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共享分析框架与发展战略 兰洋 周丹摘要：绿色共享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结构性问题而提出的新思维、新举措，包含狭义和广义两重内涵绿色共享的理论基础是三大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作用，实现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企业）、个人三元结构，实现过程需要经历基础、提升、理想三大发展阶段就狭义绿色共享而言，当前工作的重心在于保基本、促协调、补短板，提高绿色供给的可持续性和均等性就广义绿色共享而言，包含产业、要素、制度和政策四大层面，重点在于加快形成产业转型、创新驱动、体制改革、政策保障的总体格局关键词：绿色共享；三大系统；转型三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D63：A：1008-7168（2017）02-0045-06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理念主要针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存在的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客观现实，力图重新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将生态改善纳入发展的核心目标，推动实现低能耗、低污染的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共享”发展理念则立足于我国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的严峻形势，强调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普惠式发展，实现公平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发展与共享发展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改善生态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乎全民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推进公平正义将为绿色发展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资源，避免由社会冲突诱发的环境问题基于这种交互关系，我们认为应当确立“绿色共享”的综合思维，将改善环境与促进公平正义视为有机整体秉承这样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对绿色共享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发展战略进行多维审视一、绿色共享的分析框架绿色共享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具有协调性、系统性、阶段性、普惠性等特征，具体表现在其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实现主体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这也构成我们基本的分析框架一）绿色共享的两重内涵综合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挑战和国内外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我们认为，绿色共享应当包含狭义和广义两重内涵狭义的绿色共享是对生态资源和绿色公共产品的普惠式分配方式，其基本特点是均等化、普惠性和可持续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尊重民众在生态方面享有的平等权利；二是逐步提升绿色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三是将生态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建设；四是着力推进绿色扶贫，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态条件广义的绿色共享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环境改善和社会公平等多元化目标的发展方式。
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破除将经济增长凌驾于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之上的传统理念，寻求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应该看到，狭义的绿色共享和广义的绿色共享是统一的，两者共同体现着绿色發展理念和共享发展理念的有机整体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环节和重要着力点，让民众享有更高的福利水平和生态权利是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后者则是实现前者的根本条件和动力源泉，唯有在整体上推进发展方式的升级，才能真正在分配领域实现公平正义值得欣喜的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调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这表明两种含义的绿色共享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都得到了科学的阐明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相关制度建设将进入快速推进期二）绿色共享的理论基础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发展理论逐步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以环境经济学（大卫皮尔斯）、产业生态学（罗伯特弗罗斯彻）、能源经济学（迈克尔韦布）为代表的绿色发展理论和以互惠理论（古德纳、萨林斯）、“宽泛理性观”（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共享理论在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实践。
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在人类整体发展的目标与前提问题上，承认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作用，强调其中任何一个系统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其他系统的健康运行，尤其重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存续的极端重要性，主张超越狭隘自我利益和人类中心主义；同时，在绿色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分配问题上，强调绿色权利的不可让渡性，重视生态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合理吸取上述理论成果，我们认为，绿色共享的理论基础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主轴的三大系统的相互关系，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三圈模型”[1]第一，狭义的绿色共享的理论基础在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交互作用即建立合理的共享机制、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同绿色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民众生态条件得到普遍改善时，将释放社会活力、提升人力资本、降低社会风险、减轻社会管理成本；另一方面，社会稳定和福利提升（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凝聚社会共识、加强社会约束、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投入，为绿色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稳定的环境第二，广义的绿色共享的理论基础涉及经济、社会、自然三方关系绿色财富和绿色公共产品归根到底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因而社会和自然系统的调整也离不开经济系统的支撑。
但是，经济系统并不具有本质上的优先性；相反，当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无法通过合理的机制为全体民众所共享时，会导致社会系统的结构错位，进而诱发通过掠夺自然转嫁矛盾的行为，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恶化经济发展的条件，葬送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维护生态平衡、优化社会结构是保持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提高生产力的题中之义第三，两重绿色共享的根本目标是在三大系统共生性基础上形成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生态财富的耦合关系其中，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手段，积累生态财富是重要载体，提升和共享社会福利是落脚点其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摈弃单纯积累物质财富的传统思路和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土地增值和廉价劳动力为主导要素的驱动模式，转而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推动生态财富累加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二是经济增长和生态财富的增加必须最终转换为社会普遍福利水平的提升，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速相匹配、绿色公共服务水平同环境改善程度相匹配，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是绿色共享所追求的福利不仅包括民众生活的安全性福利和适宜性福利，也包括可持续性福利；不仅包括当代人绿色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也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用的代际公平。
三）绿色共享的实现主体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绿色共享，其实现主体都包括政府、市场（企业）、个人（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组织），这三元主体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也被称作转型三角[2]在该三角关系框架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形成合力，是绿色共享得以成功实践的关键即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发挥政府在绿色共享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健全市场机制，激发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市场在绿色共享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联动机制，提高民众在绿色共享中的参与程度和监督力度，发挥公众参与的支撑作用[3]第一，政府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生态保护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承担着宏观调控、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等职能绿色共享或绿色发展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政府能否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建立完善的制度和具备高效的决策及行动能力第二，市场在绿色共享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寻是经济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它既构成绿色经济转型和绿色创新的根本源泉，也构成绿色公共产品和绿色福利的重要来源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优势，鼓励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到绿色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来，开掘绿色产业和绿色创新的发展潜能。
第三，民众是绿色共享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和监督者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组织扮演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角色，在绿色增长、共享经济、环境治理和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充分发挥民众和相关社会组织的作用，有利于弥补可能出现的“政府缺位”和“市场缺位”，推动形成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绿色共享局面同时，绿色共享的实践最终需要体现在私人生活中，通过发展绿色科技、推动循环社区建设、建立绿色补偿机制、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等措施，培育民众绿色的消费文化，激发环境保护意识，推动自我管理，使绿色共享落实到生活点滴之中四）绿色共享的发展阶段绿色共享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存在差异，其思路、理念和策略必然各有侧重从相关发展经验和人类历史的逻辑看，大体而言，包括基础阶段、提升阶段和理想阶段在我国，每一个阶段又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相关一是基础阶段狭义绿色共享是指民众在生态方面的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生态福利及均等化程度处于低端水平，生态产品供给侧与需求侧达到低水平均衡，针对弱势群体的绿色扶贫实现基本覆盖，广义绿色共享是指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负向交互作用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
具体包括：绿色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绿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大提升；社会贫富分化和结构错位得以缓解；环境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二是提升阶段狭义绿色共享是指全民生态权利和生态福利处于高级水平，绿色产品供给结构健全，民众的绿色需求得到充分保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广义绿色共享是指完成传统产业向循环经济产业、高效节能产业以及绿色科技产业的升级转型三是理想阶段绿色共享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建立一种同工业文明、物质文明不同的“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它能有效克服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对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发展条件的排他性占有，以及由这种占有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間共生和谐的社会阶段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共通性换言之，绿色共享的理想状态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等于自然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p.185）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现代化事业下半程的开端，就绿色共享的双重内涵而言，我国都处在基础阶段正视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现阶段的基本方向和任务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工作的重点在于夯实基础、补齐短板，厚植发展优势，坚守民生底线。
既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加速建设绿色保障体系；又要避免急功近利，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不能超出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二、绿色共享的发展战略绿色共享对当下的中国而言，既具有急迫性，又具有阶段性因此，相关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量主体能力和客观形势，坚持科学规划、制度保障、多方参与、有序推进一）狭义绿色共享的发展战略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遵循中央的整体部署，绿色共享机制建设应着力实现“保基本、促协调、补短板”三大阶段性目标第一，拓展民众的基本生态福利，保障民众生态权利，建立可持续的生态保障体系现阶段，我国绿色产品供给和绿色福利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生态欠账过多，生态风险高发；二是保障体系仍不完善，资源配置低效；三是供给侧结构失调，供需错配较为突出；四是市场机制有待完善，产业化进程滞后；五是路径依赖严重，政府财政负担巨大因此，目前我国绿色保障体系建设仍以“保基本”为首要目标，完善托底社会政策，守住民生底线必须看到，要完成这一任务，仅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寻求供给主体的多元化，通过消除制度性壁垒，减少不合理干预，为市场主体和民众参与绿色公共服务营造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与投资环境。
特别是要积极探索各种类型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模式，发挥民营经济在技术与资金方面的优势，推动供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