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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中国道路,康 永 久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 E-mail: ,一、精神支柱与制度特性 二、新中国的公立学校构想 三、内在的制度性冲突 四、教育改革的内生逻辑 五、教育体制改革及其前景,一、精神支柱与制度特性,（一）公立学校的精神支柱 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科学理性主义 （二）公立学校的制度特性 公共性；政治性；科层性,（一）公立学校的精神支柱,公立学校的最早典范：古希腊的斯巴达和雅典的学校。 罗马帝国一方面继续为学校教育提供公共资助，另一方面则沿着由雅典开辟的使教育成为家庭私人事务的方向发展。最后，随着帝国的最后崩溃，公共资助也消失了。 直到进入文艺复兴晚期，人文主义
2、运动的旺盛精力才在新教改革中总算找到了宣泄口，倡导和兴办公共教育的热潮才重新开始。,但公立学校与公共教育在二者的产生之初就不是同一个历史事实。 存在着一个从新教倡导的公共教育到民族国家兴办的公立学校的转换。 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一些不同于宗教情怀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民族主义,近现代公立学校的发展自始至终都借助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种民族主义既提升了普通民众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又提升了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且加诸普通民众和学校教育一种促进民族认同的公共责任。,民族主义是由帝国衰落、教会失势、新教反抗、方言崛起、王室竞争所引发的。 在这样一些新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想象”民族
3、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文化共同体。 由此导致民族特性、民族象征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人造物”最终在18世纪末的西欧和北美被大规模地建构出来，并被提高到成为一股凝聚力的世俗宗教的地位。,在民族主义的生成与演化过程中，那些相互竞争的以国君为中心的封建王朝逐渐演变为由民族文化（包括国教）界定的民族君主国，最终演化为由法定疆域界定的拥有主权的“公民民族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以此动员全体国民对抗来自内外部竞争对手的威胁。,由国家创建那种面向全体的学校，或接管（而不仅仅是资助）现有的学校以使之面向全体，作为国家动员政策的一部分就在这一过程中被提了出来。,2、民主主义,与此同时，把个人从社团、阶
4、级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社会运动也迅速高涨，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民主政体。与古典自由主义仅倡导法治和限政，因而只是在政治领域掀起一场革命不同，民主主义力图从根本上进行一场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日益影响到民族国家教育政策的走向。,新的民族国家不再是拥有国家主权的一个种族，而是一个公民的社群，是多民族基于政治上的平等参与和共享而构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由于不是借助于实体性的根基（实实在在的传统社群因素如血缘、种族、地缘、宗教、语言等）而只有一种公共想象，它们也需要营造一种平等参与和共享的政治文化以巩固自身。,不同民主氛围的不同影响： 美国：政府治理与公共选择的结合 法国：中央集权的公立学校制度。 英
5、格兰：不同于民主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相信经长期演化而生成的内在制度，对公立学校的发展长期采取不干预立场。,3、科学理性主义,由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联合铸就的科学理性主义，对公立学校制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革命：对人类理性和科学本身的崇拜；公立学校教育对象的扩展；教学内容的科学化、实用化。,启蒙运动：敢于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对民主控制下的公共代理机构的科层效率的崇拜；把科学理性主义引入了社会生活，包括教育生活。 工业革命：科技和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厂制度；在公立学校中进行科学技术教育的信心；公立学校内部管理的科层化的制度样本。,（二）公立学校的制度特性,以民族主义、民
6、主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公立学校，就是由国家或公众设立、按照某种民主体制而为国家或公众所监管、所有公民都可以以其公民身份获得公共资助而平等进入的学校。,1、公共性,公立学校所依赖的“公”的观念已不同于以往社会所强调的“天理之公”中的“公”的观念。后者在东方主要指封建的身份秩序，在西方思想的主要源头之一的柏拉图那里主要指一种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性秩序，在强调“四海一家”的基督教世界则是一种基于教阶制度、对异教徒的排斥和普济主义的宗教意识，实际上都是一种“大私”，根本不具有这里所说的公共性。,公立学校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 （1）共有性与共治性：由国家或公众依靠公共经费设立，并按照某种
7、民主体制而为国家或公众所监管。 （2）开放性与共享性：以机会均等观念为基础；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 （3）平等性与公益性：不是对贫困者进行施舍而求得道德上的宁静，而是基于对平等的公民身份的尊重、对彼此唇齿相依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生活的认同和维护，以及对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的追求。,“公立学校”与“公共教育”的差异： （1）历史上长期有公共教育而无公立学校。 （2）公共教育可以由教会或其他社会力量部分提供，而公立学校则是非宗教或超宗派的。 （3）由国家提供公共教育，可采取公共资助（如赠地、提供经费）的形式，而不一定是公立学校的形式。,（4）“公共教育”主要关注“教育”的公共性质，并非只能由公立学校所提供
8、；“公立学校”主要关注“学校”的经费来源和管理主体，其所提供的并非都是公共教育服务，就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所实施的并非都是义务教育。 （5）存在一个从公共教育向公立学校或公立学校向公共教育的转化过程。,2、政治性,作为“阶级政治”、“集团政治”或“权力政治”而存在的“非公共的政治性”。 扎根于公立学校的公共性之中，同时也扎根于公立学校与公共教育的实质性差别之中。 将公共教育拘束至公立学校的制度框架之内，或者说按照公立学校的制度样式进行裁剪，必然使教育的公共性发生变异。,公立学校中教育公共性的变异： （1）只有在特定的公立学校中，才能获得受公共经费资助的公共教育，从而使个人的教育自由受到侵犯。
9、（2）公立学校的民主治理结构也容易滋生内生那种破坏教育公共性的政治后果。,约翰E丘伯和泰力M默：“公立学校依靠的是公众威权（public authority）。民主制度通过让公众选举和任命管理机构（例如校董会席位和校长）来配置决策权力。在这些规则下赢家（包括个体和团体）的利益就有了官方性质，于是他们有合法的权力制定公共政策，建立管理机构，将所有人统合到一个政治实体中去；而输家就必须接受和资助这些政策和结构，不论他们有多不情愿。” 由此可见，“民主的实质是强迫性的。赢家利用公众影响力将他们的政策强加于输家。”其结果，就是“对公众威权的争夺永无休止”，而“公众权力只是一种谁都想往上面填数额的空白支
10、票。”,政治性的不同情况： 在以分权和自治为基础的民主体制中：公众对支配公立学校的公共威权的直接争夺。 在以集权为基础的民主体制中：控制公立学校的党派竞争。 最终结果通常是，强势群体力图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和机构（institutions）来控制公立学校。,3、科层性,民主制度与科层体制：天然的依存关系；现代群众民主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新专制主义”。 公立学校的科层性：层级高度分化、规则繁琐、过于形式化，甚至于使学校健康发展所需的自主性和专业化消失殆尽。,“在充斥着敌对利益集团的政治环境中，科层制是确保激进主义派（progressives）能将自己的价值观贯彻下去，并且永不被颠覆的关键性策略。
11、” 为了阻止相互冲突的公众和党派对公立学校的发展造成过于激烈的冲击，公立学校体制也被迫按照科层制的原则进一步组织起来。,公立学校不但受制于内部科层，也受制于而且主要受制于一种外部科层，而不像市场中的企业或私立学校那样只是受制于内部科层。这种超出学校组织边界之外的科层体制降低了公立学校的社会适应力，实际上也模糊了公立学校的组织边界，将整个公立学校体系变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准组织结构。,公立学校的科层性比较缓和的场合： （1）在一致性比较高或冲突并不激烈、问题并不严重的地方； （2）处于公立学校体系的边界而与市场接壤的地方； （3）官员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成功逃脱公众的监督而自我卸责的地方。 （4）
12、在一些偏远的、不在公众和官员的关注焦点之内的公立学校中。 （5）在科层体制的控制者们刻意显示自己作为明智的领导所具有的对学校自主运作的尊重的地方。,但这绝对不能理解为学校已经获得了制度化了的自主权利。事实上，只要一有机会，科层制的铁律就会表现出来。而且冲突越是激烈，科层制就越是严格和稳固。因为根据公立学校的管理体制，只有官员才是它们真正的主宰者。一旦学校因为“自主运作”而给官员们捅了漏子，那就只能吃不了兜着走。,对公立学校而言 科层性是表，政治性是里，公共性是核，它们由里向外生成。 但也日益受到由此演化出的外部“科层硬壳”的束缚。,二、新中国的公立学校构想,（一）公立学校的中国语境 注重文化一
13、致性和经济平均化的传统 ；中产阶级的缺位和知识分子的“得势” ；未及充分交流、融合和争锋就进入实践现场的思想 （二）新中国公校的精神特质 新“文化民族主义” ；人民民主主义 ；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 （三）公立学校制度的修辞 国家建设的服务机构；工农群众的福利机构；村落社区中的国家机关,（一）公立学校的中国语境,西欧均势社会及其特点： 建立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的；“国内政治”受到“国际政治”和“地方势力”的决定性影响。 这种均势社会经常招致战乱和殖民。然而，它也孕育着强盛的种子。帝国的统治和教皇的训谕，并不能破坏均势社会的内部结构，反而更进一步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竞争。,正是这样
14、，才发展出了封建社会的成熟形态。而这种彼此间和国家中充满势均力敌的争斗的封建社会形态，实在是滋养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民主主义的温床。由此，西方社会因而表现了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进行持续变革的能力）。,1、注重文化一致性和经济平均化的传统,中国的均势社会只在春秋战国时期约550年的历史中出现过，而且这种均势社会作为中华文明之初的现象并非基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独立性或差异性，而是由于相似文明在地理上的散在分布。,正是由于这种散在分布，出现了几个相互竞争的地方势力集团（诸侯国）。集团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高度同质性与治理结构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低度相关性使这种争斗主要限于诸侯之间，“外来文化”在这里并不具有
15、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或异己性。,能够替代诸侯争霸的，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能够在更大范围提供生活安全和社会组织的帝国。 事实上，它们很快就因文化的统一而在政治上也统一了起来，并在这一相对安宁的环境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其后政治上虽有分裂，但这种分裂只是不同的权力中心为争夺国家机器而展开争斗的暂时后果，并非是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不但国内如此，整个中华帝国也都长期缺乏外部的强劲对手。 直接接壤的对手都国力弱小，或者文化落后，不足以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构成长期威胁。 而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和偏远，那些足以对之构成战略威胁的帝国与之也只有微弱的关联，直到近代社会才构成实质性的冲击。,内部的统一和繁荣以及外部竞争对
16、手的弱小，使中华民族长期都以天朝自居。对它的统治者来说，关键不是应对外来对手的竞争，而是避免在内部形成足以对抗朝廷的地方割据力量。 因此，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的重心不是团结本民族的全部力量对抗外来威胁，而是对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进行打压。,中国的王朝政治与欧洲的封建贵族政治的不同： （1）以文官统治为基础的“士大夫政治”官僚政治：不是建立在近现代的群众民主的基础之上的，也不是以财富和世袭地位为基础，而是以对纲常伦理的认同和文化道德统治为基础的，力图建立家族式的统治。 （2） “重农抑商” ：主要处理那些自发崛起的地方经济实力的政治挑战，而不是处理欧洲封建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国王和领主、领主和庶民（主要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教育主要发挥社会教化和文官选拔的作用，目的也是维护社会文化上的一致性。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依然受到关注，但财富的聚敛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伦理生活和权力结构的侵害和挑战则遭到禁绝。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农民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