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富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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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国富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任何时代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的存在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价值多元化是当今时世界也是当代中国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价值差异与多元化都是对单一价值观对社会的“宰制”的解构。这一解构,标志我国已进入一个发展环境宽松,发展步伐从容、发展方向坚定、发展路径自信的大国崛起时代。价值差异与多元化并存的趋势,与现代时社会经济所有制多元性和经济方式的多样化相一致,它应该被看成是社会开放、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时代充满活力保障。然而我们在建立和谐社会、争取双赢的实践过程中,当面对和解答现实具体问题时,不能满足于一种价值差异和多元的“怎么都对”的状态,听任“怎么都行”,只能导致极

2、端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寻找价值共识,建构价值核心体系的努力,较之以往时代显得更为困难。一方面有西方势力扶持的普世价值的渗透和影响。“普世价值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法的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当代,西方和国内少数人借助强势话语霸权,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称为普世价值,在达到他们西化和分化的政治目的。”(哲学研究,2009年4 期,第3页,陈先达,论普世价值和价值共识)。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述全面和完整,但作为核心价值观这样表述就不够简洁和清晰。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目标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说法。有人概括为“十种

3、一元核心价值观和十种多元核心价值观。”(参见伦理学研究2009第一期,第40页。杨方,正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目标)当代中国社会始终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二元化社会的格局仍长期存在,社会分层初步形成,社会的同质化水平降低,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并存不可避免。价值多元化是在异质化明显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必然反映。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于社会生活多元、多维、多层的价值观起着支撑、保障和引导的作用。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显性话语和话语权张显和宣示,它所固守的价值信仰成为社会主导,统摄和导引着社会个体和组织价值观的取向。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4、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进步的价值体系,因而必然成为我们党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统摄多元价值取向的伟大旗帜。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其在众多价值目标中的根本性地位,以其为核心梳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既相互一致又有冲突价值观,在当前显得尤为为重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本质及党和政治纲领的关系,及科学发展观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使核心价值观既反映普通民众感受最强劲、最深切,最直接、最普遍的要求,又体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依赖和历史阶段的

5、特殊性,这是构建和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有助于我们顶住以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对我国施加政治压力,有利于我们反西方反华势力发动的舆论攻势,完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借鉴和继承人类价值共识的历史使命。我们如何在价值差异、多元的条件下实现价值共识与社会价值认同,即解决价值的“一”与“多”的问题也学术讨论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选择与核心价值观立足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价值评价,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性的事实认定和价值认同,任何核心价值观重建都不能离开

6、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价值载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事实,离开这一事实,从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平等、公平、和谐等概念出发以及进行的任何空谈和思辨,从所谓的普遍的人性中引申出的所谓“普世价值”,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不是马克思理论预言的“共同胜利论”,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是列宁的“一国或数国胜利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社会既不是落后国家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自然分娩”,也不是科学技术革命的导致的先进生产力的“自然”的要求。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产物,根源于资本本性的的“战争

7、附属物”。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或殖民侵略,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三个主要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政权(上层建筑的核心),其中国家政权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成为民族国家生死存亡决定性因素,成为决定社会能否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的关键性环节。用暴力推翻和夺取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它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路径”。这种“路径”相对社会主义的“自然分娩”而言,是极具“破坏性”和“冒险性”的“剖腹产”,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阶段性、局部性的的“跳跃式”发展。这种“跳跃式”发展并不违背辩证法,更进步证明人类社会量变和质变的复杂性。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处于量变过程中的的出

8、现的“部分质变”。因为第一、这种跳跃式发展也不违背生产关系一不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因为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不可能出现先进生产关系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出现落后的生产关系能够长期容纳生产力的现象。而在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的具体时间和形式与国家政权有天然不可能分割的联系,没有国家政权任何新的生产关系都不可能最终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但是这一基本原理并不排除,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和某些局部,在一定条件下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更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第二、人类社

9、会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使不同社会形态会出现参差不齐,相互交错的现象。由于不同社会形态相互交往,使不同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社会基本矛盾变得错综复杂。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政体三者之间变革的“顺序”可能被打乱。原来由生产力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基础引起上层建筑变革的“顺序”,不排除采用“逆变”的可能性,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复杂性、偶然性一面。不承认必然性中有偶然性,不承认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这是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而这种“跳跃式”发展路径,所依赖的“踏板”就是国家政权的力量。夺取国家政权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依赖”。这种产生路径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与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相比,国

10、家政体性质改变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的惟一比较优势。而国家政权中武装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生死存亡。走强国之路是必然的选择。在战争状态下,首先成为军事强国是社会主义的无奈之举。苏联和中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锤百炼的军事大国。离开国家的强大这一条件下,空谈论民主、自由和人权是荒谬的,有害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行进入社会主义,第一要义是强国,第一优势是强权。所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这一事实,必须反映这一历史要求。以国家本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实要求,必然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军事强国只能保家卫国,只能求生存,但不一定能促发展。社会

11、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依靠生产力的进步。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苏联,因为没有正确和及时处理好军事强国和富民的关系,埋下了上个世纪80年代解体的祸患。同样的原因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也在文革后由邓小平开启了“富民”为特征的改革之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强国与富民的辩证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路径的特殊性决定的,它伴随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贯穿过程的始终基本矛盾。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证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实力,任何放弃军事大国、军事强国做后盾,搞单纯的经济建设的想法都是幼稚的、是一厢情愿的事。同时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没有综合势力

12、为依托,在全球竞争中单纯的军事强国终究会败下阵来。强国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殊表现形式,是由社会主义社会路径的特殊性、生存环境的恶劣性、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决定的。强国与富民两个战略目标有时难以两全,只能在主次、轻重、缓急的动态平衡中实现。二、 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的历史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与世界大战直接的联系,战后成立的社会主义面对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处于资本主义层层包围之中和战争高压之下,企图通过武力、核恐吓和战争危险等手段实现对社会主义的扼杀、围剿、遏制等,实现“以压促变”的战略企图。在经济实力不对等的条件下军备竞争拖垮了前苏联,拖累了华沙条约国经

13、济发展的步伐。使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挫折。放弃了国有经济的优势,没有了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性,沦为西方发展国家的附庸的趋势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势力的发展以是防守为底线,不应该走向黩武穷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能不忽视的的问题。不走富民之路,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把强国当作惟一的目标是重要的教训之一。利用国家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发展的成功经验。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必然资本的原始积累,国有制是落后国家最现实的选择,帝国主义的发展,已经堵塞发达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外向的、掠夺之路。利用国家政权实现资本集中是资本积累的惟一选项。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的

14、显著特征,在生产能力难以短期提高的前提下,市场调解或市场手段面对短缺经济不能发挥市场的优势。而行政命令为特点的限量消费,或国家计划资源配置中比高市场具有更大的优势。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现实性的一面。国家政体是公权,公权都可能存在特权和滥用的可能。掌握公权人道德、觉悟和自律程度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合理性的非制度性因素。官僚主义,专制、特权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相伴随的难以避免因素。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举足加重的作用。后斯大林时代苏共领导人都是以反专制、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从对执政党领袖的批评表面上是个人因

15、素,是对非制度性因素责难。然而从国家政权执行来看,国家政权本身就是一个至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由国家元首或政党领袖替国民行使最高权力。其产生的民主性或者是表面上的至下而上,或者实质上的人民民主,都不能改变政权的公权、公器性质。批评公权的行使者或执行者往往会波及公共权力本身,最终会波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苏联垮台证明这一点。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批判,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也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厄运。在中国社会公有制或国有制企业无效率的低效率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易帜”的危险。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强化金融风险意识,加强经济和产业安全和保障生态安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必

16、然着力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原有的体制、政府领导能力、社会设施、政策体系、价值观念和文化都面临全球化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益少,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发展中国家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把国家利益始终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把强国始终作为我们第一要义。富国和强国不同,富国不一定的强国。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富国之梦不一定现实,但强国必须是我们始终不一的追求。在强国之路中,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追求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关注民生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一种民有、民享、民富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信仰。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理论宝库。社会主主义核心价值观离开中国社会主义缔造毛泽东思想是偏颇的。由于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独创性的理论和成果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深沉烙上毛泽东思想的烙印和毛的风格。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与共产党宗旨密切相关。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观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共产党这一政治群体在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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