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印学资料论民国印学研究特点及其背景 薛帅杰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期印学，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范畴，在学术转型中，表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如印学通识的教科书模式、印学著述的新方法运用、古玺考辩的多视角创获等当然，成就民国印学研究以上特点恰恰是民国特有的学术新方法、考古新发现、教育新模式、论艺新途径等学术背景民国印学研究在这些背景下，与传统印学理论研究逐渐拉开了距离，并蹒跚地走向了印学研究的现代之路，为民国之后印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和著述范式 关键词：民国 印学 特点 背景 范式 地下文物的大量出土，学校美术教育的勃兴，新史学思潮的风行，美术社团的繁荣，美术期刊的发行等为民国印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些特殊机遇催生下，民国印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了以往印学从未有过的显著特点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民国印学的突破性成就还缺乏深入地挖掘，这直接影响到对民国印学的客观定位陈振濂说：“直到民国为止，篆刻的学术研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这不仅是指艺术各领域都在努力完成从古典话语系统(如文论、画论、书论、曲论、乐论)向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的转型，如从‘二十四史’模式转向近现代梁启超‘新史学’开其端，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等继其后的新时代史学学术研究之时，篆刻理论却还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印论阶段，直到50－60年代以降，研究印学甚至还在使用古汉语及随笔方式而且全然没有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学术逻辑论证力量：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篆刻学术研究的现代思维的养成。
1事实真的如陈先生所说吗？非也民国印学通史的教科书模式，印学著述的新方法运用，古玺考辨的多视角创获都为民国印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民国印学在从传统到现代地转变中并没有像文学、史学、美术、哲学等那么明显，但我们依旧在民国印学理论著述的点滴中触摸到了现代的痕迹 印学通识的教科书模式 文人印章的兴起，标志着印章艺术的独立传统文人面对印章艺术，或独对印藏，自我陶醉；或三三两两，品评赏玩；或师徒相授，传承衣钵；或有感而发，诉诸理论进入民国时期，随着以西方教育模式为标本的新兴高等美术地勃兴以及美术相关学科体系地建立，篆刻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一改师徒相授、自我把玩的学习方式，始作为一门课程进入现代美术教学体系当中，面对大众在新的篆刻教学体系要求下，那些传统的、零散的、感性的、缺乏系统的印学理论表现出诸多不足这就急需要编撰一些具备科学性、学科性、综合性的印学高等教材，以适应班级式地篆刻教学的需要于是，一本本具有教科书模式的印学通识教材应运而生民国教科书式印学通论的第一个特点是适用篆刻高等教学的需要民国高等美术教育学校蓬勃发展，美术课程设置也丰富多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篆刻自然列在其中为适应课堂教学之急需，一本本能够反映篆刻全貌的知识性的讲义应运而生，如寿玺（石工）的《篆刻学讲义》、潘天寿的《治印谈丛》、李健的《金石篆刻研究》、的《摹印学》、邓散木的《篆刻学》等。
一九一七年，寿玺与陈师曾创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后又担任北京大学篆刻导师多年，可以推断，曾在一九二七年《湖社月刊》上发表的《篆刻学讲义》就是他在这两所学校教授篆刻课程时所使用的教科书潘天寿在国立艺专开设篆刻课，一九四五年写成的《治印谈丛》则是他为篆刻课而作的讲稿李健曾在上海美专讲授篆刻课，他的《金石篆刻研究》则是这一时期的讲稿，因为是讲稿，又名曰《金石篆刻研讨篇》傅抱石的《摹印学》（1926年）、《刻印概论》（1934年）更是他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用于篆刻教学的讲义三十年代邓散木著《篆刻学》虽不是应用于正规的高等美术教育的课堂，但却是为符合课堂模式的徒昌讲授篆刻时的讲义民国教科书式印学通识的第二个特点是全面性、普及性所谓全面性就是这些印学教材内容丰富，涉及印学理论和篆刻技法的各个方面，所谓普及性就是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是篆刻的入门教材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这类教材的目录和前言中看出大概寿玺的《篆刻学讲义》计分：宗主、旁通、名式、派别、弃取、选材、著墨、章法、运刀、款识、润色、印人等十二章，凡一万二千字潘天寿的《治印谈丛》计分：源流、别派、名称、选材、分类、体制、参谱、明篆、布置、着墨、运刀、具款、濡朱、工具、余论等十五部分，凡三万四千余字。
李健的《金石篆刻研究》计分三篇，凡二十四章，于篆刻之释名，与金石学关系，及印章制度、刀法、经营位置、边款、印材、印人传及篆刻书目等皆为详列，共一百八十余页邓散木著《篆刻学》，计分上下编，上编有述篆、述印、别派、款识计四章七节；下编有篆法、章法、刀法、杂识、参考计五章二十八节，约七万字傅抱石编写的《摹印学》分总论第一、印材第二、印式第三、篆法第四、章法第五、刀法第六、杂识第七七篇其目的是“述刻印全般之概略，足资初学入门之书”21934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他把《摹印学》修改为《刻印概论》关于傅抱石的两本小册子，郭沫若、马衡分别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曾为《摹印学》作序，称“自有篆刻以来，从无系统的篆刻史论之作，始作俑者，则只有傅抱石”3 马衡则评价傅抱石的《刻印概论》曰：“其书征引赅博，说解详赡，洵艺林之盛事、后学之津梁4事实上，郭沫若、马衡所褒扬的不止是傅抱石，而是如傅抱石一样撰写的一类教科书式的篆刻通识读本民国教科书式的篆刻通识读本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些读本所表现的范式效应所谓范式原指 “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5后由自然科学扩展到人文科学，泛化为一种模式。
就今天看来，我们可能对民国教材式的印学通读本不以为然，但是，民国篆刻通识读本作为区别于传统印学理论的一种教材模式成为民国之后大多篆刻入门教材编写的模板，影响深远关于这一点，只要翻阅当代出版的篆刻入门书籍以及大学篆刻教程就一目了然 印学著述的新方法运用 民国时期正是新史学从萌芽到成熟的关键期，新史学倡导的科学的学术方法论在整理 “国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印学，这门传统艺术形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在新史学方法论的触及下得到了科学整理和系统清算民国印学的科学整理和系统清算主要反映于新学术方法在印学研究中的应用具体表现为“二重证据法”视野下的印章考辨，科学系统下的印论整理，史学体系下的印史编写等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等人在结合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与西方新学理的基础上，从历史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法，是区别与乾嘉囿于经史文献考证的强调“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6相结合的新方法民国时期，地不爱宝，大量诸如殷墟甲骨、西北汉简、殷周青铜、先秦古玺、砖瓦陶片等地下资料重见天日这为印章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印章考证特别是先秦古玺考辨掀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些印玺考证的人物中，以黄宾虹最为代表。
黄宾虹早年与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梁启超、邓实、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等一起合办过《国粹学报》，他坚信“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他说：“中西学子咸知载籍留传，承伪袭谬，难于尽信，要必征之古物，得有佐证，始为足凭故凡图腾肖形，以识氏族，古籀文字，以考时代，木石雕刻，以扬政教，丹青图画，以表师承者，皆宜类聚群分，与人共见7又说：“古铜印章，自来藏书之家附于史部羽琌山民所谓私印欲其史，官印欲其不史是也谈彝器者，考阙文字．讫于近今，较为精审搜集金文，非但稽史．兼以证经8还说“古器文字，证据既多，痕迹较明，精华俱存，安得不重？惜言金石学者，向置古印币于彝器之外9他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他把“二重证据法”灵活运用于自己嗜好的印章领域，并具体化为“以字证印”、“以印证经”、“以印考史”等他撰写的《古玺用于匋器之文字》、《匋玺合证》，以古陶、古玺文字相互映证，指出古陶文字既可证玺印之用，又足为印学、文字源流之参考，成为20世纪最早对古陶、古印进行对比研究的专门资料科学系统下的印论整理也是民国印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民国之前，传统印学研究往往表现附庸性、零散性、感情化也就是说，被视为雕虫小技的传统印学理论往往附庸于其他文论中，缺乏系统、专门、科学的整理与挖掘。
进入民国之后，印学理论在新史学兴起、整理“国故” 呼声、期刊大量发行的多方夹击下，蹒跚地走上了科学、理性的发展轨道新史学为民国印学地科学整理提供方法论，整理“国故”思潮把本视为雕虫小技的印章艺术放入“国故”的重要内容，而美术期刊地公开发行迫使印学文章远离感情化，追求学理化民国印学整理的重要成就之一是表现为印论资料的汇辑出版，其内容涉及印制、印史、典故、技法、传记、谱录等方面这些为印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史料民国印学科学研究的另外一方面成就表现为印学理论在公开期刊上地系列发表关于这一点，萧高洪在《篆刻史话》的第七章说的已经非常详细，这里不作赘述史学体系下的印史编写可谓民国印学理论的另外一个特点说到这，不能不提到傅抱石所撰写的《中国篆刻史》这本今天看来不气眼的小册子，却在新学术方法论地指引下成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部现代性篆刻史论著首先，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是响应新史学思想下学科分类、提倡专史的结果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诸类贯通，重视通儒之学正如钱穆所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
10 但是，在西方新学术方法的刺激下，“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11，且认为：“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12在这种新史学思想的触及下，撰写一部系统的《中国篆刻史》成为傅抱石的愿望最终，他在“参考资料的过于艰少，遗物谱录的不易集中”13的背景下，“阐析其（篆刻）变迁盛衰的痕迹”14，谱写了一本“系统、全面、科学的篆刻史”15，为中国印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次，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还贯穿着进化论的新史学史观在这本小册子中，傅抱石以篆刻作品为蓝本，把篆刻的沿革分为四个时期：即萌芽时期（殷末至周初）、古典时期（晚周至汉代）、沈滞时期（三国至宋元）、昌盛时期（明至清末），描绘出中国篆刻的发展历程傅抱石的篆刻演变的进化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梁启超的进化历史史观，二是日本的德国派美术史观在梁启超看来，人类社会如同生物界一样，遵循“天然淘汰，优胜劣败”的原则并无止境地进化着，因此，他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同时，梁氏对历史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他说：“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
16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一面旗帜，规定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直接成为当时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傅抱石也不例外此外，据陈振濂教授考证 “进化美术史观是德国学派在日本的主要特征”17，而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正是他留日归国后的著作，其影响也不可避免 总之，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作为新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承载着印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梦想，成为印学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 古玺考辩的多视角创获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元人吾丘衍有三代无印之说，故元、明至之清前期对古玺知之甚少清嘉道之后，随着古玺的大量出土，古玺鉴藏方逐渐引入人们的视线道光十五年（1835年），张廷济在《古印偶存》中称战国玺为古文印；道光二十年（1840年），吴式芬在《双虞壶斋印存》中称古玺在秦汉印之前；同治十二年（1872年），陈介祺揣测曰：“朱文铜印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光绪七年（1881年），高庆龄《齐鲁古印》据首列举三代铜官玺、三代铜私玺王懿荣为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