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人教版八年级下册《五柳先生传》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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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柳先生传备课资料【备课资料】一、课文补遗、陶渊明作品中的名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历代文人对陶渊明其人其文评价:李白:“何时到彭泽,狂歌五柳前。”杜甫:“焉得思如陶谢手。”白居易:“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陆游:“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五柳先生传写作动因:陶渊明为什么要托名五柳先生为自己作传呢?对于陶渊明托名写自传,自从有了沈约与萧统的“实录”“自况”之说以来,历代论者多多,其看法却大都与此相同,这儿无须赘述。然而,陶渊明为自己作传

2、,何以要采用托名呢?笔者曾查阅许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可这又是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并且必须得解决的实际问题。联系陶渊明的生平和性格志趣,笔者认为,这和他归隐之后的生活现实与久藏在心底而始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壮志冲突有很大关系。此外,也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去写,在多层面展示自我形象方面会受到种种限制有关。陶渊明的家乡是靠近庐山的江南农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田园生活到岁才出仕。江南农村特有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率真洁净、无拘无束的品格,直至终老也没有改变。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他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渴望自己也能像先祖那样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八表同昏

3、,平陆成江”的乱世,使他“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的可能。他既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借,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尽管也曾不止一次进入仕途,但总觉得“志愿多所耻”,每次都很快就辞官归隐。几次出仕与归隐的经历,暗含着他的理想壮志屡次碰壁。每当他愤慨于官场的污浊黑暗时,心中就不免燃起对乡居生活的怀念。终于,在岁那年,他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静谧闲散和贫病中度过的。这里,没有暴力,没有虚假,也不会再去为“五斗米”而躬上凌下,矫情伪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闲适、愉悦的田园中,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4、”。这种淳朴天真、和谐自然的境界与他从小就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从而使他流连其中,难以舍离,也因此而使他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然而,田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归隐本非他的素志。他本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自然灵长,况且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具有侠义风骨,别有远大抱负,如今被迫走上归隐这条路,他的内心深处不愿,更不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既是他义愤填膺的呐喊,也是他痛苦心迹的自然流露。但现实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躬耕之余,饮酒、读书、著文,坚守他“但使愿无违”的崇高气节。胸中有块垒,不吐不快;心中有高趣,不抒不行。可是不慕荣利、不求

5、闻达的性格,又使得他不便直说,也不愿直说,于是便巧用“托名”,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以为他人作传来寄意。这样,既能从容自如地从各个侧面展现自我,“颇示己志”,袒露心声,又避免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可谓一箭双雕。既要假托,又要让人觉得确有其事,于是“虚晃一枪”的写法在所难免。比如开头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似乎这真的是另一个人,而非我陶渊明自己。再如,古人写传,传末要加评论,如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但那是给别人立传,五柳先生传的“赞曰”,实为陶渊明的“自赞”,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写得好像与己无关而作纯客观的评论。这都是本文不同于其他传记文章的独到之处。但是,我们通过文中所记叙的几

6、个典型事例“好读书”“性嗜酒”“家贫”“著文章”等,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不同于流俗、情操高洁的作者自我形象,而且透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还可以进一步窥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二、课文赏析五柳先生传赏析、自况与实录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传既为“自况”之文,当然属于“自传”之列,“实录”应该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要求。况,乃比况、比喻之义,采用“自况”之法写自传,表明作者意在隐去真身,以五柳先生为喻体写出自身的性格与情趣,这便是运用文学手法写出的自传。文学性的自传与实用性的自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是

7、以“实录”为尚,但在取材与表现手法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实用性自传往往以写事件、写行状为主,有比较稳定的格式,语言则力求简明、质朴,并且只能用第一人称叙事;文学性自传往往以写意、写神为主,在不违背“实录”原则的前提下,力求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人称的选用也是比较灵活自由的。五柳先生传便是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写出的自传,从内容来说,则是一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自画像。写自传,无论是实用性自传还是文学性自传,一般都是从叙述姓氏、门第和自身经历开始,但五柳先生传的开头部分却只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便割去了与世俗的许多牵挂。“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说的虽然只是

8、“号”的来由,却也是用写意的笔法,极为传神地写出了五柳先生不屑于世俗的姓氏、门第之争,只以随遇而安、顺其自然而怡然自得的神态。也为自传的主体部分具体写出他的志趣与性格作了良好的铺垫。这在名门士族盘踞高位、寒门士族沉郁下僚的魏晋时代,也是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愤然于世俗的心理反映。免去了具体身世和行状的描写,却仍能为时人“谓之实录”,原因何在?就因为传中所写的性格与志趣,不仅充分体现在陶渊明的全部创作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在他中年以后出仕与归隐的全部人生经历中。、自娱与示志主体部分以“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为总纲,对传主的志趣与性格特点,从三个方面作了简洁而又传神的陈述:一是“好读书”,二是“性嗜酒”,三是

9、“常著文章”。“好读书”。五柳先生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不求甚解”法,二是“会意”法。前者说的是广闻博见、拓宽视野的博览法,亦即浏览法、速读法。旨在从多读、快读的过程中寻觅自己的所得。这是一种以读书为“自娱”的快乐读书法。后者说的是读书之乐的真谛所在。陶渊明在与子俨等书中也有过自述:“少学琴书,偏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里的“开卷有得”与“每有会意”便是同一个意思。这两种读书方法,都是当今学子应当继承的良法。“性嗜酒”。在五柳先生传中,仅仅提及一条,即“家贫不能常得”时,依靠“亲旧”的“置酒而招之”,还有更为甚者,略举几例如下:一是为筹酒资而做官。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文中说,“

10、余家贫,耕值不足以自给”,亲友们便劝他去做官。只是苦于“求之靡途”。后来,“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这是指他做彭泽令一事,为何要选做彭泽令?只因“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又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述,他去彭泽上任伊始,就急忙告诉家人:“公田悉令种秔”,并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二是为筹酒资而收受馈赠。颜延之在做始安郡时,“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三是置酒待客,别具一格。据肖统陶渊明传称:“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11、李白诗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不仅是活用此典,恐怕也是此风仅有的继承者。陶渊明的“酒风”不仅是他生性“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生动体现,也是他为“酿造”诗文不可或缺的“酵母”。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写文章。与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相反,陶渊明却是“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其“乐道”之情实已溢于言表。从展示个人的情趣来说,这既是他“不慕荣利”最为集中的体现,也是他长期安贫乐道,以书、酒为伴的必然结果。又是在“文章观”上的返朴归真。是他用“诗言志,歌咏言”和“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古朴传统对御用文学观和功利文学

12、观的反拨。由于能以“颇示己志”而“自娱”,才使他的诗文能够成为他展示个人独立品格的有效工具,也是他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语)的根本原因。、平生之志他的“志”又是什么呢?作者在结尾部分通过“赞曰”作了一番自我表白,这也是作者仿效史传体例对传主的身世志趣所作的评论。在评论中,作者避开了抽象的议论,引用黔娄、元怀氏、葛天氏这三位远古的名人贤士作类比,又直接引用黔娄之妻赞颂黔娄的原话,突出了陶渊明所特别向往的他们那种“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陶文引作“汲汲”)于富贵”的“志士”情怀,这种引用,对传文主体中的叙事所特有的内涵也具有“点睛”的作用。五柳先生传的写作

13、时间,学者们大都根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断定为陶渊明做江州祭酒以前,即晋太元十七年(公元)渊明岁以前。此传便是他还没有“出仕”之时的言志、抒怀之作。对于他后来的弃官归隐,后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那“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典故,却少有人提起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的自述:“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至于他“弃官”的具体方法则是事有凑巧,让他找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借口:“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至于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如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所云:“寻督邮之事,殆非虚构,而谓以此去职,则史家张大之词;妹丧固是实情,然亦去志久决,故藉此急求自免,庶有词以对亲友及执事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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