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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演讲人:张中宇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5月作者:张中宇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5日11版)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2、”。诗经的编订问题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
3、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
4、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
5、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
6、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
7、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
8、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例如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邶风击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也相当程度凝聚着民族品格且十分精辟的成语,至今仍丰富、充实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语言库。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仅有的,即便全唐诗或精选本唐诗
9、三百首,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典范水平。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
10、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诗经的征役诗,尽管其中不少诗篇描写长年在外,为王征战,不能奉养父母,不能安居乐业,内心痛苦忧伤,但一旦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如小雅采薇描写“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风无衣犹如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豳风七月是诗经的标志性诗篇,它描写周人终年劳作、艰辛度日的境遇,几乎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全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从秋收天凉写
11、起,严冬的酷寒,衣食的贫乏,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年的劳作、艰辛,当时的农业耕作、粮食品种,劳动间歇难得的聚会,对未来的期盼,写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还能看到约30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对这首诗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进展。这里略举一例。豳风七月最后一段开头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汉代毛亨注:“凌阴,冰室也。”历来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者在冬季凿冰,然后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这个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于狭
12、隘。豳是周部落迁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从今陕西武功北迁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陕西彬县至甘肃庆阳一带。后来古公亶父又带领周部落从豳南迁到陕西宝鸡东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从此发展壮大为西部强大的诸侯国。有一位当代学者李子伟正好在甘肃庆阳长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时代的“北豳”地区,那里至今还存有公刘的享庙。这位学者详细考察了甘肃庆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指出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就是中国最缺淡水的地方,河里流的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浇地。到了冬天,河里结冰,冰是从咸水中析出的淡水,因为只有纯度较高的淡水才能结冰。结冰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到河里去“凿冰”,至今如此。这些冰一
13、部分直接挑到地里,春暖之后融化浇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二之日凿冰冲冲”,为何“三之日纳于凌阴”。因为周历二月的“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里,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储起来。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于需要两个月才能存满;但他们在当时的土地却是广阔的,这才需要辛苦劳作数月“凿冰”。这样就对历时两月的大规模“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阐释。这一类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以调查、实证,拓展了文学的视野,文学研究也打开了新的空间。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
14、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
15、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婚恋方式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的一个缩影。文学以它的选择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周人的婚恋诗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例如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王风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木瓜还描写了当时的婚恋习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应该是后来华夏各地“抛绣球”习俗的原始版本,就地取材,以“木瓜”“木桃”“木李”为“绣球”,男士则以各种玉为信物。这仍然是周人自由恋爱的一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周人的婚恋也有挫折,但是却没有像孔雀东南飞那样极端的悲剧描写。例如卫风氓,描写一个女子被无辜“休”回娘家,她的经历和刘兰芝类似,可这位周代女子并没有选择“举身赴清池”,而是毅然与负心人、与过去告别,选择从头开始,其风格“哀而不伤”。究其原因,周代女子所受礼教束缚应该相对较少,自由度和选择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他们的情爱诗篇洋溢更多的欢乐,几乎不见极端决绝的诗篇。这里谈谈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