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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探究刘亚娜 彭云望摘要：目标上以生存还是以发展为优先考虑，行为上重视惩罚与问责还是重视激励与问效，风格上倾向保守还是进取，据此，可将管理文化区分为消极管理文化和积极管理文化两类。管理文化差异源于组织所处环境及其管理者对于环境的感知。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发于春秋战国，形于秦，成于汉，属于典型的消极管理文化。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消极管理文化的形成机理、话语体系结构、主要特征及其近代以来的应变。关键词：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消极管理文化；积极管理文化一、管理文化研究的旨趣管理与文化密不可分。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看，管理文化研究有两大旨趣：一是研究不同管理的文化适应性；二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管理适
2、宜性。管理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德鲁克说：“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管理者如何适应异质文化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如何相互合作？对诸如此类的文化适应性问题的关注，是管理文化研究的一个旨趣所在。战后，随着跨国公司兴起，管理在不同地区的普适性问题受到学界关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霍夫斯泰德的管理文化四维模型影响最大。管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德鲁克说：“管理不止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不同管理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优势和劣
3、势？分别适宜何种环境？对诸如此类的管理适宜性问题的关注，是管理文化研究的另一旨趣所在。战后，欧洲学术界反思：欧洲的技术水平不比美国差，经济为什么落后于美国？并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揭示工业增长过程与管理的密切关系 Frederick Harris Harbison, Charles Andrew Myers. Management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McGraw-Hill 1959.。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企业的迅速崛起，日本式管理引起西方管理学界浓厚的研究兴趣，管理文化比较研究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东方因
4、素。 威廉大卫，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朱雁斌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开始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关于管理文化的分类研究，以查尔斯汉迪四种管理文化理论最负盛名。近代以来，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经久不衰。相比而言，管理文化比较研究起步要晚得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亦即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中外合资企业大量涌现，中外管理者经历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文化差异导致的管理冲突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纷纷呈现出来。数字表明，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合作顺利的不足30%，70%的合资企业遭遇“婚姻不和谐”（
5、百度百科）。冲突现象激起了国内学者管理文化研究的兴趣。当前国内管理文化研究呈现三种现象：一是在对象上，对企业组织，尤其是中外合资企业关注多，对非经济类组织关注少；二是在旨趣上，对跨文化适应性问题关注多，对本土管理文化的适宜性问题关注少；三是在方法上，介绍与借鉴国外学者的分析框架多，自主开发分析框架少。二、管理文化分析框架管理学界对于管理的概念尚未形成普遍共识，而学者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因此，在对管理文化进行分类之前，有必要对管理和文化两个概念作必要澄清。管，古文作官。甲骨文会意字“官”，指藏有弓箭（或权印）的场所，象征强制性权力。“官者，管也”，管的意思是行使强制性权力。理的本义是
6、指物质本身的纹路，引申为事物本身的规律。管理一词包含两个方面含意：管人和理事。这与现代人，包括西方人对于管理概念的理解相吻合。角度不同，对文化的理解可能大异其趣。从管理的角度理解文化，是组织文化理论首当其冲的任务。根据组织文化理论代表人物爱德加沙因的定义，文化是一群人在解决适应环境和内部团结的问题时习得的、成体系的一系列基本预设。这些预设在实践中卓有成效，所以被认为是正确的，被当作解决问题时正确的感知、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交给新成员 Edgar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
7、85.。沙因用一个睡莲模型描述文化的内部结构水面上的花和叶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包括组织的架构和各种制度和程序；中间是枝和梗，是各种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包括使命、目的和行为规范等；最下面是根，是各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下意识的信念、观念和知觉。根据沙因的理解，文化的功用有两个：一是解决内部团结的问题；二是解决环境适应的问题。前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管人，后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事务。理论上讲，在管人方面，存在两种取向，一是把人管住，以实现内部团结；二是把人管好，以促进内部团结。在理事方面，也存在两种取向，一是着眼于别出事，以维持内外环境的稳定；二是着眼于多干事，以改善内外环境的条件。将管人与理事结合起来，
8、则存在两种的管理取向，一种追求把人管住，尽量别出事，另一种追求把人管好，尽量多干事。想要不出事，必须事事有人做，因而强调分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光有分工还不足，必须人人尽职尽责。如何衡量是否尽职尽责？当然是看有没有出事。出了事，就要追究责任。光追究还不够，究而不罚，等于没究。而且，非重罚不足以惩前毖后。因此，第一种取向的管理，其风格是重视惩罚、强调问责、追求秩序。想要多干事，除了人人有事做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效率，一方设法激发人们做事的动力，另一方面要研究改进做事的方式方法。如何衡量工作效率高低？当然是看效果，亦即问效。光问效还不够，问而不赏，难以持久。不仅要
9、奖赏，而且非重赏不足以持续激励。因此，第二种取向的管理，具有重视激励、强调问效、追求效率的风格。生存与发展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共性目标。兼顾生存与发展是一切社会组织管理的共同特征。但是，兼顾不等于并重。当组织将生存目标置于优先地位时，其管理风格就会倾向保守；同理，当组织将发展目标置于优先地位时，管理风格就会倾向进取。概言之，组织目标取向决定了管理者倾向于选择何种管理行为，进而决定了该组织的管理风格。组织的管理目标取向有两种：生存优先和发展优先；与之相对应的管理风格亦有两种：保守倾向和进取倾向。前一种风格的管理重视惩罚，强调问责；后一种风格的管理重视激励，强调问效。根据管理目标取向、管理行为倾向和管
10、理风格的差异，可以将管理文化区分为两类：消极管理文化和积极管理文化。当然，这种区分和前述目标倾向、管理风格、管理行为的区分一样，很大程度上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只是代表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个极端。文化的差异只在比较的意义上才能鉴别。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组织距离消极管理文化这个极端更近，而另一个组织距离积极管理文化这个极端更近，才能说前一个组织的管理文化是消极的，后一个组织的管理文化是积极的。或者，当两个组织距离某一管理文化极端都较近时，根据相对距离远近，可以说其中的一个组织的管理文化比另一组织更具消极性或积极性。抛开文化惯性和文化渗入等因素不谈，可以得出如此观点，即组织的
11、管理文化源于组织的目标取向。那么，组织的目标取向缘何不同？这取决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及其对环境的感知。相对于竞争性行业来讲，处于垄断性行业的组织，其管理文化普遍具有较明显的消极性特征。正如经验所观察的那样，在管理风格上，政府组织往往比企业组织更显保守。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组织将发展置于更优先地位，或者说化解生存压力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另一方面企业组织破产的代价是可承受的，在健全的有限责任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下更是如此。相对而言，政府组织的发展动力较弱，破产的代价更大。环境（竞争）并非影响组织目标取向的唯一因素，对环境的感知同样不可忽视。正如足球比赛那样，同样的竞争环境，有的球队采用
12、防守型打法，有的球队采用进攻型打法。通常而言，处于竞争劣势的组织，目标取向倾向生存，管理文化倾向消极，而处于竞争优势的组织倾向于接受积极的管理文化。三、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形成理解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关键在于解读历史上中国人如何解决适应环境和内部团结的问题，以及在此过程中习得了哪些成体系的基本预设。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发于春秋战国，形于秦，成于汉。春秋战国既是中国社会第一个动乱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与定型的时期。五霸七雄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追求统一的政治努力，而先秦诸子学说反映出当时思想家们寻求恢复社会秩序的文化努力。政治争霸的背后是学术思想的竞争。胡适讲：“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
13、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运而生。”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止争，亦即解决内部团结问题，是道、儒、法三派的共同诉求。但三派提出的解决方案却相去甚远，甚至相左。解决方案之不同，源于各派对纷争起因的认知差异。认知差异，又集中体现于感知问题的方式不同。道家感知问题的方式是以“道”为中心。认为纷争源于人们违背了“道法自然”的原则，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界或其他人。主张“无为而治”，即自上而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的手段而最终实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经）道家崇尚顺其
14、自然、授权的管理风格。儒家以“人伦”为中心感知问题。认为社会纷争源于礼崩乐坏、人心不古、道义弥存。提出的止争方案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提高个人修养以达到社会平治的目的。在管理上主张施“仁政”、重“教化”。“学而优则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法家以“法”为中心感知问题。认为社会纷争源于法制的不合时宜，“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法自君出”，通过法、术、势的结合，建立以君权为核心的社会控制体系。管理风格注重邢赏。道、儒、法三个学派的主张各有侧重，都有相当的合理性。梁启超讲，先秦诸子百家“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弊，其言
15、盖含有相当之真理。” 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饮冰室全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仅就解决内部团结问题而言，道、儒二家的方案似乎更符合“良治”意愿，法家方案容易导致恶政出现。但是，在解决环境适应问题上，法家的方案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优势。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是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冲突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农牧冲突构成了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北部的欧亚大草原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文明的“搅动器”。中国北方是广袤的草原，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山。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一方面华夏文明始终面临来自北部游牧民族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华夏文明能够经受住
16、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免遭万劫不复的悲运，并在事实上成为唯一保持延续性的古老文明。道家和儒家均属于非战主义。老子强调“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认为“慈”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道德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认为“得道多寡”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法家追求富国强兵，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于耕战。法家认识到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耕战的极大障碍。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管仲讲，“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