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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演讲人：张中宇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5月作者：张中宇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5日11版）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2、”。诗经的编订问题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
3、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
4、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
5、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
6、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
7、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
8、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例如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邶风击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也相当程度凝聚着民族品格且十分精辟的成语，至今仍丰富、充实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语言库。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仅有的，即便全唐诗或精选本唐诗
9、三百首，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典范水平。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
10、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诗经的征役诗，尽管其中不少诗篇描写长年在外，为王征战，不能奉养父母，不能安居乐业，内心痛苦忧伤，但一旦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如小雅采薇描写“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风无衣犹如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豳风七月是诗经的标志性诗篇，它描写周人终年劳作、艰辛度日的境遇，几乎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全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从秋收天凉写
11、起，严冬的酷寒，衣食的贫乏，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年的劳作、艰辛，当时的农业耕作、粮食品种，劳动间歇难得的聚会，对未来的期盼，写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还能看到约30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对这首诗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进展。这里略举一例。豳风七月最后一段开头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汉代毛亨注：“凌阴，冰室也。”历来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者在冬季凿冰，然后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这个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于狭
12、隘。豳是周部落迁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从今陕西武功北迁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陕西彬县至甘肃庆阳一带。后来古公亶父又带领周部落从豳南迁到陕西宝鸡东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从此发展壮大为西部强大的诸侯国。有一位当代学者李子伟正好在甘肃庆阳长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时代的“北豳”地区，那里至今还存有公刘的享庙。这位学者详细考察了甘肃庆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指出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就是中国最缺淡水的地方，河里流的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浇地。到了冬天，河里结冰，冰是从咸水中析出的淡水，因为只有纯度较高的淡水才能结冰。结冰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到河里去“凿冰”，至今如此。这些冰一
13、部分直接挑到地里，春暖之后融化浇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二之日凿冰冲冲”，为何“三之日纳于凌阴”。因为周历二月的“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里，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储起来。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于需要两个月才能存满；但他们在当时的土地却是广阔的，这才需要辛苦劳作数月“凿冰”。这样就对历时两月的大规模“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阐释。这一类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以调查、实证，拓展了文学的视野，文学研究也打开了新的空间。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
14、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
15、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婚恋方式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的一个缩影。文学以它的选择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周人的婚恋诗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例如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王风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木瓜还描写了当时的婚恋习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应该是后来华夏各地“抛绣球”习俗的原始版本，就地取材，以“木瓜”“木桃”“木李”为“绣球”，男士则以各种玉为信物。这仍然是周人自由恋爱的一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周人的婚恋也有挫折，但是却没有像孔雀东南飞那样极端的悲剧描写。例如卫风氓，描写一个女子被无辜“休”回娘家，她的经历和刘兰芝类似，可这位周代女子并没有选择“举身赴清池”，而是毅然与负心人、与过去告别，选择从头开始，其风格“哀而不伤”。究其原因，周代女子所受礼教束缚应该相对较少，自由度和选择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他们的情爱诗篇洋溢更多的欢乐，几乎不见极端决绝的诗篇。这里谈谈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