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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位 内容提要“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质底差异乃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生态危机的成因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建立在现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据此，它要求解构人的主体性。而“生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主体性地位，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现代的理性主义导致了生态伦理异化，诞生了反生态的科学技术，这是生态危机的本质，据此，它对科技发展取敌视态度。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
2、危机的本质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生存模式。因此，人类不应反对科技进步，只应批判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运用及其造成的异化生存模式。第三，在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上，“生态中心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要求根据“生物圈平等主义”来使人类回到前现代的服从自然的生活模式。而“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克服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生产力和增长经济，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利于生态的。”依据以上学理，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吸收的主要文化素养应是“生态社会主义”，而非“生态中心
3、主义”。 关键词 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危机 生态文明 作者胡建，浙江行政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杭州 311121) 当今学术界对“生态社会主义”(又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主要体现在将其理解为西方绿色思潮的一翼，甚至把它等同于“生态中心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而忽视了它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有鉴于此，本文欲厘清“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质底差异，还原生态社会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貌。 人们之所以会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混同，是因为二者都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从认识论的
4、角度讲，人类主体乃世间万事万物的逻辑起点，自然离不开主体，只有为主体建构的自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人类主体不仅是对自然的一切认识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判定一切自然物价值的唯一标准；人完全有理由将自身作为中心，为自然立法并利用自然工具来实现人类目的。客观而言，“人类中心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因为人的类特性就是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方式人在自觉的实践中将目的、计划、蓝图实现在客观对象身上来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因此，自然界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工具和依赖。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
5、的身体。”但是，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的对象化活动表现为“过度对象化”，超出了自然对象的承受能力，这就使得人的本质力量发生了异化：人类智慧的发展使人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开始滥用人对自然的开发，而科技的无限演进也为人类肆无忌惮地榨取自然创造了条件，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态危机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由此可见，“人类中心主义”的严重失误体现为：它给人们盲目地、无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提供了某种“价值合理性”的解释和支持。这不能不引起“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对它的共同否定。 然而，从质底看，“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却是两个根本异趣的生态流派。“生态中心主义”是当代西方生态
6、文明理论研究中的主流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伦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以及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社会主义流派，本质上是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戴维，佩珀等人。具体而言，双方赋有以下的本根性差异： 一、生态危机的成因：人类价值观错位抑或资本主义制度 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生态中心主义”将其归结为主要是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他们认为，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而世界的自组织演化是一个不断创生
7、价值的过程。任何生命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自然总体运演轨迹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因此，其生存活动均赋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为我”活动。这正如罗尔斯顿所言：“活着的个体是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生命为了它自身而维护自己，其存在的价值决不取决于它对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由此可见，生态系统虽然不像生命有机体一样具备自主的调控中心，但同样赋有自组织、自协调、自选择能力，其自组织演化趋向于生存、维持更多的价值，因而具有自身的自然目的性。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以及生态系统都是潜在的价值主体。而人却是由此而进化来的，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存在性的价值
8、关系：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自然乃人类之母，万物是人类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没有自然的运化，没有其他生命的积累，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体实际上是一个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中心，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存在状况以及演化过程，直接影响着人的自然本性、生态状况与发展前景。依据这种视角，人具有本然意义上的环境本性，自然生态系统对人具有“环境价值”。因此，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优化，即是对人自身生存质量的维护和优化；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人自身生存状况的破坏。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并没有认清自身与自然的这种真实关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建立在现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自然仅仅
9、看作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由此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征服和被征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使得本来有益于人类的自然反过来惩罚人类，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由此可见，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对生态规律的漠视而建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引起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扭曲和错位，使人类为了自身的需求和享受，不顾自然的承受力(自然资源的存量极限和生态秩序的最大容忍度)而进行掠夺性索取，这就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不负责任的破坏。据此，“生态中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样，要求解构人的主体性并使人服从于自然系统。 对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观点，“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它的“自然赋有自身价值”的说法，多少具
10、有自然人格化的意向，这有助于把人保护自然环境的努力上升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自律。然而，这类说教尽管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却毕竟不能替代对 问题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改造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行为，任何价值都是人类借助实践而自我建构的意义范畴；与此相对应，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其本身也无离开人类主体的价值内涵。据此，“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和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所不同
11、，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进而指出：在本根的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渊薮归结为抽象的价值观，就是“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对人类和自然反映的真正联系。”这说明，“生态中心主义”未能见及：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产生和社会效应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生态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兴起与演化是同一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不应把这种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即
12、“应当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依据“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标志着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制是控制物质资源的社会权力，因而是一切社会权力中最根本的权力。财产私有制则是把这一社会权力转变为个人权力的社会机制。因而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不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和满足消费需求的手段，而且是获取社会权力的最基本方式，这就不能不使个人对于物质资源和财富的占有拥有强烈的利己主义性质。当资
13、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实际地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之后，私有财产的权力也就膨胀为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权力。这使得人对物的占有生发出全面的社会意义导致个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驱动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而这种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产生的普遍对抗必然使自然界成为其牺牲品。因为，一旦人们把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作为唯一目的，经济上的相互角逐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而商业利润的竞争也使人们难以考虑自身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这样，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经济主体的局部行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并由自身的意志所决定的自觉行为，但相互冲突的意志的交互作用却产生了盲目的“合力”，这种合力在增加社会财富
14、的同时，也使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性副作用日积月累，以致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又陷入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上，随着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扩延至全球，造成了世界性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广泛对立，而对自然界的掠夺，大都出于群体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私利的角逐，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益、地区利益和国家利益。更使我们痛心疾首的是，迄今为止，不管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主题上奏出何等壮烈的乐章，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却在不断地抵消着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利益的抗争使真正出于“人类利益”的种种考虑
15、变得苍白无力。即使人们意识到了危机的深重，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正在加剧危机的到来，但要说服那些被竞争搞得头昏脑胀的利益群体放弃工业模式所能创造的唾手可得的利益，自然是难上加难。这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依其本性而言，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对资源加以维护或保护，或者采取别的具体行动，以及耗费一定的财力来阻止那些糟糕的事情的发生(如果不加以阻止，这些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这些工作是无利可图的。利润只存在于以较低的成本对或新或旧的产品进行扩产、积累以及市场开拓。” 二、生态危机的本质：生态伦理问题抑或生存模式问题 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将其把握为人的生态伦理问题。在“生态
16、中心主义”看来，既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价值，那么，自然生态的整体价值就高于作为部分的人类价值。自然整体创造的价值满足了所有生物的生存需要，而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体现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也就是说，生态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为其他部分的存在创造条件和价值。例如，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为自然界提供了生物可以利用的所有能量，成为世界的生产者；动物通过食物链消化植物资源，成为世界的消费者；而微生物对动植物的腐烂部分进行分解，使之成为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总之，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为其下一个环节创造生存条件，即创造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整体本身乃宇宙存在的最高目的与最高价值，生态整体的和谐、美丽与稳定构成“最高的善”。而人是作为生态共同体的普通公民、生命共同体的普通成员、生态系统的普通物种、生态链条上的一个普通环节、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