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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恩富：论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开启了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虽然这五个理念在过去的工作中都有所体现，但在目前的经济新常态方针下，理念的内涵有了重要的发展。十八大以后，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常态这一新的执政方针，指出新常态的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重申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因此理论工作者要重点研究经济新常态下五大发展理念的相应内涵和关节点。一、
2、创新发展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里的创新主要指广义的创新。科技创新就是狭义的创新。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创新，都十分重要，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讨论科技的自主创新问题。当前，特别要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来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动力不足是当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瓶颈”唯有创新。用创新培植发展新动力，就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
3、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以往的发展基本上靠要素投入、低成本劳动力拉动，属于典型的数量规模型粗放式发展。粗放式发展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环境约束，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大而不强。今天靠要素投入已难以为继，凭低劳动力成本竞争时代已经过去，单靠传统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拉动明显不够。当下必须着力进行供给侧的“新三驾马车”（要素质量、结构优化和科技创新）的改革发展。可见，经济发展对创新的需求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烈而紧迫。只有创新才能从根本上突破发展动力不足“瓶颈”制约。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一方面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另一方
4、面，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流行的一个错误观点和政策，就是强调市场换技术，强调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不成功的。一个明显失败的例子是轿车工业的对外开放，更为失败的例子是大飞机工业。八十年代初我国大飞机研发已经相当成熟，飞机制造厂也建立了，但一搞开放，领导层力排众议让“运十”大飞机下马。前几年才在上海搞了商飞公司，大飞机研发和生产才又上马，足足推迟了约30年。如此折腾的原因在
5、于误读开放，以为开放就不要自主创新了，以为通过合资合作能换来核心技术。与错误观点反向而行的成功案例是高铁研发和生产。当时铁道部主动设法打破西方几家大公司的技术垄断，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国际名片”。错误的政策往往源于错误的理论导向。吴敬琏先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这种不分时点的表述，是背离经济学和哲学的常识的。我们知道，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是由人掌握的技术，而制度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如果笼统地说制度重于技术，那就是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总是比生产力重要，显然是不对的。我国经济开放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引进来”的单一战略，单纯追求对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等引进。第二阶段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6、的战略，在继续追求“引进来”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举措。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总结自己的工作时，认为过去只讲引进来是不够的，今后应当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此后中央贯彻进出并重战略，开放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强调“自主创新”的新战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型国家的举措。十六大以后，时常有材料上报跨国公司实行“斩首行动”，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强调自主创新。后来国务院搞了一个机械工业振兴计划，实际上就是这个批示的结果。但学术界和政界仍然有不同意见，林毅夫先生提出要防止陷入“自主创新陷阱”，认为自主创新的成本收益有时候不合算，不如引进技术。针对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光明日报曾发文认
7、为这是带动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良好机遇，中国的技术创新有了希望。人们不禁要问：西方跨国公司难道是来帮助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事实上，他们只是来利用我们相对廉价的优秀人力资源，开发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技术和产品，然后高价卖给我们，最终会制约我们的核心技术发展。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日本教授曾经写文章说日本应该发展“殖民地科技”，强调殖民地科技如果完全不发展，宗主国也会受到不利影响，但发展时要保持15年左右的技术差距。现在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公开这样提，而实际上是只做不说。所以，十六大以后提出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十八大以后提出创新驱动战略，都是非常正确的。2000年以后我提出了自主知识产权优
8、势理论，指出除了要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优势之外，还必须重点培育和发挥第三种优势，即知识产权优势。前两种优势理论各有缺陷。比较优势理论暗含着各个经济体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保持不变的特征，实践中容易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即原来只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永远陷在低端，产业结构难以向中高端迈进。美国波特（Porter）提出的竞争优势则因强调多因素的影响，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所以我提出第三种优势的理论和战略，即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显然，这一理论和战略的主要实现途径就是自主创新。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继续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经济的内生增长水平，说明自主知识产
9、权优势理论和战略与党中央思路高度一致。二、协调发展在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五大发展新理念中，协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从问题导向的深一步思考，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及其对策，有必要确立十大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一是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应稳中有进、又好又快，但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当前，必须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六大领域的社会发展，是新常态下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二是协调速度与效益发展。纵观全球经
10、济增长，1-3%是低速度，4-6%是中速度，7-9%是高速度，10%以上是超高速度，因而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标志之一是高速度转向中高速度，这是客观规律与政策掌控共同作用的状态。为了协调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必须注重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三是协调区域之间发展。其关键，一是统筹协调各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战略。目前，我国除了继续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部经济区以外，已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11、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批重点区域发展战略。二是要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协调、分类指导各区域国土空间的开发。要从全局角度促进这些战略的有机融合，推进经济区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与良性互动。四是协调城乡之间发展。当下我国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相对较大，因而尽快进行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中小学义务教育建设、乡镇企业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是协调城乡发展的关键。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讲求城乡两利和实效，而非单纯追求农村人口进城。五是协调人与自然发展。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每个家庭可以生养二孩的新政下，预计将比一孩制多出1亿左右的
12、人口总量，这会加剧已经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匮乏的格局，因而必须加大保护和修缮生态环境的力度，加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力度，其中包括推行一些约束性指标。六是协调公有与私有发展。在严格遵照宪法和党中央系列文件关于坚持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大框架下，要认真贯彻毫不动摇地同时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原则，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提高活力、竞争力和国有资本放大功能的“三个有利于”以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总方针，重点发展以公有资本控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而非单纯发展壮大中外私有制经济或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七是协调先富与共富发展。其核心是完善按劳分配
13、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体系。首先，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制度。其次，坚持和完善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调节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通过对收入分配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科学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再分配领域，政府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取缔非法收入。八是协调物质与精神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包括不断提高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也包括文化生产和消费水平，而后者就涉及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提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质精神、进步精神、健康精神等的大众化和主流化问题；涉及到
14、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灵魂的思想文化软实力增强和国际竞争问题。可见，这一协调意义非凡。九是协调技术与制度发展。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不宜抽象地永恒认定“制度重于技术”，如同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于生产力一样。必须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论断，协调以科技为引领的生产力体系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内容的制度体系二者的互动发展。十是协调对内与对外发展。应确立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内的理念，力避采取为开放而开放，甚至于弊大于利的开放措施。目前，我国公有与私有企业应加强联合，逐步夺回被外资不断控制的众多产业部门，包括大众化
15、网站。金融发展要确立服务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的思路，要防止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金融垄断，谨慎对待并充分论证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加快金融市场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特别是加强以有效治理股灾的股市监管法制和能力建设。三、绿色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把生态环境恶化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对的，难道中国的环境恶化是资本主义导致的吗？我认为，从全球范围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中外左翼学者分析都对。对中国来说，主要是思想观念、制度安排、政策和相应的技术没有跟上。其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的体系是当务之急和关键。首先，政府统一的规划管理制度是生态治理的核心要件。政
16、府是生态制度建设的主导者，良好的生态制度首先需要政府的长远规划和科学管理。完善和落实包括规划环评、政绩考评、资源核算、生态管理等方面和环节在内的政府规划管理制度，已刻不容缓。例如，要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体系；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考核体系；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其中，必须落实一把手负总责制、必要的生态保护一票否决制和终身追究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责，不得转任重要职务或提拔使用，已经调离的也要问责；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力的，要及时诫勉谈话；对不顾生态环境约束而盲目决策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领导责任；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监管责任。其次，归属清晰的资产产权制度是生态保护的激励方式。归属清晰的资产产权制度通过市场交易，确定资产价格而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使价格真实反映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准确调节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