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回顾与前瞻 摘要：我国与新加坡自1990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双方政府签署了制度化的教育交流合作框架，多主体搭建了丰富的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师生互访已形成规模，两国合作办学日益深化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发挥了语言文化近缘优势，重视战略规划和高层引领，且立足实用主义外交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打开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局面两国未来应搭建若干高层次双边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实现学分学位互认互联，拓宽奖学金来源，进一步加强合作办学，并充分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交流合作，教育国际化，新加坡，中国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7-2020年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不同类型国家教育制度与政策研究”（编号：17JJD880006）的研究成果2020年，我国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我国与新加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提升，合作领域日益深化拓展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天然伙伴，两国包括教育在内的各方面交流合作必将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值此重要里程碑时刻，回顾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历程，总结成绩，分析局势，并展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新建交以来的教育交流合作进展因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间关系时有起伏冷战”时期，中新交往限于经贸合作，1990年建交后才真正放宽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的交流[1]尽管如此，经过双方30年来的共同努力，如今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在多个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双方政府签署了制度化的教育交流合作框架1978年，邓小平同志出访新加坡，迈出了两国由意识形态分歧形成的对立走向友好交往的关键性一步此后，双方定期进行官方互访，重点加强双边经济关系，但教育交流合作依旧有限为数不多的几项举措之一是新加坡从1988年开始为我国大学提供35个英语教师进修奖学金名额，入选者在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接受10个月的培训，且每年从中选出最多5名学员攻读一年制的硕士课程[2]直至1999年6月，双方签订《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下称《备忘录》），在代表团交流、留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和语言教学、学术交流和校际合作等多个方面达成了系列协议[3]《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新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开始由高层个人的推动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使双方从此能够就教育交流合作举行定期会晤，并讨论可以建立和加强教育联系的领域。
《备忘录》3年一续签，延续至今，铸造了中新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宏观框架二）多主体搭建了丰富的教育交流合作平台除了两国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对接，中新各级政府、学校以及非政府组织还为双方的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了各种双边、多边平台两国在2003年成立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Joint Council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该会议虽不专属于教育领域，但新加坡教育部长通常都会出席，对于促进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2019年的会议上，两国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青年实习交流计划的协议》（Youth Interns Exchange Scheme），为中新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提供实习交流机会这是新加坡与他国签署的第一个双边实习交流计划，而新加坡也是亚洲第一个与我国签署此类协议的国家[4]地方层面，我国多地教育主管部门与新加坡教育部基于双方签订的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定期轮流承办中小学校长圆桌会议或教育论坛，十多年来促成了诸多教育交流合作项目另外，许多区域性多边平台，如亚太经合组织教育部长会议、亚洲教育北京论坛，尤其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也为中新的教育交流合作打开了重要通道。
2018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21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发表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将教育交流周列入双方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合作平台[5]新加坡政府、学校及师生积极参与，并高度重视该教育交流周历届活动三）师生互访已形成规模我国派遣人员赴新学习是两国起步最早的教育交流合作形式1999年的《备忘录》协定两国每年互换语言教师进修奖学金名额2019年起，我国每年另派15名来自高等职业院校优秀教师赴新加坡的理工学院见习交流3个月[6]地方政府和中新校际间发起的教师交换、培训项目则不胜枚举规模最大的还是留学生群体新加坡从中新建交次年起便设立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到新加坡公费留学的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计划（Senior Middle School①，SM）[7]《备忘录》还协定两国每年互换10个为期1年的奖学金学生（含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且双方鼓励和支持本国有关机构和大学为对方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或其他资助[8]据统计，1999年有26名新加坡籍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学习，此后数量稳步增长，从2012年开始破百。
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和学校也设有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加上规模庞大的自费留学生，因此1999年来华留学的新加坡学生还仅为466人，但从2005年开始人数破千，此后迅猛增长，到2013年达到5290人，近年稳定在年均5000人上下（详见图1）相比之下，我国前往新加坡留学的规模更为庞大200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就有1.3万至1.5万名，占到新加坡留学生总数的1/3[9]近年，在新加坡留学的国际学生中已超过半数来自中国，达到5万人[10]图1：新加坡来华留学人数（1999-2018年，单位：名）数据来源：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写的各年度《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两国还有多种短期学生交流项目，重在增进两国年轻一代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了解2002年5月，中新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中新本科生交流计划”（Sino-Singapore Undergraduate Programme），双方同意每年交换50名优秀大学生，彼此互访两周[11]除了大学，中新两国教育部在2002年也建立了面向中学生的双边交流项目[12]新加坡教育部在2004年还成立了“学校结对基金”（School Twinning Fund），以支持新加坡中小学与中国学校建立结对项目。
[13]报名参加这种项目的新加坡学生不仅要接受更高层次的汉语教育，而且还要系统学习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并要求前往我国开展一段时间的“浸入式学习计划”（Immersion Programme）近年来，这种浸入式学习以更短期的海外研学旅行形式拓展到新加坡更多的中小学与此同时，我国如今每年也有大量中小学生前往新加坡研学另外，根据两国2019年签订的青年实习交流计划，从2020年开始，新加坡每年将有500名来自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全日制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在中国的企业进行为期不超过6个月的实习，而新加坡也将接受同等数量的中国学生赴新实习[14]（四）两国合作办学日益深化合作办学属于深入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形式，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能全方位推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协同合作1993年，我国教育部批准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在新加坡开办中文MBA学位课程，开创了中新合作办学的先例[15]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中国高校首个海外研究生院，标志着我国高层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正式走向国外[16]2005年，我国在南洋理工大学设立孔子学院[17]2006年，应新加坡政府邀请，我国在新加坡创办汉合国际学校（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②，这是中国大陆基础教育首次走出国门办学校。
2009年11月，两国教育部签署《关于合作建设新加坡第四所公立大学的谅解备忘录》[18]次年，浙江大学就此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签署执行合作协议，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办学模式[19]同时，新方也进入我国办学例如，东华大学与新加坡莱佛士设计学院1994年在上海合作创办了东华大学-莱佛士国际设计学院[20]新加坡国立大学2004年在上海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学院（NUS Overseas Colleges），2009年和2019年又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设立类似机构，旨在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提供国际化创业教育[21]2010年，在习近平主席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见证下，苏州市人民政府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署协议，双方联合建设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同期，天津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签署备忘录，将合办一所科研型国际化学院[22]近年来，中新还开始在我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本科以上学位项目截至2019年底，我国教育部依法批准的这类项目③已有6项[23]在基础教育阶段，新加坡也正尝试在我国开办国际学校如2019年8月，中新广州知识城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签署协议，新加坡名校华中国际学校（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将落户广州。
[24]总之，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形式日益多样，深度与日俱增，成果不断涌现上文只是列举了一些代表性例子，并以制度化、常态化的交流合作为主实际上，两国建交30年来的教育交流合作成绩远过于此二、中新教育交流合作的特点与趋势回顾中新教育交流合作历程与成果，笔者认为呈现出了一些典型的特点与趋势一）发挥语言文化近缘优势新加坡作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唯一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使得中新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这不止于双方在地理位置上的邻邦关系，更在于语言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近缘关系新加坡从独特的国情出发，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实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同时兼学母语的强制双语教育政策，并将汉语（新加坡人称“华语”）指定为三大官方母语之一④1979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最初是鼓励新加坡华人“少说方言”，后发展为鼓励以讲英语为主的新加坡人使用华文华语，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基于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新加坡帮助我国培养英语教师、我国帮助新加坡培养汉语教师成为两国早期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切入点，且至今是《备忘录》的协定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当初制定双语教育政策，是将英语界定为最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国际化媒介，将母语则定位为传授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最佳手段。
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也主要是希望借此加强华人社区的凝聚力但在2019年的新加坡“讲华语运动”40周年庆典上，现任总理李显龙在强调新加坡人学习汉语的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还明确指出这还有“实际好处”，“如果要在中国工作、与中国人打交道、把握住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就必须学好华语”，并表示“新加坡要坚持不懈地推广华语”[25]正如李显龙在致辞中谈到的，这种更现实的价值将给新加坡人学习汉语带来更大的动力这也预示着语言教育互助将继续成为中新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实际上，早在2004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就提出“有必要超越双语教育，培养一批对中国有兴趣，有能力在未来与中国接触的高素质新加坡人”[26]正是基于此，新加坡在次年建立了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的双文化研究项目，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学生来华开展浸入式学习的热潮，当然也为新加坡学生来华留学带来了现实需求此外，语言互通给两国其他方面的教育交流合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在组织两国中小学师生的交流、培训时，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且除了语言，中新还共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和相关价值观这使得中新的教育交流合作有了坚实的文化认同根基，并因此可以突破价值无涉学科的局限，在人文社科等更多领域有更大作为。
二）重视战略规划和高层引领尽管中新两国有着大量民间自发的教育交流合作，但双方政府的战略规划，尤其是中央高层的引领推动，是中新这几十年来教育交流合作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