由于与共同的外来者谈判，保护群体利益从而建构出庇护关系。
Paik，W. Local Village Workers， Foreign Factories and Village Politics in Coastal China： A Clientelist Approach，China Quarterly， 2014，（220），pp.955-967.符平描述了一种“次生庇护关系”其基于初级庇护关系，由初级庇护关系中的被庇护者提供庇护〔9〕 但是建筑工地作为一个临时的生产共同体，其内部劳动力流动性很大，并不具有单位制和村落中关系、权力、经济阶层的稳定性；农民工在这样一个临时空间内，远离家乡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工地之外的城市可能是陌生的，除了包工头之外，日常行动并不会涉及到其他相关主体一个包工队之中，要么是具有先赋的地缘因素，如老乡；要么具有先赋血缘因素，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之中这是农民工进入建筑业劳动现场的主要方式，也是包工头劳动力召集的主要方式这种先赋的社会因素带来了管理上的方便，也为包工头-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张力：他们之间既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也是老乡、亲戚、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也意味着从原有熟悉的文化、关系情境中脱离出来，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场域。
在乡村文化中，“人带人”的模式意味者，带人者有责任保证被带入者的人身安全，并保证能拿到好工作，能按期拿到工资对于包工头来说，愿意跟着他干活都是出于地缘、血缘关系上建立的信任关系，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亦有责任保证农民工人身安全，并保证在工程结束后支付工资因此，就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来说，既有先赋社会因素的作用，也包含情感维度和责任维度这为包工头-农民工之间的庇护依赖关系既提供了可能，也构成了限制，建构出一种家长式庇护与依附关系一）“家长式庇护”家长式庇护，指包工头对农民工，尤其是核心工人，基于互惠关系、维持劳动力供给的理性考虑以及家长式的情感-责任意识而采取的庇护行为其关系形态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种包含了先赋社会因素和情感、责任维度的，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庇护关系包工头不能只被视为资本的代理人，时刻站在农民工的对立面事实上，在面对资本时，他们也是农民工的代理人是谁的代理人，取决于包工头正跟谁处于博弈行动之中并且，这是一种家长式的代理人，农民工是弱势者，处于资本-包工头-农民工的垂直体系的最底层，是弱势者，因此包工头在面对建筑公司、管理方时“自己必须替农民工说话”，从日常与上级沟通到年终讨薪，包工头将自我视为“家长”一样的角色，不但要安排、组织生产，也要为农民工在陌生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和安全负责，当然亦有责任保证后者的工资安全。
我把人带出来，跟着我做，我肯定是把他们当做自己人，我不但负责他们吃住，他们去哪儿玩儿，去哪里安全不安全，我也要管的家里有事要支钱，也冇得问题……我就跟他们说，我把你们带出来，我会负责保证你一切，我说过的……家里那么远出来了，这是我的责任在工地上，不管什么事，来找我，我都会管的2013102903，LXB）“我们这个队里，有年纪大的，干得慢，别人一天的活，他估计要做两天，我也不多说什么，你不出事就好这个规章嘛，有时候他们（农民工）记不得，忘了，我们自己看到就提醒下，说两句，也没什么……要是安全部抓到就麻烦，要罚款，严重点呢，我们就不能用你了……还是我去说情，把人保下来2013110202，LXB）”有两位包工头私下里也谈到，有时候工人不按生产规章作业，或者质量不过关，只要不严重到被工程部的人查出来，他们也不会管建筑業劳动仍然是需要相当劳动技术的行业，农民工的技能并不总能满足资本要求，尤其对于刚进入建筑业的农民工来说包工头事实上是这种不合格的劳动力商品的销售者和经纪人，为了达成交易，在某些情况下便会提供庇护，将劳动力商品顺利售卖出去包工头并非资本方，他们和工厂政体的代理人如管理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差别：包工头不但要对资本的利益负责，也要对自我利益负责：劳动力维持，工程顺利完工，避免生产、生活中的意外事故和冲突事件发生，等等。
作为资本-劳动力的中间环节，包工头必须在两端找到平衡位置，过度顺从资本意志的后果之一是包工队管理的困难和劳动力的流失，最后导致生意的失败因此，提供庇护显然是一种理性行动那时候人手肯定不够……我就给小L（H老板的工人）说，看你跟我也好几年，我还是很相信你，这些年嘞你没少出力，现在算我回报你的一个机会你到这里来带班，做班长，小事你都可以说了算2013112015，H老板）从乡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转移意味着日常劳动力再生产和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拆分，即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在城市的工地之内，而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被抛弃给农村工地上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是被打包在包工队之内的，由包工头负责解决其后果之一，即是农民工不但在实际的劳动生产中依赖包工头的安排，还在日常生活层面中依附于包工头家长式庇护不但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也开始延伸到劳动力搜寻和日常生活领域包工头在生产中允许农民工在劳动法规、生产规程允可的范围之外进入工地，进行生产，对后者的违规行为隐瞒；在生活中，包工头则会给予生产关系之外的庇护，如帮助解决工地日常纠纷等家长式庇护还包含了先赋社会因素和情感维度，一个包工队之中，要么是亲戚，要么是老乡，血缘、地缘因素在家长式庇护关系的建构过程中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