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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孔子的教学方法张崇琛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 “有教无类” ，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 ，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 ，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 ，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 ，应是当之无愧的。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
2、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 “教”与“斆” （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 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 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 ”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 ，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
3、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 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 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 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 ，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 ，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 对于学生的性情稟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
4、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 、“赐也达” 、 “求也艺” ， 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 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 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 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 ， 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
5、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 “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 ， 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 ， 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
6、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 、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 ，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
7、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 。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 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
8、。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 ，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 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 ； 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 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 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 。 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 “多言而躁” ， 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 ；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
9、议论人， “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 ， 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 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
10、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先说学。孔子是以诗 、 书 、 易 、 礼 、 春秋 、 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 诗经简
11、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 乐之中和也， 诗 、 书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 ， 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再说思。孔子之“思” ，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
12、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 ，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 ） 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 ） 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对尚书的研读也是同样。当子张谈到无逸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庐，三年不言一事时，孔子立即引导他说：“不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皆
13、三年不问政治，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总之，在孔子认为， “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 而只学不思，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 ” 所以只有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
14、以为师矣。 ” 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 “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 “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孔子认为，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进到学术前沿” ，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谁违背了它，都会受到惩罚。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一推便倒；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造成浪费。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究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温故而
15、知新”的榜样。例如，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他便说道：“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就是此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 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这便是孔子“温故而知新”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而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 ， 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因为有些课程如“礼” （各种仪节） 、 “乐” （音乐） 、 “射” （射箭） 、 “御” （驾车）等，也是需要实习的。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 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 原则。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其所谓“文”即历代文献，所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