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的体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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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发展理念的体制保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理念，政府要从体制方面进行调整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速度换档、结构升级与动力转换的三个节点上，为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新理念，本文从体制层面对如何落实发展新理念作一些分析。 创新发展的体制安排 毋庸讳言，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而今天已步入“经济新常态”，发展动力亟待转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央的意思很明确，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主要靠创新驱动。若如此，在体制层面

2、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政府如何支持科技创新；第二，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何为科技创新？这并不是要抠概念，而是这概念事关国家的科技投资体制。人们通常认为，科技创新是“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总称。这看法虽不算错，但不准确。我们说，技术可以创新，科学是不能创新的。科学揭示的是规律，规律只能发现，不能改变。如圆周率3.14，科学家只能发现它，却不能创新它。既然科学是发现规律而非创新，那么政府要不要资助科学研究？ 政府当然应该资助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同于技术研发，技术研发的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科学研究成果则是某个理论原理，由于没有商品载体，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举世公

3、认的人类伟大发现之一，可谁也不会花钱去买“进化论原理”；圆周率3.14人们也经常用到，也不会有人付费使用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科学研究成果属“公共品”。“公共品”的特点：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不存在边际成本。科学研究正好具备这两个特性。科学家发现的某个规律（或定理）一经公布，不仅使用不排他，使用人数的多少也与成本无关。比如，你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并不妨碍我使用“圆周率”求圆面积，大家同时使用，当初发现“圆周率”的成本不会变。 与科学研究不同，技术研发倒是可以创新，可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应该资助所有的技术创新？当然不是。国防军工技术与高新技术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

4、竞争力，其创新成果通常不能转让，此类创新政府应该投资；而一般民用技术研发与国家安全无关，创新成果又可有偿转让，政府对这类创新只需提供公共服务，应让研发机构面向市场去筹资。 实行创新发展的另一难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达90多万件，获得专利授权16万多件，连续四年居全球之首，可目前中国专利成果转化率却平均不足20%；科技产业化率更低，不到5%。政府拿大量的资金支持创新，而大量专利成果却束之高阁。 于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科技人员不重视成果转化？2015年暑期我到南方调研，与科技人员座谈，大家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成果评价厚此薄彼。以资金来源分，科

5、技课题有政府纵向与企业横向两类。据湖南、云南等地科技部门负责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往往重“纵向”轻“横向”。在长沙座谈时就有科技人员说，其所在单位评职称，无国家课题近于免谈。 二是财政大包大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增长近百倍，特别是近五年，财政投入均增长20%以上。这些资金大多以课题形式投给了科研院所。国家既发工资又拨经费，科技人员高枕无忧自然不关心科技成果能否转化。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难转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试车间”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规模生产，通常需要中试。有数据说，新技术成果通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八成；而未经中试成功率只有三成。困难在于

6、，建中试车间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与企业谁也不愿自己建中试车间。 以上因素确实会妨碍科技成果转化，但并非关键原因。我的疑问是，如果是成果评价重“纵向”轻“横向”导致了产学研脱节，那么为何有人评了职称也不重视成果转化？事实上，目前科技人员中多数都是有职称的。再有，说财政包揽导致产学研脱节同样也站不住，可证伪的例子是，欧美国家政府财政也投资科技，可人家成果转化率却达70%-80%。 至于中试车间，说到底是一个谁出钱的问题。中试车间当然最好由政府建，即便政府不建，假若研发者的产业化愿望强烈，而成果又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建中试车间则易过借火。今天国内市场钱并不难找，难就难在研发者缺乏产业化动力

7、，而成果又没有令人乐观的市场前景。 归根到底，以往产学研脱节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主创人员不能直接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前，美国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曾归政府所有，其转让收益也归政府，而那时美国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仅为5%。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结果转化率一路飙升，今天达到80%以上。 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2007年以前，中央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也归国家所有，2007年颁布科技进步法后，国家将财政资助研发的专利权下放给了科研院所。照理，我们的专利成果转化率应该提升，可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何以如此？原来国内的科研院所与美国不同，美

8、国的研发机构是企业投资；而我们的研发机构是国家投资的事业单位，专利权下放不过是“大锅饭”变“小锅饭”。 现在看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办法：一是改革科研院所的“事业”身份，让其自立门户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让科技主创人享有专利转让的部分收益。前者要改体制，后者相对容易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201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此已有相关规定，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协调发展的两个层面 协调发展涵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诸多方面。但若从学理角度看，以上

9、各方面的协调最终要反映为两个层面的协调：一是总量平衡；二是结构合理。 先看总量平衡。我们知道，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总量不平衡表现为商品短缺，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市场经济下的总量不平衡，通常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产能过剩或商品过度库存、失业率上升。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 在凯恩斯看来，扩大需求的重点是投资。理由有两个：一是供求总量要平衡，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他是这样论证的：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企业与居民两个部门（不考虑税收、政府支出与进出口），于是从总收入（供给侧）看

10、：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消费+储蓄；而从总支出（需求侧）看：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则：消费+储蓄=投资+消费。等式两边都含消费，故左边的储蓄必等于右边的投资。 上面论证看上去天衣无缝，但其实有疑点。不错，在年底回头看当年的国民收入存量，储蓄确实等于投资；但若在年底看下一年的国民收入流量，保持总量平衡却未必要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储蓄可向两个方向转化：如果投资需求不足，储蓄可转化为投资；如果消费需求不足，储蓄则可转化为消费。事实上，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扩内需；储蓄转化为消费也可扩内需，肇始于欧美、风行全球的信贷消费，就是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的例子。 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另

11、一理由，是他认为投资对扩大需求有乘数效应。如投资兴建一家汽车厂，生产汽车需要钢铁，于是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钢铁厂炼钢需要买煤，则可扩大煤矿的需求，煤矿需买采掘机，又可扩大机械厂的需求。我们不否认投资有乘数效应，但消费也有加速效应：消费者购买汽车，可扩大汽车厂的需求，而汽车厂需买钢铁，又可扩大钢铁厂的需求，以此类推，也一样会产生连锁的需求放大效应。而且经济学并未证明，对拉动需求，扩投资一定胜于扩消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灵丹妙药。 中央当前力推的供给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

12、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改革由谁来主导，对此人们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政府应成为调结构的主体，而按照经济学分析，若让政府作为调结构的主体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 政府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么？政府官员并非先知先觉，自然很难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九五”时期政府曾提出要振兴煤炭、钢铁、汽车、建材等产业，可到“十五”时期就出现过剩。2009年，国家颁布十大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而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所涉产业几

13、乎都属于2009年要振兴的产业。 那么政府官员是否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呢？官员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错了市场自己不赔钱，无关痛痒；企业家一旦投错了项目，赔的是真金白银，所以一般说来官员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倒是行政调节与市场调节哪个更有效，不好一概而论。行政调节相对市场调节见效快，但容易一刀切；而市场调节虽非一刀切，但见效慢。 两害相较取其轻。结构调整的主体，我认为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虽然企业家也不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才是好结构，但市场知道。因为市场价格会反映供求状况。由于企业家更关注市场，他们能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生产，让供给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目前国内有一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结构是否合理

14、，关键要看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此看法显然是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 “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发展阶段约束是指该定理只存在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工业化后期并不成立，今天欧美制造业强势回归就是例证；所谓分工范围约束，是

15、指该定理的适用范围要由分工范围决定。若分工仅局限于一个县，该定理就只适用于这个县；分工若扩大到一个省，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省；若一个国家形成了地区分工，此定理就适用于这个国家而不适用于某个地区。 举例说吧。假定一个国家有甲、乙、丙三个地区，甲地的比较优势是农业，乙地的比较优势是工业，丙地的比较优势是第三产业。设若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地区分工，这样甲、乙、丙三地应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可不必拘泥于“配第-克拉克定律”。从单个地区看虽然每个地区都不符合该定理，但只要这个国家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其整体结构演进趋势仍会与该定理一致。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那时英国的结构演进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但德文

16、郡却是发展农业；曼彻斯特是发展工业；而伦敦则是发展金融服务业。 目前，中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据了解，不少地方政府信誓旦旦，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我看来，这还是政府主导调结构的思路。中国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不然大家一窝蜂，地区结构肯定会雷同，而且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虚脱。所以，结构调整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精神，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放开商品价格，让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针对结构瓶颈补短板。 绿色发展的关键一招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目前正处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也不例外。 人类文明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