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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材料“炸搂是民意所向”六朝古都南京市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市内古迹、山水、园林等旅游资源丰富。为保持传统的山水园林式的文化古都风貌，该市在规划上一直实施一个深受市民拥戴的“显山露水”计划，“大钟楼-鼓楼-北极阁”风景带正是这一计划的重要内容。为了营造这一自然人文景观走廊，政府作出了最大努力，附近居民作出了巨大牺牲。然而某电信公司却在这一风景带内投资建设了30多层的多媒体大楼，引起了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以及众多市民的猛烈批评。很多人认为该楼严重破坏了鼓楼地区的和谐景观，应该炸掉。到底该不该炸掉，如何确认这个问题，涉及多个主体即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有：电信公司、市规划局、人
2、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市民、政府领导、专家、记者等。电信公司是建设本大楼最大的受益者，从企业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同意炸楼，认为本楼的建设不构成政策问题。该市规划局是负责城市规划的部门，是本楼建设的审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及其利益，不同意炸楼。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根据民众的意见和自己的认识，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要求把楼炸掉。普通市民由于环境意识的增强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极力主张将楼炸掉。有关政府领导对该楼建设项目存在争议，但一些领导认为宁可丢官也要对得起老百姓，把楼炸掉。各方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分析对高楼建设存在分歧。新闻媒体能够对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报道，对高楼事件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3、。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出，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利益冲突，他们都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 在政策问题及解决方案上存在分歧和冲突。而且他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的，有的认为该问题是政策问题，有的则认为该事件并不是政策问题。1、通过案例说明社会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提上政府的政策议程，从而成为公共政策加以解决的对象的，并理解此过程中存在的几种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制约。 变了味的惠民政策：买手机方能享低保？2012年7月，漳县电信公司结合甘肃实际情况推出的“双联”即“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推出了“双联惠民卡”，并向漳县双联办汇报，介绍了该卡资费低，可以在线咨询农业实用技术，查询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希望在全县
4、农村用户中推广该卡。2012年8月1日，漳县“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办公室和县电信公司联合发文，对电信公司的“双联惠民卡”业务进行宣传。漳县政府介绍，当初，鉴于漳县农村贫困户手机普及率低、信息服务滞后，使用惠民卡打电话仅为每分钟8分钱，没有月租，比较便宜，且可以通过此卡获悉漳县相关惠农政策信息，漳县双联办和县电信公司联合下发文件宣传，要求各乡镇配合县电信公司推广使用“惠民卡”。文件中明确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各级干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农民强行发售电信卡和手机”。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当地政府缘何下发“红头文件”鼓励推广使用“惠民卡”？ 低保户缘何被迫买手机？政府惠民政策缘何成为变相买
5、卖、强行摊派？惠民政策怎样才能让群众真正得实惠？惠民政策走样变味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县殪虎桥乡瓦房村在向70户农户免费发放“双联惠民卡”的同时又强行搭售手机，其中包括66户低保户。如果低保户不购买手机，其低保户资格可能会被取消。迫于压力，这个村66户低保户均购买了208元的手机，并一次性交了30元的话费。据殪虎桥乡乡长巩志强介绍，瓦房村原村支部书记田彩平认为该手机价格便宜，功能实用，适合农民使用，便私下和县电信公司合作向低保户宣传。“当时田支书说不买就不给办低保，我害怕吃不上低保，就借钱买了手机。”瓦房村一低保户告诉记者。为买这部手机，他向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要了钱。瓦房村一名69岁的低保户说，自
6、己为了买这部价值238元的手机，向亲戚借了200多块钱。“我和老伴一起生活，没生活来源，就靠低保，村上干部让买，我就借钱买了。”记者了解到，这66户低保户中有一部分对村干部要求他们买手机表示反对，但“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个别低保户表示认可，认为手机实用，话费便宜。“比较划算，有个急事打电话也方便。”瓦房村低保户漆尕孟说。瓦房村党支部副书记漆永红表示，不管群众的意见是反对还是认可，个别村干部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没有考虑到经济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暗箱操作”，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确实存在低保户担心不买手机就不能享受低保的事情。”新华社兰州2013年1月26日专电（记者 屠国玺 张文
7、静）甘肃省定西市26日上午通报称，漳县殪虎桥乡瓦房村“低保户被强迫购买手机”问题已经得到整改。群众购买手机的钱款已经被全部退回，事件责任人漳县“双联”办主任被停职，殪虎桥乡瓦房村支书被撤职。县委书记向群众当面道歉。别让惠民政策伤民心、丢民心漳县副县长李晓毅表示，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想让农民得实惠。但由于对基层干部管理不到位，考虑不细致，不周全，造成了基层干部滥用权力，伤害了群众的利益，让惠民政策走了样，变了味。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饶旭鹏说，低保户被强迫购买手机一事说明了当前政府监督体系和制度应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提高，政府部门和干部手中权力的运行还有待于更加透明化和规范化。“因为一旦有了权力
8、，权力就可能有蔓延、膨胀的趋势，只有当外在阻力对权力进行阻拦时，政府部门和干部的权力才能得到更好的约束。把权力牢牢地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人民群众的利益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此外，饶旭鹏等专家认为，对于惠民政策，政府应该履行告知义务，将优惠政策宣传到位。政府在出台相关文件时，应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应实事求是。在发布相关文件前，应扎扎实实地调研，多听听群众的呼声和心里话。因地制宜地为群众谋福利，别打着“惠民”的名义伤了民心，丢了民心。 从秸秆放倒证看农村公民参与来源：新华网 2007年10月31日今年秋收前，河北省成安县漳河店镇朱庄村年逾70岁的张振岭老汉一直在发愁，到底能不能收自家地里的玉米。原
9、因是今年9月24日，由于张老汉以先割倒的方式收玉米时没有县里发的秸秆放倒证，遭到镇政府负责“秸秆还田和禁烧”工作人员的打骂。张老汉的女儿到漳河店镇政府质问父亲被打一事时，镇委书记公开说：“如果你私自放倒（指秸秆）没有放倒证，派出所查后进行处罚，这是上面的规定。”（10月30日法制日报）自家田里收玉米居然要领秸秆放倒证这样的质疑让一个“不讲理”的农村治理方式暴露无遗。如果再联系办证要交费的“惯例”，甚至成为一些部门借机敛财的工具，那么，成安县的秸秆放倒证更要让人质疑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往每到秋季收获后，玉米秸秆就地焚烧是常见现象，不仅污染空气，也不利于土壤增肥。如果秸秆还田，则可以增加土壤养分，
10、减少化肥用量，提高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质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显然，推行秸秆还田对于农民来说是件好事。但为什么好事却要县镇两级强制推行,而农民对此一点都不领情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县镇两级政府在推行秸秆还田过程中农民都是被动接受。比如，70岁的张振岭老汉一直在发愁，到底能不能收自家地里的玉米；而和“秸秆还田和禁烧”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后，张振岭的女儿到镇上讨说法，镇委书记只是说“这是上面的规定”；而绝大多数村民都没有办秸秆放倒证，也不知道去哪里办。实行秸秆还田，事关农民利益，需要农民积极配合，但这一系列现象说明，推行秸秆还田恰恰缺少了农民参与。社会管理强调公民参与，一方面可以广纳资
11、讯，集思广益，使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更加符合民意和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公民也能够充分了解政府决策的理由和依据，从而能够认同管理者的决策，使有关决策得到顺利实施。然而，近些年兴起的公民参与，我们往往局限在城市治理上，忽略了农村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但事实上，在农村治理中，如何让农民积极参与到管理者的决策和管理中，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知识水平较低，对有关部门的决策更难理解；而对不理解的决策，农民要么沉默，要么抗争。随着公民意识觉醒，利益诉求渠道增多，农民逆来顺受的沉默少了，抗争现象多了，这也是农村中官民冲突增多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县镇两级在农村治理中，如果继续采取自上而下的被动
12、方式，那么，决策执行只会更难，相反，如果决策之初就积极听取农民意见，结果肯定不一样。可以说，秸秆放倒证被误解，症结就在于此。1.谈谈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结合实际情况，谈谈农村社会管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民意愿的合理表达。 凤凰古城门票风波一、凤凰古城地理位置及人文风情简介 凤凰古城与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猛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毗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凤凰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古城因此而得名。凤凰古城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位于沱江之畔，群山环抱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2001年12月17日凤凰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13、城。二、凤凰古城门票新政凤凰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的小城，经过12年的发展，游客从2001年的57万人次增长至去年的690万人次。凤凰县宣布将组建凤凰古城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对凤凰古城、南华山、乡村游、南长城、奇梁洞等县内所有景区实行“四统一”管理服务模式，即统一游客组织、统一售票管理、统一市场营销、统一售后督导。2013年4月10日，凤凰县委、县政府推出新政策，规定古城景区和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两个景区合并为一个产品，进入古城必须先购买148元/人的门票。实行“一票制”后每卖出一张门票政府就能从中获得60元左右的税费收入。县政府称：原来凤凰古城九个景点的票价是148元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的票价是10
14、8元共计256元。两个景区整合为凤凰古城风景名胜区后票价仍是148元，游客花更少的钱可以游览更多的景点，“事实上还帮游客省了钱”。三、凤凰古城门票风波以前游客在凤凰古城漫步不要钱现在只要进入古城就要收费。对凤凰本地居民来说，除了本人和直系亲属外，其他亲友“串门”也需交钱。这样的“一票制”使游客的选择权被剥夺，无异于强制消费和变相涨价。“一票制”看似增加了门票收入，实际却抑制了餐饮住宿、旅游商业、文化娱乐等产业的发展，有点杀鸡取卵的感觉。景区定价应充分照顾当地百姓和商户利益。这一点，当地政府是否充分考虑了。在4月11日,也就是凤凰古城正式实施收费的第二天,由于担心游客数量减少,当地多家商铺集体关
15、门、渡船停运抗议收费。由于收费制新政的实施，原有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原来在沱江上经营农家船的凤凰古城周边村民都已经处于失业状态。 根据凤凰县公布的2012年接待游客数据，去年一季度凤凰县共接待119万人次，日均约1.3万人次。而最近凤凰县公布的自4月10日收取大门票后的游客数据显示，4天共售出门票近2万张，日均售票近5000张。两相比较，收费后游客数量大降62%。由于游客数量锐减许多客栈的入住率下降了一半以上，一位客栈老板无奈地表示“以前几乎能住满的房间，现在只稀稀拉拉地住了两三间房。”城中商贩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有街边卖土特产的小商贩一天才卖了18元商品。最惨的是船夫，由于收费后门票
16、中含有游船费，直接导致几乎不会有游客再掏钱坐农家船，等于断了船夫的生机。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者，在既没有经过当地居民同意，又没有其他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就贸然决定“圈城收费”。而所收费用又直接进了政府占有49%股份的公司。收费不仅使得政府的中立角色备受考验，更是搞乱了凤凰古城居民商户原本平静的生活状态。这种错位与当今一再强调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显得很不合时宜。北京律师黎元君认为，把凤凰古城纳入到风景名胜区去收费的行为，不但包括了风景名胜区，还包括了行政区划内的行政机关，如凤凰县政府等国家机构、生活在凤凰古城内的居民以及其他生产经营的商家等，这种把因工作、经商、生活在内的机构、组织及居民规划为风景名胜区收费的范围，显然不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的制定精神和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