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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家的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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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家的民族思想_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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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家的民族思想武跃(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呼和浩特010010)摘要:早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讲,它是由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民族思想构成的一个整体,它体现了儒家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关键词: 儒家、民族思想、夷夏之辨儒家民族思想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儒家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儒家学派自诞生以后,早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便根据当时的民族情势,相继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不仅体现出早期儒家民族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而且还体现出儒家民族观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初步奠定了儒家民族观的理论基调和今后的发展趋向一、 孔子的民族思想华夏夷狄之辨是孔子民族思想的出发点孔子的家乡鲁国是“周礼”的创始人周公的封地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鲁国有“周礼尽在鲁矣”的美名孔子受邹鲁文化的影响,极重宗法血缘关系,大力提倡孝道,因此对民族之间的传承和差异是很重视的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既使华夏诸国牌动乱状态也要比夷狄之国强孔子的民族观念中明显地具有重夏轻夷的倾向。

秦汉时统一的封建帝国建成,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民族思想对汉族人民民族观念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历史上每当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民族主义便成了团结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旗帜孔子“重夏轻夷”的观念也融入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中,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宣传、提倡,“夷狄如禽兽”的思想在汉族人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是封建地主阶级民族政策的基调从秦始皇“开百越”、汉武帝抗匈奴、隋炀帝征高丽,直到清王朝灭亡前镇压苗族、回族人民起义,汉人打少数民族从来被视为天经地义,侵占少数民族居住的土地被视为开疆拓土、造福子孙即使是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开明政治家,也很难摆脱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孔子的民族思想已经成了融入汉族人心理结构的文化基因  纵观世界历史,各个民族的民族观念无不各具特色以文化制度而不以血缘作为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是孔子民族思想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是孔子生活时代民族关系尚不稳定的反映孔子将当时人们区分民族界限的心理、语言、礼俗、服饰等等标志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斥周礼者为夷狄夷狄之有君”所以不如“诸夏之亡”,因为整个华夏民族毕竟还是长期受周文化的薰陶,文明水平高于夷狄的礼义之邦。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恢复、发扬和保卫周礼是孔子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反对任何从周礼水平上的倒退季氏家里“八佾舞于庭”,孔子认为是对周礼规定的等级尊卑制度的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 (《八佾》)齐景公在盟会上进夷狄之乐则是对周礼规定的会盟制度“夷夏大防”的亵渎和破坏,是在行夷狄之道,必须坚决反对否则必将导致华夏民族先进文化的倒退,民族关系的絮乱,这也是不可容忍的相反,不管什么族类、个人、只要乐于接受周礼,孔子都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讲:“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即使原为四夷的野人,只要肯学习,接受先进的周礼,甚至强于血缘高贵的君子,在用人上要伏先考虑春秋时期原在边远地区的异族国家,如秦、楚、吴、越,都在自觉地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制度,并通过变法活动后来居上,成为经济、军事发达的大国,称霸中原孔子对这些国家不再视为夷狄,甚至想去游说正如韩愈在《原道》中的评论:“孔子《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孔子用文化区分民族的思想,使汉民族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没有种族主义倾向,不过分重视血缘上的差异封建统治者在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时,并不搞种族隔离。

对于少数民族只要他们乐于服从华夏民族的“礼义法度”,便可以和睦相处,以至吸收融化儒家孟子把这个思想表述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滕文公上》)落后民族接受先进文化便是“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儒家的民族同化政策主要是先进文化对落后民族的吸引,而不是军事征服、血缘灭绝另一方面,孔子以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思想,在外族入侵、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又产生出一种伸张民族大义的爱国主义夷夏之辨”虽然包括了对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的轻蔑,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又包含了捍卫华夏民族先进的文化典章制度,使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成果不 遭到破坏而中断的意义,从而赋予历史上汉族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战争以正义的性质在封建社会,孔子的民族观念培养出一大批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的民族英雄南宋的岳飞把“精忠报国”的信念刺在背上,为抵御金兵备战疆场宋末的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就义前他在衣带内藏有一讚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无畏精神,唱出了一曲石破天惊的民族“正气歌”正因为有这样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够几经磨难而绵连不断,独具延续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

二、 孟子的民族思想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民族观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上》载:研究神农之学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去见孟子,介绍许行之学孟子听后勃然大怒,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由此可见,孟子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著名论断,是鉴于一个“夏”向“夷”学习的典型个案有感而发的在他看来,“用夏变夷”有如“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这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以夷变夏”则有如“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这样的行为是决不允许的从当时民族融合的发展情况来看,尽管一些被称作蛮夷之邦的国家如秦、楚、吴、越、蜀等国,在长期的夷夏交往中,纷纷主动接受华夏文化,后来慢慢变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但孟子仍视南蛮为“鴃舌之人”,决不能够容忍华夏向蛮夷学习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主张通过“修文德”以“来远人”,进而实现“用夏变夷”,可以说,这也是他主张“仁政”的结果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又说“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在孟子看来,施行“仁政”和“德治”都是实现“用夏变夷”的重要的政治前提可见,儒家提出“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和平同化政策与“用夏变夷”的思想其实是相通的,二者都根源于儒家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夏、汉族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中国和世界上第一大民族,与儒家主张“修文德”以“来远人”、“用夏变夷”的包容性民族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三、 荀子的民族思想战国时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荀子与孟子有所不同,荀子认为,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会使人形成不同的习俗和文化特质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屯,积靡使然也 (唐扬琼注:靡,顺也顺其积习故能然)”在华夷有别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因俗而治的主张《荀子·正论》篇中说:“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

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即认为, 由于天下各方的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各不相同,人民的生活方式、人文风俗也不尽相同因而不同民族所使用的器具、穿戴的服饰以及生活习惯和礼仪也会因特殊的环境和风俗而各不相同所以,统治者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制定、实施与之相应的民族政策,而不一定要“以夏变夷”、整齐划一因为实行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会更加符合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使各族更易于接受中原华夏族的统治,因此也就更有利于中原统治者对天下各方、各族的统治应该看到,相对于孔孟所提倡的“以夏变夷”的民族观,荀子这种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思想更加切合各个民族的自身特色和风俗习惯,因而是一种更显宽容、更为进步的民族观综观早期儒家的民族思想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讲,它是由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民族思想构成的一个整体,即一方面强调“夷夏有别”,严“夷夏之辨”,讲“尊王攘夷”;一方面又主张“礼分华夷”、“用夏变夷”,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向往“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

这些看似矛盾和对立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充分体现出儒家民族观的包容性和排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自然而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并成为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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