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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通鉴论 （清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三十卷，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论名著。,作者简介,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涢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汉族。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王夫之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他生活的年代，正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际。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提高，阶级矛盾和
2、民族矛盾复杂交错。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产生了以批判宋明道学为共同倾向的早期启蒙思潮。王夫之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之一。他出身于没落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传统文化教养。青年时代，他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与好友组织“行社”、“匡社”,慨然有匡时救国之志。,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1642年,24岁的王夫之在武昌考中举人。 1643年，张献忠农民军攻克武昌，进驻衡阳，曾邀他参加农民政权，他佯装伤病拒绝了。 清军入关后
3、，他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抵抗清军。 1647年，清军攻陷衡阳，王夫之的二兄、叔父、父亲均于仓皇逃难中蒙难。 次年，他与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举兵抗清，败奔南明，因而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后被永历政权任为行人司行人。为弹劾权，险遭残害，经农民军领袖高一功仗义营救，始得脱险。逃归湖南，隐伏耶山。 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收复衡阳，又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终于未去。,从此，隐伏湘南一带，过了 3年流亡生活。曾变姓名扮作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西庄源，教书为生。这10年曲折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体察民情,并促成他为总结明亡教训而笃学深思,
4、发愤著述,写出周易外传、老子衍两部哲学著作，还写成黄书这部政论著作。,后半生，他退隐荒僻的石船山麓，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 51岁时他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反映出他的学风和志趣。 71岁时他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表白他的政治抱负和学风。一生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题墓石中说“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
5、丘，固衔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男勒石”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王夫之在自己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并且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王夫之的主要思想,1、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
6、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2、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
7、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3、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
8、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 “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 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
9、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4、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
10、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
11、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5、王夫之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 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在他看来，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日生而日成”。人性的形成发展，就是人们在“习行”中学、知、行的能动活动的过程，以此否定人性二元论、人性不变论的观点。 王夫之还反对程朱学派“存理去欲”的观点，肯定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他也反对把道德同功利等同起来的
12、倾向，强调“以理导欲”、“以义制利”，认为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社会才能“秩以其分”、“协以其安”。 从上述观点出发,王夫之主张生和义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认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轻视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据道德准则，也没有价值。他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懂得生死成败相因相转的道理，抱定一个“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王夫之的伦理思想，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但其中包含着一些启蒙思想因素，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6、王夫之在哲学上服膺北宋的张载。张载论“气”在“理”先、“道”不
13、离“器”的学说，尤使他心醉。读通鉴论中贯穿着“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强调治道只存在于时变中间，没有离开历史变化而永久不变之道。他关于古与今、史与论等相互关系的见解，关于区别借鉴与附会的界限、如何探究客观历史实际等问题的思考，则无疑超过了包括黄宗羲、顾炎武在内的同时代的史学家。,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王夫之选择评论批判的历史实例，都是针对明末清初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发，处处表现了他的特殊见解。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夫之对历史进化的朴素见解。长期流亡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历，使王夫之产生一种认识，那就是思问录所说的，人类是禽兽变的，现代人是野蛮人变的。他用这种朴素进化论去观察文明史，就不但敢于承认历史在变
14、，而且承认它朝着“日新”的方向在变。因而，他以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势之所趋”，后世学者认定三代比秦、汉以后好、“封建”比郡县好的争辩为“无益之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 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学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具有二重性，既显示出可贵的价值，也有受到封建传统意识严重束缚的弱点。王夫之思想中这种矛盾，是17世纪中国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章太炎也称道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
15、独赖而农一家而已”。,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明朝灭亡后，他在家乡湖南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他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
16、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他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 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这副对子表现了自己的晚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 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我国封建时代的学者，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为了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和建议，每每从事历史的研究和总结，尤喜用史论形式发挥自己的政治理论。王夫之生在明末清初，他给自己规定了治史的目的，就是着重明了历史的得失成败，以为认识和改造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