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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生活中的政府经济学现象姓名：郑灿平学号：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他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也采用许多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包括了研究对效用最大化的局限、博弈论、或决策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式很大一部分是根基于实证分析的方法上，但却是将此作为研究规范的工具，以探索问题的所在点并研究如何在宪政体制内改善这些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主要基础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
2、出自从有限的可用手段里挑选达成目标的途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做出这两类决策。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即在经济市场上追求自身利
3、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则是利他主义的，自觉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运用标准经济学研究方法即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根据交易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
4、解释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研究作为投票人的消费者如何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决定表达意愿。个人主义、理性原理、交换政治和政治过程是公共选择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四个构成要素。2007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宣布,为缓解环境污染问题 , 将花巨资在六里屯新建一个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海淀区“十一五”期间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耗资7.5亿元 , 全部由政府出资。该项目可望在2008年建成并投入运行，预计发电厂年处理生活垃圾40万吨，年发电约1.3亿千瓦时。海淀区市政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地质灾害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规划选址、水资源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规
5、划意见书等已经得到有关部门批准。 但是这个方案自从公布以来争议不断，当地居民强烈反对，他们担心焚烧垃圾产生的二垩英会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的恶化。国内的一些环保专家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示了质疑。环保专家们认为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实现二垩英的在线检测，更难做到超标后的及时治理。同时，专家们也对报告中的民意调查表示质疑。2007年3月14日 , 周边居民172人联合向北京市环保局提交行政复议书，要求撤销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全国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提交提案，建议停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 , 另选位置。鉴于相关方面的强烈反对，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份建议该项
6、目在进一步环评论证前应予缓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利益集团通常被定义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自然人和法人）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维护自己利益的团体”。即在各行各业中,对某些问题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主张的人，为使政府维护其利益或采纳其主张而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集团，就称之为利益集团。在欧美等国，各种利益集团会在各自的势力基础上展开分利竞争，通过各种正常的渠道或“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官员决策，为本集团争取最大的利益。利益集团的成员不仅可以是普通的公民、非赢利性组织、公共部门组织，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奥尔森认为，由于以下三个因素，大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离最优水平更远；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
7、同利益。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个人在集团总收益中占有的利益份额就越小，所获得的报酬就越少，这样既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其数量也会大大低于其最优水平。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何一个成员在集团总收益中占有的利益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利益就越不足以补偿他们为集体物品所付出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数量越大，组织成本越高，因而为获得集体物品所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正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写道的，“大集团或潜在利益集团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行动，因为不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整体来说多么珍贵，它不能给个体成员任何激励，使他们承担实现潜在集团利益所需的成本，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承担必要
8、的集体行动的成本。”在这个案例中有两个利益截然相反的利益集团：一个是以环保局为代表的主建方，另一个是以当地居民为代表的反对方。按照奥尔森的理论，主建方拥有更强的势力，他们作为行政机关，地位特殊，拥有行政资源，拥有信息技术和专业的人员等方面的优势，而且能够很好的聚合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对公共政策的选择则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反对方虽然在人数上处于优势低位,但实际上却是“人多力量小”。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主建方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项目的决策。西方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不同的是，在代议制中，选民不直接投票决定具体的公共决策，而是先通过投票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言人，再由当选的代言人来
9、进行公共决策。与直接民主制相比，代议民主制可以降低公共决策的成本，提高公共决策的效率，更能适应较大范围内进行公共选择的需要。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政治家和选民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的行政权力来源于选民的授权。在委托一一代理关系中，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理性的代理人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谋取自身利益，发生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代理人在达成有效合约、自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不采取措施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而且无视甚至纵容损害委托人利益行为的发生。在这个案例中，环保局作为政府部门，扮演着市民的环境保护代理人的角色。作为代理人的环保局，他们比居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技术和专业人员等方面的优势 , 而居民相对地处于一种“无知
10、”的状况，不能了解或不能真实地了解实际情况。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环保局有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的动机，而对于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则进行夸大甚至弄虚作假，操纵和影响着评估工作。正因为如此，一些专家对环评结果表示质疑。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思路，一是通过某种利益分享机制协调双方的利益，二是尽力减少信息不对称，还有契约设计、监管和制度制约等具体措施。在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中，立法决策过程确定的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则是由各级政府行政机构来具体组织的。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行政机构及其内部的公务人员统称为官僚。官僚理论的代表人物尼斯坎南认为作为，政府机构中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金、机构或职员的规模、
11、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和地位。官僚的目标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效率，而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官员效用函数中的许多项目都直接与预算规模相关，因此，官僚的效用最大化往往表现为预算扩大化。兴建六里屯焚化厂是为了首都的垃圾处理问题，海淀区政府在建完一个垃圾填埋场之后又急于斥巨资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为民办实事的切切之心令人感动。感动之余，人们也不免揣测他们的私心。官僚总是希望扩大预算规模。因为这样做能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占有预算资源，保证自己可以占用一系列特权。同时也可用预算资源来保证下属的工资和特权，得到下属的支持和尊敬，甚至还可以通过扩大其负责的公共部门雇佣人数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官僚部门运行的低效
12、率和浪费是个官僚理论都承认的不争事实。针对官僚部门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改革思路。第一，公共选择理论和组织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等其他理论一样指出，改进官僚部门的最基本方法是强化官僚部门的解说责任与外在控制。第二，尼斯坎南提出要引进竞争，改进官僚部门的运行方式与组织形式。上述各种理论说明，如果一个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来做出的，那么部门将难免会过多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决策程序会缺乏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导致决策“公共性”缺失。公共选择的最基本要求是凡是受到项目影响的相关主体均应有权参与项目的决策，这也是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原则。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问题恰恰是忽略了
13、当地居民和普通市民的参与权利。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在公共投资项目决策机制上，传统决策机制与市场经济背景存在着各种矛盾与冲突。政府和部门的决策依然是我行我素的“自我为中心的”和“父爱型”的。但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与维权意识已经大大提高，民众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到了政府的“理性人”本质，也逐步破除了计划经济时代对“父爱型”政府的迷信。这是一种进步。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实现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的民主化，二是要打破公共利益的部门化。 （一）、引入公共决策机制，实现公共投资项目决策的民主化。没有决策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就没有决策的民主化。我们现在强调
14、的民主决策很多只体现在非程序和非透明条件下的决策，或者说虽有程序和相应的制度，但在执行中片面具体化和特殊化，缺乏有效的监督主体，使民主决策流于形式。造成参与决策的范围过度集中，给“长官决策”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当前，对非市场的公共项目投资决策，要建立透明的投票、听证制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引入专家论证，也就是“可行性报告”。在比较充分的论证之后，尽可能形成集体决策，不能由少数人专断。另外，决策科学化还需要有一个更长效、更根本的机制来支撑它，这就是民主化、法制化的规范公共选择机制。公共选择至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规范的”公众选择，另一类是“非规范”的公众选择。“规范的”公共选择，就是“应该的
15、”选择，也就是社会代价比较小的，痛苦程度比较低的，决策出来正确性可能比较高的选择。所谓非规范化的公共选择，就是代价很大的、痛苦程度很高的、对社会成员 伤害更深的选择。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以暴力冲突的方式形成的公共选择，这是应该坚决避免的。公共决策往往涉及千百万人的利益，为了反映广大公众的意愿，避免决策者暗箱操作，防止少数利益集团控制决策，公共决策应有广泛的公众参与。更主要是指决策前和决策中，作为决策启动因素和决策法律依据、事实依据的信息的全面公开。同时也应该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保持专家咨询的独立性，建立公共决策专家咨询办法和责任制度，规定凡涉及公共事项的决策或动用公共资金的决策必须要经过专家决策这
16、一环节。但对于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参与论证的专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约束部门利益。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是典型的政府部门利益膨胀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影响了决策的公共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部门利益膨胀最根本的原因是现行的政治权力结构难以形成有效制约行政权力的内在机制，它使行政权力的内部分配出现某种程度的脱轨与失序。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相比，政府部门最容易将权利和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资源。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当前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还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改革，部门职责界定尚未达到管理科学化的要求，有的“利益觉醒”部门趁机不断强化、扩展职权，巩固、谋取部门利益。其次，对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监督力度不够。“部门立法”与“法出多门”情形突出。第三，财政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第四，决策与执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