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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包村干部”的非典型农村工作报告文/张洛鸣声明：连载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有社会机构欲与作者取得联系或索取全文，请发送邮件至。封面图为画家陈树中的油画野草滩的故事当他们抱着“均贫”的心态追求财富，真正得到实惠的并不是他们。前言 村里没有姑娘叫小芳，但它朴实又善良我是一个自认还有点良心的公务员。除了这句话，前言的其他部分是在正文快完成时才写的，原因是我自己也被这句话恶心到不行，不愿在它正下方打字。然而我最终决定保留下这句话，只是加一个简短的声明：我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其他公务员都没良心”，也不是打算揭露什么“黑幕”，毕竟以我的级别和资历，就算“黑幕”确实存在，我也碰不到。那我的“良心”从何
2、说起呢？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我在北方某省的某省直机关工作，2014 年 4 月，被派到L 市D 县L 镇P 村担任“包村干部”。（作者注：“包村干部”只是俗称，它还有个官方名称，我就不写了，对基层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猜到，猜不到的，也不影响阅读）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也是一段惨淡而淋漓的人生，由于主要职责是扶贫，去的都是最穷、最偏僻、最破败的农村，又不能每天回家，那日子简直可以用抛妻弃子、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总之一句话：对“城里人”来说，那基本等于野外生存。然而这只是理论。事实上，农村生活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糟（当然也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好），只是每个人的经
3、历不同、视角不同，感受也不一样而已。我经历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每周一早上八点，从省城的家里动身，乘长途车前往 200 公里外的 P 村，即使路况良好，也要中午十二点才能到村里（途中要转两次车，还要走好几公里的路）；通常情况下，周五下午两点就可以闪人了。也就是说，我每周工作的时间实际上从五天缩短到了四天。如果家里有事，村里又恰好没事，我也可以向带队领导请个假，周二再去村里，或者周四就回城，但这一年中，我居然从未这样做过我认为这跟我们单位管理比较严格有关，也跟我在村里的日子比较滋润有关。我平时住在村西新建的村委办公室，它们是一排砖混结构的新房子，我搬进去时它才刚建成4 个月，但一点“甲醛味”都没有
4、。村里专门给我腾出一间二十来平米的房间（这个面积对我来说严重超标了），里面床、衣橱、办公桌、沙发、空调、冰箱、网线一应俱全，办公设备还包括联想4 核笔记本和惠普扫描复印一体机，虽然不算先进，但应付村里这点工作绰绰有余。我住处的隔壁是“多功能会议室”，由于很少有会议在那里举行，所以里面的42 寸液晶电视、投影仪，还有600 多本图书，实际上算是我的“专供”。平心而论，农村的生活条件肯定不如城市，比如风沙很大、蚊虫特多、厕所不能冲水、淋浴间是临时搭建的所以门关不上但考虑到P 村是个贫困村，能有淋浴间就不错了，再说人家又不收我的水费。更令我满意的是，虽然平时工作不少，但农村的节奏毕竟比城市慢得多，这
5、让我有时间做一些更像“生活”而不是“生存”的事。比如每天清晨醒来，我可以在淋浴间隔壁的小厨房里煮点面条，或用多功能豆浆机打点豆浆，黄豆都是从村民那里买的，保证绿色天然无公害；午饭后，我可以在村委办公室前的文化广场上散散步，跟同样无忧无虑的村民聊聊天；傍晚，我站在麦田边上看夕阳西下，看金红色的原野尽头升起袅袅炊烟，有好几次差点就作出诗来了。那年夏夜，我居然还能坐在会议室里优哉游哉地看世界杯，虽然那里没空调，但农村的夏夜十分凉爽，有时甚至要裹一层毯子才坐得住。这几乎是在村里度假的节奏。当然我得承认，不是每个“包村干部”都有这样的运气。首先，“每个周末回家”对很多人来说就不现实，因为有些贫困村距省城
6、500 多公里，交通又不方便，去趟村里的时间都够出趟国，所以这些人只好每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其次，我是第三批省派“包村干部”，由于前两批“包村干部”已经摁着这些贫困村使了两年的劲，所以我“进村”的时候，就不必再像第一批人那样住在阴冷潮湿、随时存在塌方危险的房子里，跟蟑螂和蜈蚣作伴。但我相信，“包村干部”们至少有一点经历是相同的：我们都遇见过一群质朴、善良、有点顽固又有点天真、有点讨厌又有点可爱的村民。不是每个村里都有一个叫小芳的姑娘，但那村子仍值得我怀念。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这不是套话），我在愉快玩耍的同时也干了一些活，它们总结起来可以用三号字写满20 页A4 纸。但
7、说实在话，真没什么了不起的。2015 年5 月底，我平淡祥和的“包村生涯”到期，撤回原单位，又恢复了过去“案牍之劳形”的状态。我在单位不算“重要人物”，一般下午六点左右就能下班，但每天不停地写讲话、写汇报、写总结，也足以让我怀念乡村的时光；更令我迷茫的是，那些重要岗位上的同事们，经常会为了一篇“贯彻会议精神的讲话”加班到凌晨。然而不论他们怎样努力，领导讲话时总也不见有几个人仔细听，讲话念完，也就没人记得讲话的内容，好像它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就这样，我，还有我的同事们，不停地从一篇讲话走向另一篇讲话，生活似乎很充实，然而空闲下来，却会两眼无神地茫然自问：我们到底忙了些什么？我们可曾改变了哪里、可曾
8、帮助了谁？窗外，堵车依然一望无际，比它更一望无际的只有雾霾；200 公里的远处，那个村子倒是没有这些，但它没有的远不止这些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能帮助过它。于是，我打算趁记忆还算鲜活的时候，把自己做“包村干部”时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写出来，也许，我只是说也许，这能有一点什么意义。这些东西当然是幼稚和肤浅的，但正因如此，它可能还保留着一点“赤子之心”，这大概是它唯一的优点吧。我是城市里长起来的孩子，虽然在基层工作过几年，但从未真正融入过农村这肯定算不上好事，然而它让我保留了旁观者清的视角，让我能够忠实地记录下好的、不好的、好和不好都有的、以及说不上好或不好的。虽然本文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无关紧要的
9、琐事，但为保护他人隐私，文中人物仍使用化名，涉及的单位、部门，也基本不使用正式名称，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把它当成虚构的故事看。对我个人来说，我写的东西全是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但考虑到眼见未必是实，有图难有真相，我可不敢发什么“如有假话天打雷劈”之类的誓。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很多事情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查究真相的，何况我到过的农村较少，就算看到的现象全部真实，也未必代表其他地区农村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所以如果有人问，全国那么多“包村干部”，怎么不见别人出来说这些，难道只有你碰上过这些事？我只好回答：也许真的只有我碰上过；也许很多人都碰上过，只是他们有种种顾虑不想说，或者以为司空见惯懒得
10、说。“马向阳”并没去过一百个村，一样能拍马向阳下乡记；而当年数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写出“知青文学”的又有几个？哦，对不起，我又自恋了，这个东西，还算不上什么“文学”。以上是为前言。第一章裂痕如果只有农村人进城，没有城里人下乡，城乡之间能实现“一体化”吗？题记第一节 “闭关锁村”与“对外开放”“（作者注：这是村民和当地干部对我的称呼。通过这个称呼，相信很多人就能猜到“包村干部”的正式名称了），你知道吗，咱村以前可好了，啥事都没有，自从你们包村干部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出来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正坐在 P 村村支书王今宗的车上。那是一辆我叫不出型号的红色两厢小车，已经脱审 6 年，两个后视镜都已
11、碎掉，右转向灯不亮，底盘多处破损导致路面上的尘土不断被卷进车内。不过再多的尘土也遮掩不住长期运送咸鱼给它留下的腥味。在车轮与砂石路面摩擦的声音、车前盖颠簸中不断撞击车壳的声音、发动机因不堪重负剧烈轰鸣的声音中，我竭力分辨出王今宗书记浓重的方言口音，却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就是他说的“包村干部”中的一员，此时我到 P 村刚好 1 个月。我是 2014 年 4 月到 P 村的，那时距我从基层考入某省省直机关才 10 个月。从 2012 年开始，我们省每年从省直机关中选派 500 多人，派到全省 500 多个最贫困的村去做扶贫工作，每批为期 1 年，我参加的已经是第三批了。我们单位每批派 3 个
12、人，分别去 L 市 D 县 L 镇的 3 个村，我被分到了3 个村中离 L 镇政府驻地最远的 P 村。这是个挺普通的村子，户籍人口 700 多，实际常年在村的不足 300，除了外村嫁过去的媳妇，所有人都姓王，全是亲戚。这些人耕种着 1400多亩耕地，其中绝大部分都用来种植小麦和玉米。王今宗书记是 P 村村支书，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P 村村民。他是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筋肉结实的中老年人，只比我母亲小一岁。这位老人家也算是饱经风霜了，年轻时在砖窑厂里做过工，后来开过半挂大货车，还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饭店（话说他的职业好像都跟 PM2.5 密切相关），直到 6个月前，他的族叔王大冬从村支书的位臵上退
13、下来，推荐他“接任”。此人虽然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但仍保持了待人诚恳、说话直率的品性，于是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不熟的话，他也不会当着我这个“包村干部”的面，指摘“包村干部”的不是。我很奇怪，我们“包村干部”是来扶贫的，按说应该“只干好事，不干坏事”才对，怎么会惹出“乱七八糟的事”呢？后来跟他详谈，我发现他说的乱，其实一点也不乱，概括起来无非三类：第一类，村民抱怨利益分配不均，吵吵嚷嚷闹情绪；第二类，村民嫌弃自己村的村干部不如“人家村的村干部”干得好，叽叽喳喳提意见；第三类，村民“就知道钱”，村干部想组织他们干活，他们先问村干部要钱。我没跟他扯“干部要任怨任谤”和“有批评才有进步”之类，他听不懂。
14、何况我又凭什么要求一个村支书泰然处之呢。再说，这些问题也确实是“包村干部”带来的。据我了解，从前 P 村很落后，村民普遍很穷，互相之间既不会攀比，也没有利益纠葛。由于出村道路太烂，很少有人出远门，别的地方发展成什么样，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觉得还可以。后来“包村干部”来了，上面的好政策也跟着来了，修路、通水、扯网线、建广场，村民出去打工的多了、见的世面多了、得的好处也多了，却变得“不高兴”起来，仿佛看什么都不顺眼。当然，除了钱。这是很多“返乡见闻手记”中都说过的问题：从前“老实巴交”的农民已经变得“嫌贫爱富”，谁钱多就崇拜谁，谁给钱多就趋奉谁，没钱一切免谈。这些人“自尊
15、心”很强，对“城里人”瞧不起“村里人”的行为敏感，但他们自己好像也不大瞧得上自己特别是那些“进过城”、“见过世面”的人，更是如此。我把这归结为“长期闭关锁村”之后，突然的对外交流所带来的阵痛：当富庶繁华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村民面前，他们其实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三十年前，“城里人“看见欧美的高科技、高品质生活时，还不是一样受到冲击？再说，“见钱眼开”与“趋利避害”之间的界限并没我们想象中那样明显，每个人都有权羡慕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所以我对王今宗书记说的“乱七八糟的事”并不在意，只回应道，这是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这个阶段过去就好了。唯一让我在意的，可能是“拜金主义”的野蛮生长，会把农村“熟人社会”的温情冲淡，由一部分人的财富打造的光鲜亮丽外表把“贫穷”挡在了幕后，很多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人被隐藏进阴暗、僻静的角落里，如果只是绕着农村简单转几圈，你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某天晚上，我们单位在 D 县的对口下级单位领导请我们吃饭，我在饭局上说起这事，引来一阵共鸣。“对对，这就是现在的农民，他整天骂你嫌贫爱富，其实他自己更甚，哪怕是他自己的爹娘，他也嫌。”李部长乘着酒兴说道。他曾在乡镇工作过十几年，做过镇长，也当过书记，绝对资深的基层干部。“他们也确实不算富，不然包村干部来干吗。”我说，“只是他们比以前聪明了，知道问村干部要好处了，可是村干部没这么多好处给他们，所以村民骂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