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三）丝和丝织品的运销织品的产地多在丝产区，但也因土地、技术等关系，有作为原料的丝的运销；尤其经丝，要求质量高，远销最多明代的商品丝主要是浙江湖州府的湖丝，其次是四川保宁府的阆丝有人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多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山西〕潞〔安〕最工，取给于阆茧[78]①湖州丝的贸易中心在归安县的菱湖镇，镇临苕溪，隆、万时，“四、五月间，豀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79]②从这里南下杭州，北走苏州；销福建者，则多系闽商由苏州运去湖州邻府嘉兴也是个丝产区，其贸易中心在石门，地临南运河，“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80]③其丝也走苏、杭其实，苏、杭也都产丝，购湖丝多用于经丝福建虽不产丝，也不专用湖丝苏州丝还销往广东广东也产丝，但要织精细的粤缎，则要用苏州运来的好丝[81]④阆丝是四川宁府诸州所产，不限于阆中阆丝也不止贩运到山西潞安，也贩运到江、浙丝产区，千里迢迢，主要也是因为它质量好，可能生产 成本 也较低阆丝中有称水丝者，“精细光润，不减胡(湖)丝，……吴越人鬻之以作改机绫绢，岁夏，巴、剑、阆、通〔江〕、南〔江〕之人，聚之于苍溪，商贾贸之，连舟载之南去。
土人以此为生，牙行以此射利[82]⑤苍溪是保宁一县，临嘉陵江改机是一种幅面较阔的品种，用阆丝可能因坚实其实，潞绸也不仅用阆丝，并远取湖丝[83]⑥阆丝又不仅销山西、江浙，大约也是成都著名的蜀锦的原料[84]⑦明代丝织业已甚发达，不产丝之地，只要有能工巧匠，如潞安、泉州、成都，也有著名的丝织品销往各地不过，最大的丝织品 市场 还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带如前所述，这里并形成几个丝织手 工业 镇市对于这些城市和镇市的商业繁荣，史料甚多，但很少言及具体运销路线和品种、数量，这也是我国史笔不足之处仅见者如：“秦晋、燕周在机，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85]①，具贸易中心则是杭州杭州市场上的绢，“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86]②又湖州的包头绢，“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87]③从这些 材料 可以看出，浙江丝品的主要走向也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局改为领织和市买，丝织品的北运当然更盛不过，明代丝织品的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了，在北方各城市均有市场如山东临清，万历间有“缎店三十二座”[88]④；乃至北边如宣化，亦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89]⑤等。
这种远销的大约以高档货为多，一般的绸和纺绸，可能还是南人习用潞绸原因入贡而织，系长治、高平、潞州等地民间织户所造，但也有大量商品绸在昔(指明代)全盛时，……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90]⑥这种绸大约适地北方，“是绸也，士庶皆得为衣”[91]⑦福建，“闽不蓄蚕”，而闽绸则颇出名，这也是因为质量好泉人自织丝，玄光若镜，先朝士大人恒贵尚之，商贾贸丝者大都为海航互市[92]⑧“福之丝，……下吴越如流水”，并“航大海而去”外洋[93]⑨广东也是这样广纱甲天下”，“金陵、苏杭皆不及”，粤缎“行于西北”，外输“东西二洋”[94]①丝和丝织品与棉花、棉布不同，它们基本上是商品生产，价值较高从上述情况还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凡是质量好的，都能远销，并有出口因而运销繁荣，市场的扩大，对生产的作用也比较大明代官丝织局的生产能力大约为五点七万匹，这是按高级产品缎来计算明后期，苏、杭一带民间机户的织机大约为官织局的三倍，生产不限于绫、缎，产量较高嘉靖以后，官织多改为领机和市买，历次加派常达十万匹，即靠民机生产还有，农家副业的丝织品生产，主要是绸和绢，也大部分是商品性生产这样，粗略估计一下苏杭一带的上市量，即参加长距离运销的丝织品，每年可达三十万匹左右。
按各类平均每匹一两计，价值在三十万两左右棉布是明代新兴的大宗商品，丝织品则是有悠远 历史 的商品了在正常情况下，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商品市场的扩大，常是伴随着它价格的降低的丝织品的贸易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据汪士信同志研究，绢的价格，明代平均比宋代下降了百分之六十；这里面有银价下跌的因素，但若将绢价折米计算，明代平均也比宋代下降百分之十一明代从永乐到嘉靖，绢的价格是上升的，但一般物价的上升更大于绢，如将绢价折米计算，仍是下降的其情况如下：[95]②绢每匹合银(两) 绢每匹合米(石)永乐时期0.63 ?正统时期0.50 2.00成化时期0.73 1.27嘉靖时期0.70 0.82(四)其他工业品的运销以上，分别考察了粮食、棉花和布、丝以及丝织品的长距离贩运此外，传统工业品中，除盐(它的运销只决定于 人口 数量)外，最重要的是铁明代较早地开放民间冶铁，明后期，广东佛山的铁冶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四川的铁，经长江运到江苏无锡[96]①；福建的延(平)铁，经海路运到苏州[97]②而广东的铁，长途跋涉，用驮运经大庾岭到江西[98]③，非有有利的市场是不会行销这么远的(这里所说的铁，也有可能是铁器)铁器，原来是铁匠就地锻造，并主要是接受用户加工。
明代，开始有了小商品生产，同时也就有了商品运销明后期，并出现铁器集中产区，成为有名的铁市，如苏州的 村市，震泽的 丘市，以及广东的佛山市佛山在景泰时即是“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辐辏”；[99]④在天启年间即已分为炒铁、铸锅、铁钉、铁线、制针等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佛山铁器，尤其是铁锅，之所以行销甚远，主要是由于其质量好冶家对于技艺人“必侯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故佛山之冶遍天下[100]⑤在佛山铁器铸造业中也已有了 资本主义 萌芽江西饶州的制瓷业，是明代发展起来的，景德镇之名即得之于明瓷明后期，景德镇的瓷器运销已是北到燕北，南到越南，西到四川，东出海外了[101]⑥此外，若漳州、泉州的糖运销江浙及海外[102]⑦，江西铅山的纸运销河南、安徽[103]⑧，都是明代新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前已屡提及，工 农业 产品的交换是最重要的商品交换，工业品(这时是手工业品)之陆续进入市场，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四 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明代徽商和山西、陕西等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曾引起中外学者重视，不少研究著作本文不拟多论，而是把它作为市场的一个因素，从他们经营的内容、资本组织和资本量上，来考察一下大商人资本的作用明代市场上最大量商品是粮食，商业资本的最大部分也应用于粮食运销。
但粮食的经营很分散，所在产地和销地都有粮商；并且运销利润较低，明代多数贩运商尚未专业化，粮食常是兼营的因此，新兴大商人资本的主营业务不是粮食，而是盐、茶和布、丝织品、木材等先看徽商安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104]①这里“鱼盐”是偏义复词，实指盐汪道昆的《太函集》记徽商最详，称“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又“吾郡中称闾右世家，首推东门许氏，……以盐 贾”；“邑中世业最显者莫如诸程，之浙贾盐 ”；汪本人的先世也是“宗盐 ”[105]②就是说，微商资本最大的都是盐商，或以盐起家就徽商说，盐以外，最大的资本是典当，徽典遍于大江南北一家典当所需资本并不多，但典当多系联号或联营，故成大商人资本典当不属商品经营，本文不论再其次，则当是茶和布安徽是茶产区，茶商自多张瀚说：“盐、茶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106]①布是大宗商品，当不少经营还有木材，也是安徽特产，尤其是婺源寿材，经营者也是大资本在清代，对徽商习称“盐、典、茶、木”[107]②，是指其声势是显赫者而言，不是指商品多少；在明后期，看来也是这样盐，是王朝最重要的专卖品，利润特大；盐商又都经营私盐，利润就更大[108]③。
正因如此，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 交通 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盐商带有官商性质，尤其是明代实行纲法，引商编入纲册，世袭专利，其特权性质尤为显著并且，盐的运销自不是自然 经济 的补充，它的生产和消费决定于 人口 数量，无论有多在资本投入经营，对于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少作用只不过是扩大剥削量，从而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而已茶，在明代，除官茶、贡茶外，茶商都是引商，也属特权商人；张瀚就说，其利润大是因“第市法有禁”[109]④不过，茶叶运销的扩大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江南茶产量的增长主要是在清代，明代发展有限木材虽是一般商品，但当时大的木料主要是宫廷和官廨所用，大的木商领有官帑，替官采办，因致大富如万历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 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120]⑤再来看山西、陕西商人这些西北商人中资本最大者也是盐商，这又和明代的开中制有关洪武年间，边防缺粮，乃招商纳粟，给以盐引，令持引到两淮、河东贩盐，所谓纳粟中盐经营此业者多系西北商人，称边商在这种场合，商人须有两套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故非大商人莫属。
这些大商人，实际是替官家购粮、替官家销盐，其资本实际不是独立的商业资本为了纳粟北边，有些商人即在边地募工垦植，以免运粟之劳，称商屯这种商屯是“自筑墩台，自立保聚”[121]①，看来还不是自由雇工，其剩余产品交官，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其后，北边战事，商屯破坏弘治间，出现代支，即纳粟产人领得盐引后，可将盐引卖给别的商人去贩盐又出现开中折色，即纳粟改为纳银这样一来，边商内徒，多寓籍淮扬，西北盐商也和徽州盐商一样，变成专业盐商了万历时，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122]②在开中制中，除纳粟外，还有纳茶中盐、纳布中盐之举，与纳粟作法同纳茶、纳布虽不经常，但有重要性西北商人贩茶，多自四川，主要是供官府作茶马互市之用布，很大部分是供军服之用；明初西北军服，一次常需六、七十万匹布，较燕北、辽东都大所以前引史料，常见秦晋大贾到松江贩布傅衣凌同志说：“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123]③还可补充说，这些活动都与官家的需要有关，并以盐为关键，因为是大利之所在到明后期，这些活动基本上都属于商品流通性质了，但其与封建政权的联系，始终是存在的。
现在再从商人资本组织上来看明代出现贷本经商和合伙制度，这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有一则徽商的记载说：“伙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大户，大户必重〔汪庭榜〕先生一言而后与之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124]①又商人王敦夫，“从族人贾汪陵，……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125]②这里的贷本，或是贷给族人，或是有力的乡绅作保，而所保亦系族党子弟；看来，宗族关系很重要，还说不上是货币资本的信贷此外，徽商中有友人“寄金”之事，就事例看，“寄金”不过百两、数百两；又商人间使用借券，要维护借券的信用这虽不限族党，但不象是借本的性质合伙制，在徽商中有“伯兄合钱”“昆季同财”等记载，这等于是一家合伙，是从家族经商演变而来的，也是一个商人的第二代常见现象又如休宁的程镇：“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久之，业駸駸起，十人皆不赀[126]③这已是多人合伙，但仍以程氏宗族为限，并且这种“合从”，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所以发家后“十人皆不赀”不然，商人在生意发民中，“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127]④，有外姓人加入是很自然的，但未必是合资关系。
宗族制在明代仍是一个限制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合伙制或伙计制，在山西商人中尤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