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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邦制度的特点篇一：浅析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城邦制度的原因浅析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城邦制度的原因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演变的结果。后人对它的定义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也即我们所说的一城一邦。所以城邦制度下的国家也可以被叫做城市国家。城邦制度因其独特性具有许多的特点，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小国寡民了，例如雅典整个国家的公民数不会超过六万人。此外，城邦实行“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的制度，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他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凡是成年男性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在军事方面，希腊诸城邦的军队都是公民军，也即战时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可能这在其他文明当中都是不曾出现的，毕竟拥有强
2、大的军队才是一个政权稳固的基础。在讨论我们国家没有出现过城邦制度的原因的问题前，我先展开几句说明一下中国古代确实没有出现过城邦制度。我国的古代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史前（尧舜禹时期），奴隶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和封建社会（从秦朝到清朝）。对于封建社会我想大家没有异议，因为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与城邦制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史前虽然有过禅让制，但毕竟他不存在语言文字，更别说能有完善的制度和城市国家的诞生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撇开他不谈。真正有疑惑的应该是奴隶社会中的春秋战国和之前的时期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也曾被混淆。诚然，在民主方面我们与希腊城邦的“主权在民”没有任何一致，但除此之外与城邦制度又
3、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小国林立，这似乎与城邦制度在某种方面极其相似。但是我们要知道，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国君拥有主权性，然而从夏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于每一个国君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夏朝被称为元后，在商朝被称为帝，在周朝被称为天王。每一个称呼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与天有关的，可见小国虽然看似独立自主，但都要受到最高权威的统治。这与城邦制度是有很大差异的，城邦国家中有联盟的存在，但并不受某一个人的统治或者说屈于某个人之下。所以说，我国古代确实并没有出现过城邦制度。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没有出现过城邦制度呢？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它从萌芽到确立经历了几
4、个世纪的完善与进化。可以说一个制度，一个政体的确立都是经过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的，它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很难将其表述的非常完全，因此在这里我就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在地理环境方面，不同的地理条件会导致不同的文明，国家体制的诞生。我们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的中国文明正是依靠着河流繁荣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的文明被称为大河文明。在这样的环境中，农耕文明得到了极大地发展。而产生城邦制度的希腊文明则是依靠爱琴海的滋养繁荣起来的，这样的文明被称为海洋文明。因为沿海，少平原多山，可耕地少，所以农耕文明很难繁荣发展。而因为岛屿密集这一有利条件，航海业，商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5、这样两种全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导致人类生活与生产方式的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文明的不同，国家制度的不同。此外我国古代一直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骚扰，因此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为了壮大自身的实力，小国会不断的征伐吞并他国。而在希腊，字波西战争之后，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都处于没有外敌的安逸期，没有了生存的压力，城邦与城邦之间不需要联合兼并，也就有了长期独立存在的可能。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在政治方面，中国有过一个不可逆转的强兼弱削的兼并过程。使国家一个个减少，领土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个大国，到后来秦一统六国，均呈天下一统的趋势。而在之后的朝代更替中君王的权利被不断的加强巩固，君主专制更是一
6、步步完善，君主掌握了一个国家的全部权利，可以随意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而在希腊城邦制度中实行的则是民主制。虽然之前也曾有过君王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时代，但在公元前8世纪城邦制度萌芽后直到它毁灭，城邦中所有官员都是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的。每一任官员之间都不存在必然的血缘关系，这与中国是截然相反的。中国自古代起就很看重血缘，实行的是世袭制，导致了阶层固化。想要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实行民主制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历代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都会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减少百姓的流动，使得百姓被土地所束缚，只能留在原来的地方，如最早实行的“什伍组织”，把百姓编入什伍之中，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对
7、基层进行控制，还有上报制度和惩罚制度。可以说这样的制度确实对于统治者地位的稳定有着主要的帮助，一旦农民的流动性大大减小，那么血缘的纽带便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而对于土地的依赖也会增加。在这样的制度在，想要萌芽出城邦制度的影子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城邦制度在希腊的形成正是从人员流动，血缘纽带的松弛导致氏族社会瓦解开始的。我想这也是我国不曾出现城邦制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而且中国领土广袤，百姓众多，古代通信又相当落后，要是真的实行民主制，恐怕一年也完不成一件事。最后，思想文化上，其实一直都让人遗憾的是我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民主的踪迹，甚至连一些思想萌芽都没有。与希腊社会上平民推翻氏族社会确立民主社会不
8、同的是，我们国家虽然在残酷的剥削下也会兴起农民起义之类的事件，但一个朝代被推翻后只会建立起一个新的时代，没有人会去反思君主专制的弊端，人们似乎将其看成了一件寻常到不能在寻常的事。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蛮族王制是专职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这段话听起来不太让人舒服 ，因为我们被亚里士多德称为了蛮族，但我认为“奴性”二字却还是很有道理的。我国古代人民确实有着很深的奴性，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没有人会选择反抗，只是任命的选择屈服。此外，我国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传统文化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极大影响
9、，儒家宣扬的是“重人治，轻法治”，也就是说将君主看的比法律重要，这一点是与民主制相悖的，长期受这样的思想熏陶，使得百姓的思想固化，失去创造力，几乎不可能产生民主这样的观点。即使有人想到了也会被当做异类看，认为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再有，希腊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内主权的分割，对他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也就是说防卫的意识超过的攻击的意识。而我们的先人们则恰恰相反，若是国力不足也就罢了，如果国家经济情况稳定，有实力拓建军事力量，那么必定要把邻邦征服或者驱逐，才能感到高枕无忧，就好像所说的“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鼾睡”，“居安思危”等等。此外，在文献方面，可以说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荷马史诗”的影响，
10、使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出现了极大地变化，我国古代则并没有个性化的出现，思想过于单一，所以不可能出现类似的典籍。城邦制度的产生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原因的，可以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可以复制的。我国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发展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这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农耕文明使得我国经济基础稳定，而随着君主权利的扩大，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5000年的屈服使得古代中国人民失去了反抗，追逐自由平等的愿望。而辽阔的太平洋则阻碍了其他优秀文明的传入与发扬，使得中国古代君主专制能够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可以说，我们国家不曾出现过城邦制度是十分符合历史发展的，如果真的做一个假设，使得城邦制度
11、在中国古代发生的话，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城邦制度千万年来也就只有在希腊出现过而已，它为希腊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爱琴海文明的一颗明珠。它有超前的民主思想但也有局限性，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而我们的中国就是这样。参考书籍：顾准希腊城邦制度10131510215沈颖 数学与应用数学篇二：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特点_20XX1123092249343篇三：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兼与日知同志商榷吕绍纲中国古代城邦制度问题是近年来从国外史学研究成果中引进的。尔后，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与日俱增，以至于城邦制度问题已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不容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日知同志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两篇
12、文章（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载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城邦制的观点。文章认为城邦制度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各个民族无例外地都经历过城邦制阶段。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他把中国先秦社会描绘成城邦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并且概括为四个时期，“尧舜时代是古代中国城邦制产生的前夕；三王时代是城邦制各自发生的创始时日；五霸时代是城邦制全盛时代，城邦联盟的中心转移了；战国时代则是城邦制衰亡时期”。世界各国的历史，其早期阶段是否无例外地普遍经历过城邦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逐步加以认
13、识。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世界历史有其无容怀疑，的一致性，也有其有目共睹的多样性。人类社会按照一定的规律，依次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走着一条大体相同的发展道路，然而历史又是纷纭复杂的。各个民族在各自不同的条件制约下，创造自己的生活，犹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世界上难以找到历史完全相同的两个民族。唯其如此，历史才成其为历史。中国古代国家与古希腊就大不一样。希腊古代作家的历史著作表明，希腊的城邦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无论它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不同这个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多数这样的城市都有发达的工商业。在较发达的城邦如科林斯和雅典、则依赖广泛的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殖民活动来支持其国家的发展，维系它
14、对疆域之外的控制。而在古代中国，谁能说出哪一个诸侯方国，其命运同某一城市紧密相关？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深入研究过希腊城邦制度。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城邦，人口和土地不宜太多太广，应以“观察所能遍及”为最大限额。城市当然只有一个，构成城邦的军事、商业中心（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页三五六。）。希腊诸城邦实际上不会每一个都如亚里士多德设计的这般小。但，小确是希腊城邦的特点。它们大多数是人口较少，疆土不大，一邦一城的。而且它们虽有战争，但不兼并，国家数目不是由多而少，而是由少而多。按照希腊城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国家委实不是什么城邦。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希腊
15、截然不同。国家开始很多，后来逐渐减少；疆土开始很小，而后不断扩大。原因是中国古代国家有过一个不可逆转的强兼弱削的兼并过程。兼并的结果是郡县制的产生和一国多城现象的普遍存在。至春秋时代，这一特点已经十分明显，晋、楚、齐、秦诸大国，个个土广数圻，城邑众多，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地扩张自己。发展到战国，逐渐出现天下统一的趋势。古人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指出“禹合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见于经传者百四十余国，又并而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郡县条。）；“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叙。）。甚至早在春秋当代，子产就已经
16、感叹过：“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古代希腊没有发生过兼并的过程。斯巴达曾企图武力扩张，但很快就转为用结盟代替吞并。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俨然是一个海上帝国，然而雅典从未把一个盟国吞掉，它绝不肯把雅典公民权赐与盟国的公民。这是城邦的特点造成的。因此古代希腊自身不曾出现统一的趋势。和城邦制的人少地小，一邦一城的特点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政体问题。这两方面是表里相衬，互为前提的。因此西方学者从古至今研究城邦制度无不重视分析政体问题。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的本质高度概括为“维持自给生活而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注：政治学中译本页一一三。）。美国现代学者梅森哈蒙德在论及城邦国家概念时，特别重视政体问题。他以古希腊为例，提出城邦国家的突出特点是混合政体。混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