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制度是如何演化的（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篇一：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是怎样发展演变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是怎样发展演变的。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因为其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其深深的阶级烙印。夏朝时期，传说中国就有了学校。据甲骨文和古书上记载，商朝时已经有了正式学校。到西周时，学校分为“国学”、“乡学”两种。学校主要是“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即传授祭祀知识和作战的技能经验。商周时代，贵族子弟必修的科目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春秋时期，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原来“学在官府”的教
2、育垄断层面逐渐被打破，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聚众讲学，发表政见，产生了所谓的“私学”。这一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影响最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了不少教学经验，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其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教学经验至今仍在延用。西汉时期，教育制度逐渐完善。西汉时，学校类型主要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为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xx程，学习科目是五经，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教育系统。隋朝时期，中国教育制度达到了世界水平。隋唐
3、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唐代学校制度完备，有国子学、太学等，在地方有州学、县学和乡学等。教学内容以?0?0五经正义?0?3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同时还有了专业教育，如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等。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私人办学多了起来，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都办过学，为教育增加了新特色。宋代教育在唐代基础上更加完备。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以太子学和国子学最重要。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改革学校和科举，使官办学校非常兴盛。另外，私人讲学的书院在北宋时兴起，成为传播理学的基地，学习风气十分活跃，石鼓、白鹿洞、应天、嵩山书院都很有名。宋朝以后，理学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统治
4、了学校教育。明清时期，教育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和宗学，地方学校也发达，各级都有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考试制度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还学习?0?0御制大诰?0?3、?0?0大明律令?0?3等。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明朝中期以来，书院比较兴盛，最负盛名的是东林书院，书院也发展成为官办的学校。明清时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为强化专制统治，教育的专制非常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了，到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但科举制中公平选拔人才的方法却被保留下来，至今仍有活力。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是社会不
5、断进步的表现。历史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其功绩不可磨灭。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值得借鉴。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也必将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趋向完善。篇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及其演化（三） 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诺斯（north）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我们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等。他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
6、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笔者认为，由于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边际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较之先前的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如果说，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对早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的拓展还只是量的发展和扩大的话，那么科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改变。也许，这就是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科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尽管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
7、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对制度运行成本进行分析，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旧制度经济学。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对它们产生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应当说，科斯并不是第一个注意研究交易背后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但科斯却是第一个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四个显著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8、性发展。篇三：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访问西方，考察了西方国家企业制度演化的现状，详细介绍了关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况。许多学者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应效仿西方企业制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思路存在着局限性，人们在羡慕西方富裕生活的利益驱动之下，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企业制度，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误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就无需经历漫长的演化过程，就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 笔者结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论述，以及西方财务理论、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动态角度考察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
9、管理的创新过程。一、 伊索寓言的启示： 鸟和鱼的对话据报道有一位前苏联的作家，曾因持有不同政见而流亡海外，但是，前苏联发生了社会剧变之后，他却不赞成俄罗斯人效仿西方模式。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时向他询问，为何不赞成效仿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位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回答时提到了一则伊索寓言的故事。从前曾有一群生活在河水中的鱼儿，非常羡慕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鸟儿对鱼儿说，你们在水中有又湿又冷，河里的食物又少，看看我多么自由自在，可以在天空中任意飞翔，空中和陆地上的食物也多，你们快快从水里到岸上来吧!有些鱼儿觉得鸟儿的话有道理，就忍不住跳到岸上学习飞翔，结果跳到沙滩上很快就憋死了，成为了聪明的鸟儿的腹中食
10、物。这则寓言故事虽然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它说明盲目模仿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前苏联作家，或许是长期流亡海外的生活，促使他对西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对制度变迁有了更成熟的看法。我们不必嘲笑鱼儿的愚蠢，其实，人类也经常会犯类似的错误。人们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往往会有羡慕别人的成功，急于效仿而遭致失败的教训。人们之所以容易犯类似的致命错误，是由于存在着利益驱动和认识论的陷阱，当鱼儿亲眼看到鸟儿自由飞翔的姿态，遍布陆地和空中的丰富食物时，的确很难抵御鸟儿充满诱惑的劝说。同样，当人们亲眼看到西方的富裕物质生活，也很自然地误以为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个人自由和富裕生活。很
11、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包括议会选举、股份制、公司制等等，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所经历的复杂、漫长的动态演化过程，误以为只要模仿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现状，就能无需经历其漫长、痛苦的动态演化过程，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其实，生物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似之处，就是其进化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经历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适应环境的生存斗争中逐渐实现的。任何盲目的移植和模仿都是非常危险的。社会系统属于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比较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更为复杂。因此，我们更不能采取简单的机械思维方式，误以为西方的议会制度、股份制、公司制，仿佛就像无生命的机器零件一样，可
12、以随意安装到不同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异体排斥反应”，造成巨大社会灾难。二、 企业产权结构与“预算软化”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着较严重的“预算软化”现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以往经营权方面的改革不能根本解决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因为预算软化现象的根源是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不明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规范作法，广泛采取股份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的形式。但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中同样存在“预算软化”问题，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界一般将此称之为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追求目标和利益存在差异所必然产生的“代理成本”。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
13、也曾写到：“由于股份公司的董事，只是别人财富而不是自身财富的代理人，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以像私人合伙企业业主对待自身财富同样的兢业精神来管理股份公司的财富。就像富翁的仆人一样，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主人的荣誉，而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因此，在股份公司的管理中，难免不出现渎职或不节俭的现象。”西方产权理论中的著名科斯定理认为，只要有了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产权结构如何，都必然导致资源的最佳配制，这个的推论的前提假设是包括信息交流、协调和代理成本在内的各种交易成本为零。但是，经济现实中存在着非常大的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对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西方产权理论是以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
14、，所以其实际的应用价值不大。西方传统公司理论假设公司会像一个人一样，自发追求最大利润，也忽略了企业中存在的代理成本。实际上，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法人企业中，不同的股东和经营者都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彼此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实际存在的巨大代理成本直接影响着微观经济学中传统公司理论的正确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企业理论特别是代理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其特点是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实际运行机制，正视西方的产权理论和传统公司理论所忽视的代理成本，并着重研究其作用，因而更加符合现代企业中的现实情况。值得指出，我国对西方产权理论和传统公司理论的研究和介绍较多，而对于西方企业理
15、论的新发展如代理理论、公司财务理论等研究和介绍较少。代理理论主要研究所有者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经营契约关系，以及有关企业产权结构的各种问题。美国著名工商学院教授杰森和迈克林俩人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可称为是运用代理理论探索公司所有权结构问题的先驱。杰森教授等人是公司财务理论的专家，非常熟悉企业的实际运行机制，其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溶汇了代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成果，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忽略制度因素的弱点，首先以严谨的数学模型和图表模型揭示了当私人业主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为了克服自身资本的局限而引入外部股权或债权时，这种生产社会化造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乃是“代理成本”和“预算软化”现象产
16、生的经济原因和历史起点。他们的理论分析对于我国企业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51杰森和迈克林认为公司并不像微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个自觉追求最大利益或利润的个人，而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框架，让具有相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的许多个人通过它达成各种各样的经济契约，如股份契约、代理契约、雇佣契约、采购契约等等，就是说公司实际上是各种契约合同的法律汇合点。公司的经济意义在于能降低谈判、制订各种合同并监督其兑现的交易成本。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合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是联系各种合同契约的交叉点。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所有者希望获得最大的利润和股值，而经营者关心自身的利益权力、报酬、保障、优雅的工作环境以及舒适。缺乏适当的激励和制约，经营者可能过分追求企业规模和自身权力的扩大，追求豪华的办公室、汽车、宴会甚至渎职，造成我们所说的企业预算软化问题。企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