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文化之于高校现代治理何以可能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权威的制度文化允许个人和学校、学校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工具性的私人关系，这层关系可以影响领导干部的决定，使领导干部对规章制度和资源分配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变通这个渠道的存在既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导致的圈子文化的结果——在这种圈子文化中，领导层和个人之间形成非正式的庇护关系，在维系人际关系和引导成员行为方面更加柔和、更加真切[6]（P9）——这种柔和、真切的上下级关系相比于科层制的等级分层而言，更切合双方的情感需求，双方在彼此帮扶中不断建立情感和利益的纽带，进一步强化了“单位”的共同体意识和个人在集体中的自我认同、自我定位——这也是单位制下的一套特殊体制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契合了单位制的运行逻辑同时，高校也在不厌其烦地动用各种方式增强高校本身作为“单位”的成员的归属感（同样地，高校的政治力量也以高校党员为切入点不断加强学校各基层的政治组织力量）这种归属感既符合现代组织发展建设的要求，同时从与其他制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向传统的单位制度的回归的文化倾向单位制时期被深深嵌入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应用于对契约关系的抵制之中。
集体主义”被嵌套上“情怀”的价值，成为了高校留住人才首打的感情牌正因为集体主义精神在现实社会依然具有极其深刻的价值和作用，它也就此承担着柔化“个人主义”的功能高校也注重于培养教职工的这种集体主义意识，以校训、校风、学院评比的形式，强化个人对学校“单位”的情感但实际上，相对于被国家法律限定的工资水准，福利更能对教职工的意向产生实质性影响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附加值（福利）更加优越的单位就业，这也促使单位把集体性质的福利作为进行管理的手段高校往往通过较高的福利制度来吸引人才和稳定职工高校的集体福利系统越完善，在构建集体意识方面就越有利大多数高校的“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的改革方案，原本是顾及老一代人文化心理震荡的情绪，但却从侧面起到了留住老一代人的效果；而对于新一代教职工，高校往往会动用住房补贴、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等原本属于单位制社会应当承担的工作，对其进行心理冲击（而这三项政策无疑是对于国人而言最为紧要的人生三大事），以此起到留住人才的效果这一过程是基于单位制度下福利政策的结果，其结果也从侧面起到了维系单位情结的重要作用三、单位制文化对高校治理和高校文化的积极意义显然，高校承担着两种不同的职能：以自身专业分工为基本组织目标（学术繁荣功能）和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整合功能）。
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和人才的培育基地，必然要坚持学术的功能，但同时，高校又是必须实现社会整合和统一管理的行政单位，关于两者之间的地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有一点无疑是明确的：如果两者之间的矛盾结构不能消除，高校便无法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单位制文化在高校的治理逻辑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行政功能贴近学术功能，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一）推动高校社会政治整合在纯粹单位制社会之下，高校单位人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全都依赖于高校的资源分配，因而可以说，单位人是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而换取各项资源的学人依附于大学、大学依附于国家，大学发挥着既不可或缺又不可替代的政治合法性供给者的角色，这时的大学及其职工可以说是国家政权‘天然的服从派’”[7]（P48）但随着各项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单位人的资源索取渠道不再为高校所垄断，这很可能导致那种在群体默认状态下对国家整合的认同心理出现实际意义上的瓦解，导致知识阶层乃至知识分子中的准精英阶层同国家意识相对分离的风险，从而降低大学的政治整合效能同时，大学独立性的增强和追求平等地位的诉求会使外部政治体系对大学的政治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而降低政治整合的效果此时，单位制文化对政治整合的强大吸引力就表现了出来。
行政力量居于核心地位，对高校各项事宜进行统筹，无疑既是对国家层面理念的继承，又能考虑到对高校中个体利益的顾虑心态行政系统动用其强大而广泛的网络系统，对基层个人进行思想引领和再教育，并以对稀缺资源的嵌入为手段使个体对其产生一定的依赖，构建自身合法性的同时，实现对高校管理在宏观上的把握二）增强集体主义精神和身份认同唐慧玲对现代性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在后单位制时期，随着个人自由度的增加，个体越来越靠自身而不是外在的‘他者’来对未来的行为作价值上的评判或‘意义’上的考量，其行为的主观性日益增强[13]集体主义的缺失是高校现代化管理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高校教职工对于高校组织的认同是建立在个人身份的定位和对组织的疏离程度上的，随着行政性关系转变为契约型关系，先赋性因素逐渐居于次要地位，自致性因素的地位上升，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身份（即选择权利和义务）的权利，由此，个人对组织的归属感也发生了转变，传统的起到“社会功能共同体”作用的高校正朝着“工作共同体”的方向转变，基于全能型功能的组织、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父爱主义家长制和个体热情与奉献精神的高校归属感也逐渐演变成单纯的获得生存资料的工作场所。
基于这样的事实，高校教职工的社会角色也不得不从“高校的主人”转变为“被雇佣人”，这种心理落差实际上也导致了教职工自身身份的模糊化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促使着个人脱离于高校集体的趋势加强人们的参与行为已经不再以对这种组织的全面依赖作为基础，而更多地是把参与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行为，并以此为基础，来构造自己对组织的认同[14]在传统认同模式瓦解，而新的建构模式还未出现的过渡时期，单位制文化无疑是凝聚群体意识的可供选择的途径借助单位制时代用以增强集体主义精神的举措，将带有分散化趋势的高校个人重新组织起来，并逐渐在集体中构建自己和高校之间的关系，重新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单位制文化的一大优势所在三）有效补充正式化制度在单位时代背景下，单位人动用原有的人际网络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乡村价值观念但又受现实背景影响的利益补偿体系这种体系是利用“私人关系”构成的与科层制的资源下达方式并行的再分配机制尽管单位制瓦解，但这种机制下的投机主义思想却伴随着个人主义的抬头被继承甚至合法化在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组织结构才是分配资源的正式渠道，至少在资源分配中起到很大一部分作用，而正式组织只是维持科层制运行及其基本秩序的手段，因为它过于理性，无法解决超越于理性的人际关系的纠纷，另外还受制于科层制的表现形式，无法解决突发性、非常规事件——此时常规的制度模式不再起任何作用，高校领导的权威意识再次获得了存在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单位制文化必然也会对高校的发展形成掣肘，对此我们务必要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我们无法判断单位制的文化遗留是否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毕竟单位制文化的根基不仅仅植根于单位社会，它同样也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价值观念相契合，因此至少并不会随着单位制的消失而消磨殆尽，反而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强这种单位制文化在现实事务的实际运营中会逐渐形成一种行为范式，潜藏在正式的规则之下潜移默化地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实践四）整合高校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行政系统过多干涉学术的后果就是，行政科层决定的“依赖”、“控制”、“等级”等原则和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追求的“自由”、“自治”和“平等”的价值理念产生矛盾冲突而这一冲突实际上是伴随建国后的大学发展全过程的尤其是在单位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大学治理的目标更加趋向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层面，而不去探讨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工具理性”层面，但显然后者比前者的力量更为强大在两种理念的冲击之下，“我国公立大学治理理念在适应与超越中左右摆动，治理价值在依附与独立间去而复来”[10]（P61）显然，行政与学术的冲突，并非是单位制文化和学术诉求之间直接的矛盾，而是行政过多涉入学术领域而产生的副效果。
单位制文化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实现高校的政治整合和有效管理方面，因此其最佳的应用场所是高校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不是学术领域构建基于行政逐渐脱离于学术核心地带的单位制文化制度体系，则能够从政治整合的层面实现与大学的价值理性的双轨并行，即“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以从学术的踌躇中剥离出来的带有单位制文化的行政体制来构建高校的政治整合功能，并与学术功能并行，构成高校各领域治理的两大支柱，是实现高校两种功能相统一的一种可选择的途径这也就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实现“单位制文化”与多元民主原则融合并行的可行性四、对单位制文化与高校现代化治理的思考要再次明确的是，这种构建的高校单位制文化，并非是现有高校管理机制的补充机制，也不是作为调和行政与学术矛盾的中和剂而出现的，更不是对原有单位制度的恢复，而是作为嵌入行政管理逻辑中与学术功能互为补充的一种法则在这种运行机制中，单位制文化并不排斥民主和法制，它是高校实现有效管理而搭建的纵向格局单位制文化如果想要同现代高校治理进行融合，必然要向现代治理模式实现一定意义的妥协，并贯穿“国家—高校—个人”这一系统的全局高校治理应用单位制文化进行治理的目的实际上也在于将单位制文化的优势作为实现治理转型的过渡手段，最终建立“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15]的多元化综合治理体系。
一）促进行政与学术的相对分离：以服务学术为导向行政与学术的相对分离，是高校一切管理制度改革的前提和条件正如前文所讲，高校行政与学术的冲突并非是天生对立的，而是行政过多干涉学术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几十年来，大学组织体系内的影响因素首先是权力，这种权力是以把控财富作为前提的，在此之后的因素才是声望和学术所带来的附加影响力，而显而易见，两者的约束力和控制力不可同日而语在大学和学人二者都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大学人文精神的生长缺乏必要的契机、空隙乃至土壤[7]（P47）高校的发展依赖于行政与学术的相对分离，但是这个分离“度”的把握却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对高校、对个人的有效组织和管理首先，高校行政系统必须明确树立起这样一种理念：高校行政力量应当以服务学术为导向，以服务于学术作为宗旨，而不是将学术视为行政的延展和外延并纳入行政制度的管理和束缚当中高校行政系统必须建立起一种“限制与反馈机制”，即一方面对涉及学术内容的行政行为必须经由利益相关的学术个人或团体进行参与和商讨，同时对学术的干预又必须停留在宏观规划层面和非专业领域，尽量减少对具体学术活动的计划和控制，即行政可以分配资源，但不能决定个人（学院）对资源的使用权；行政可以决定职称名额，但不能决定各种专业进行评选的方式；行政可以开展专业学科评估，但不能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学分设置。
当然，即使是在分配资源的阶段，也必须加入民主的成分而对于行政部门而言，推动行政资源从学术中脱身，有效地节约人、物、资金等资源，有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构建高校的政治整合中而这一推动高校实现整合的过程，也就是利用单位制文化独特的优势展开思想教育和促进个体融入集体的过程二）实现资源分配渠道的融合：资源的正规化配置和利益补偿机制的规范化并行现代性的高校管理制度如果要运行，必然要构建明晰的规章准则，但在高校资源分配的途径上，绝不能忽视利益补偿机制的巨大作用能否利用利益补偿机制，以实现在各个学院之间的资源交换和心理平衡，当然决不能仅仅取决于领导层的个人意愿，而应当尝试构建一种与正规化渠道相结合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够避免科层制属性上的僵化保守，从而使得对资源的分配更加及时、迅速；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利益补偿机制下的个人诉求，但是又不能单纯地将这些额外于正式制度的因素全部纳入其中，而是将其控制在合乎规章制度的范围内，从而不至于与组织制度相违背，由此实现单位文化和现代化制度的结合三）推动多元参与主体的构建：领导层与基层民主的良好互动在高校治理中，必须加入民主的成分，使高校单位制文化最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