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丈夫为妻子守孝制度》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代丈夫为妻子守孝制度（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古代丈夫为妻子守孝制度篇一：中国古代的特色婚姻制度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而女子则失去了择夫的“自由”。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二朝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每当王位交接即王位继婚姻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即男女两性之结合，这种婚姻主要基于人类的本能和繁衍后代的自然需求，有了人类便已有之。狭义的婚姻是经国家法律之认可，通过一定的法定形式、为社会所承认的婚姻形态。本文探究的是狭义婚姻，是国家与阶级出现后，将自然本能滋生出的生活习性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婚姻制度。自夏始
2、至清亡之四千年，我国的婚姻制度从萌芽至成熟到最后定型，其主流婚制虽变化不大，却也在不同朝代制定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婚姻制度。一、中国古代的形式婚姻制度中国古代婚姻非常注重形式，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才是合法婚姻，否则便是违法婚姻并为社会所不容。特别是周朝初期周公把婚姻纳入礼制轨道后，便使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自始至终充满了迷信与形式主义的色彩。礼记昏义载“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这就是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六礼，其涵盖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建构。后唐孔颖达又疏曰：“六礼谓冠一、婚二、丧三、祭四、乡五、相见六。”六礼中，当以婚礼为本，因为有婚姻才可形成家庭，有
3、家庭才可组成国家。（一）结婚的形式。按周礼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首先要满足其三项实质要件：即“一夫一妻”、“同姓不婚”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原则性前提。“一夫一妻”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有专门论述。“同姓不婚”即禁止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通婚行为。此禁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认为同姓结婚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从而影响整个家族、民族的发展，说明当时对优生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二是因多与异姓结婚有利于“附远厚别”，通过联姻的方式在政治上加强与异姓贵族的结盟，以便于扩充自己的势力、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齐风南山有“娶妻如之
4、何，必告父母”、诗经幽风伐柯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句子即是例证。在古代，婚姻的终极目的，除繁衍后代、承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乃家族大事，绝非青年男女个人之事，必须由父母主持，再加上媒人撮合，才算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其次，婚姻关系的缔结除必须符合以上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合乎一定的形式要件，即必须要经过“婚姻六礼”程序才能完成合法婚姻的缔结。“六礼”即要求婚姻关系成立必须严格遵循六道礼仪程序，依次为纳采（男方请媒人携礼物向女方家求婚）；问名（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明女子生辰、名字、身分，卜于宗庙以确定是否适合婚配）；纳吉（卜得吉兆后，男方家即准备礼物通知女方家决定
5、缔结婚姻）；纳征（又称纳币、纳聘财，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正式定婚，婚姻开始受礼法保护）；请期（男家商请女方家择定婚期）；亲迎（男子亲自到女方家迎娶），这是“六礼”中的最后一道仪式，也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道仪式。西周时，要求男方先到女方的家庙拜祭其祖先，然后再用车接女方到男家。将女方迎进男方家门后，还要举行夫妇同器共餐、共饮交杯酒等仪式。次日尚须留在家中以谒见舅姑（即公婆）。如舅姑先已去世，则三个月后在家庙祭奠舅姑，此称为庙见之礼。庙见完成则该女子便正式成为家族正式成员（如未行庙见之礼，该女子去世，则不能葬于男家之祖坟）。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最终成立。“六礼”的名称和仪式，在中国古代婚姻制
6、度发展史上影响十分深远。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虽不一定经过六道礼仪程式，但“六礼”的名称却一直相传下来。直至中国近代乃至现代，有一些乡村的结婚仪式仍可见到“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二）离婚的形式。在我国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确立的男方家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大戴礼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公婆），为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嗣不孝；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能共同生活；口多言，为其离亲；盗窃，为其反义。只要女子有其中的任何一条，夫家就可以
7、合礼、合法的解除婚姻关系。礼记内则载“子甚宜（爱）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表明婚姻关系能否持续与夫妻感情无关，婚姻关系从开始到解除完全由父母控制。夫家为了维护夫权和家族利益，可以轻易找出“七出”中的一条为借口，使女子陷于被遗弃的悲惨境地。在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有一些限制性条件，按西周的礼制，女子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具体为“有所娶无所归，不去（女子被休弃时娘家已无亲人的，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不去（女子嫁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女子嫁入夫家时贫贱以后变得富贵的，
8、不能休妻）。”按照礼制的要求，“妻者，齐也”，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对男家任意出妻的限制性规定，虽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秩序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婚姻制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和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七出三不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相关规定，大体均未超出其范围。二、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制度原始社会后期，由群婚制变为对偶婚制，即一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择一女为“主妻”即正妻，其余为副妻；而一女子在许多的丈夫中择一男为“主夫”即正夫，余者为副夫。对偶婚仍以女子为中心，女娶男嫁，实行族外婚，夫从妻居，婚制的变
9、化，改变了过去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状况。生父的确定从血缘结构上为父系氏族和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而女子则失去了择夫的“自由”。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二朝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每当王位交接即王位继承时，就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祸起萧墙，在众王子之间出现流血拼争，甚至发生弑父杀兄的惨剧。周朝则吸取了夏商的教训，通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确定王位的归属，成功的解决了王位继承的难题。所谓“一夫一妻”是指按照西周宗法制度的要求，从天子到诸侯
10、、百姓，一男子只能有一个“妻子”，即正妻，也称嫡妻，正妻必须经过聘娶大礼迎娶；“多妾”则指国王与贵族占有的其他女人。周为这种婚姻继承制度的改革还寻找了理论上的支撑，即强调妻在家庭中与夫相埒的位置。“太阳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夫与嫡妻如日月成为宇宙的主体，而众妾则谓之小星，只是日月的点缀。礼记昏义也载“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也”，可见，妻居于家庭的统治地位。且嫡妻只能有一个，“并后匹嫡（妻妾不分）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国王如有二妻，则各自为政，不仅家庭秩序混乱，而且还会引起社会动乱，国难当头。后果的严重性，使得王室只有实行一夫一妻制，才能防止宫廷政变的发
11、生，保障周朝社会秩序的稳定。妻妾的地位一经固定便不能改变，否则便易生乱，导致国破家亡。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立法保证妻的正统地位。夏商周三代虽已难以查考，但汉以后各朝则均有记载，如唐律户婚律载“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元史刑法志载“诸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离之”。明清朝的律例也规定“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离异”。实施以上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妻的唯一正统地位，以利家庭、家族和国家的有序、稳固。一夫一妻制并不能限制周王与贵族占有妻以外的多个女子，从周朝的法律和礼法上看，除了强调男子只能有一妻之外，又允许天子与诸侯、贵族以种种名义合
12、法拥有数量不等的妾媵。礼记曲礼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后是天子的正妻，夫人是公侯的正妻，其他均为妾，妾的名分不同，地位也有异。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一般也拥有一妻一妾。真正实行一夫一妻的只有平民，论语宪问载“别无媵妾，唯有夫妇相匹而已”。以后的封建社会基本延续了西周确立的“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如汉朝的皇帝除皇后外，还有昭仪、婕妤、美人等各级“诸姬”，还有所谓“后宫三千人”。汉初宰相张苍“妻妾以百数”。可见，“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实质是按权力的大小来占有数量不同的女人，女人则如同财物一样没有独立的人格；其作用一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的淫
13、欲，二是帮助王公贵族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核心在于区分嫡庶，即所谓“法无二嫡”，正妻所生子是为“嫡系”，妾媵所生子是为“庶出”。其政治意义在于它能帮助王族与各方贵族很好地解决王位与爵位的继承问题，并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实施做好了铺垫工作。周成王以后，嫡长子继承制度正式确立，即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按嫡长子继承制的要求，王位、爵位等政治身份以及对家族成员的领导权、对家族财产的支配权，都只能由嫡妻所生的长子来继承。如嫡长子早逝，则由嫡次子继承；如嫡妻无子，才能在庶子中选择最贵者继承。嫡长子继承制度从长远的角度解决了王权、族权的交接过渡和财产继承问题，以此保证了王族世代有序的延续
14、，并成为西周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柱。(三、中国古代的阶级婚姻制度中国古代无论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其实都是等级社会，其结构呈金字塔形。在奴隶制社会，其顶部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其次是各级奴隶主贵族，往下是庶人，底部则是奴隶。在封建制社会，顶部是皇帝，中间则是各级封建官僚仕绅，底部则为庶人。为了维护这种既定的等级关系，在我国古代的婚制上，体现了非常明显的阶级社会的内容。在夏商周三代即严格实行贵族内部婚姻，贵族只能与贵族联姻；庶人则只可在本阶级内部“匹夫匹妇”为婚；而奴隶也只能娶奴隶之女为妻。秦汉时期婚姻制度的贫富之限则不甚严密，为防止后党干政，汉朝的皇后就多出身于微族；汉初期的宰相陈平少时家贫
15、，同乡富人张灵赏识的陈平才能，而招陈平为婿，也是一特例；一般情况下，贫富相互通婚还是严格限制的。三国时魏立“九品中正制”，严格区分贵族官僚与庶民之间的界限，良贱不得通婚，即使均为官僚，但官品等级高低相差悬殊的也难以通婚。至两晋南北朝时，婚制上的尊卑等级格外森严，门第婚盛行；婚姻讲究门第家世，同类为婚，法律不仅禁止良贱通婚，而且士族与庶族联姻，亦被视为“失类”。士族乃高门望族孩子出世就有官职，且可做至高官，寒门则只能做小吏，所以只允许士族内部联姻，士庶通婚绝不可能。北魏孝文帝曾下诏禁止士族“下与非类婚偶”，“犯者依违制论”。当时的士族内部还按姓氏排列了顺序，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南朝时王、谢两姓掌
16、握政权，为最高贵；北朝则以崔、卢二姓为贵；排在后序的想与前面的士族联姻也相当困难。权重一时的河南王侯景攻破南京后，恳请梁武帝允许他求婚王、谢之家。武帝因侯景门第不高，答复“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求之”。之所以如此，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士族官僚统治特权的延续。若士族与庶族婚配则会遭到弹劾与攻击甚至是法律的制裁。南梁大士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庶族满氏，受聘钱五万，被御史中丞沈约弹劾，“满氏姓族，士庶莫辩?王满联姻，实骇物议”，批评王源“惟利是求，玷辱流辈”。北魏尚书仆射卢道虞之女嫁与郭家为妻，后郭犯死罪，因而卢道虞女没为官婢；齐高祖将卢女赐给大臣陈元康，陈纳之并休掉原配李氏女。得到高官罪女亦以为荣，可见门阀士族制度影响之深。唐律严禁良贱通婚，规定主人为奴娶良人女为妻者，主人处徒一年半，女家尊长徒一年，婚姻断离；奴自行娶良人女为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