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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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与“逻各斯”研究综述,“道”与“逻各斯”分别是中西文化传统中具有再生性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它们都对各自的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如今，道与逻各斯已成为中外当代学术界和文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全球化语境下,比较分析它们的异同,寻找它们各自的本源性内质,挖掘它们各自深藏的思想资源,探讨二者的互补给中西文化带来的发展启示，成为目前比较文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道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的研究对深入开展中国传统诗学批评话语、关注文本接受者和阐释学以及阐释多元性等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影响。为此，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钱钟书,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明确指出中西方文化中存在着共同的“逻各斯中心

2、主义”： “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与言两义，可以相参”。,张隆溪,张隆溪从“文化求同”思路出发，从中西文化中找出其共同点，即 “逻各斯中心主义”精神。他明确指出:“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而上等级制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并非仅仅主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是构成了思维方式本身。” 在他的道与逻各斯一书中，张隆溪对 “道”与“逻各斯”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表述,并做了对应性的阐释学研究，较早开启了中西诗学尤其是诗学核心话语的的对话。他站在文化求同的理论立场上，以寻找跨东西文化

3、的共同规律为主题，通过对核心话语下的,文化积淀，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作品特征等多层面的体会，以贯通两个文论体系中的内在差异性，提出了中国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文学阐释学传统、语言反讽、阐释多元主义等富有创见和独特的理论观点。 张隆溪认为中西文化中共存有“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在阐释学研究方面，为打破“作者 文本 读者”的，强调阐释的多元论原则，走向诠释多元化方面开辟了道路。,许多学者都对张隆溪的观点持赞同态度，他们不仅高度评价了张隆溪的学术观点，而且在自己的文论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引用。比如杨扬、支宇、李夫生、刘占祥、台湾学者邬昆如、赖贤宗等。,支宇,支宇认为中西方有着共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4、精神， “逻各斯中心主义”主要有两个要点，一是思想与言说的悖谬关系，即当思想存留于精神意识中未经表达时它是完满自足的，而当它不得不经由言说传达出来时，它却并不一定等于言说。二是言说传达的两种方式“语言”和“文字”上。语音被赋予高于文字的特权，语音比文字更能实现其与内在思想的统一。,李夫生,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刘占祥,西方诗学在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理性逻辑话语系统。逻各斯有“尺度”或“分寸”,可以通过“智慧”去认识,可以进行理性分析和把握。 在这一传统的支配下,西方诗学是把诗歌及其相关现象当

5、作一种客观对象,运用理性探索诗学的客观规律,其诗学话语成为理性求真的工具,相对具有讲究内涵、外延清晰,上、下所属关系明确等特点,概念分析的色彩极其浓重。因此，西方诗学走上了探寻、追问、分析、判断、推理的理性话语模式之路。,而作为中国思想和文论源头之一的“道”,则不能对其进行概念性分析,只能通过直观、直觉式体悟去认知,这将中国文论引向了诗性言说,使得中国文论具有追求自然真境与言外至味的审美品质。 老子体悟“道”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诗性言说特征的形成。老子的道要经由体悟式的直觉方式认识,这就将中国古代文论导向诗性言说方式。 从显层面看,后世中国文论大量直接使用了道家特色的诗性语言,如“玄

6、”、“妙”、“渊”、“湛”、“微”、,“希”、“夷”、“恍惚”、“神”等等,采用了诗性喻说的方式; 从隐层面看,极大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具有了诗意性、审美性而非逻辑的、哲学的特征。 后世中国文论的“意境说”、“诗味说”,对“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的追求,以及“直寻”式的文论路径,无不与老子体悟“道”的方式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逻各斯,道,直觉体悟,诗性言说： 求自然真境与言外至味,道与逻各斯：,理性分析,理性话语系统： 逻辑分析,宫哲兵,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在唯道论的创立一书中认为：“从哲学上看，道是宇宙的生生之元，道与始基、本原是比较接近的概念；从科学上看，道是宇宙大爆炸从无生有的

7、创造过程，道与宇宙总能量是比较接近的概念；从宗教学上看，道是泛神论的自然性的神，在修行层面，道与气（神秘的活力或泛生命力）是比较接近的概念；从文化学上看，道是中华民族的最高文化精神，道与逻各斯是比较接近的概念。”,邬昆如,台湾学者邬昆如认为：“逻各斯”有“理性”的含义，赫拉克利特认为理性是万物的型式因，是万物的掌管者，是永恒的，对万物是一种共相。 而中国老子的“道”，同样具有与 “逻各斯”相近似的“理性”的意义：因为中国“道”之概念有一种潜能，能统合杂多性，而且使多变为一，这显然是有“理性”的意义。,虽然道与逻各斯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语言表达也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相同，甚至它们的超越目的

8、也相同因此，“逻各斯”与“道”都能用“永恒”与“常”来形容，而且，也由于这“永恒”概念和“常”概念而变成超越的，并且，唯有在这种超越的境地里，能保证自己在“万物流转”中不变不动，不失去自己的存在，使自己不变成虚无，在动中不变，在毁灭中永远存在。,张钟元,华裔学者张钟元认为,海德格尔关于无或非存在的概念与道家最为相似,在海德格尔看来,无是所有可能性的源泉,存在必须在非存在中被发现,没有无的实现,就不会有存在的显现;在道家看来,万物由存在(有)所创造,而存在又由非存在(无)所创造。 张钟元的结论是,海德格尔的“本质性思想”可以成为“实现世界上的哲学传统的统一的一种基本途径”。,曹顺庆,曹顺庆认为，

9、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确有相通之处，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在各自的文化构成与传承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 “道”与“逻各斯”的相似起点却不同路径对形成不同的学术规则、学术话语和意义生成方式有很大作用。,一、道与逻各斯分析,关于“有与无”、“可言与不可言”： 1、“有与无” “道”更倾向于“无”，而 “逻各斯”更倾向于“有”。这一基本倾向，从起点上确定了中西方文化与文论话,语的基本方向和路径。 中国文学艺术及文论中的“虚实相生”论，“虚静”论等，与老子的“尚无”密切相关，“无中生有” 的话语方式，使中国文学与文论更注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空灵和“象外之象”

10、 的隽永深长。 同样，“逻各斯”对“有”的探索、追问与分析，也使得西方文化与文论显得更加严密而系统、更注重逻辑因果、和情节结构。 老子的重“无”，将中国文论引向了重神遗形，而赫,拉克利特的偏“有”将西方文论引向了注重对现实事物的摹仿，注重外在的比例、对称美、注重外在形式美的文论路径。 2、“可言者与不可言” 老子的“道”是不可道，不可言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著书论道必须以语言来表述，所以老子走向了“强为之名”、强为之言之途，通过有言，教人领悟无言之道，从而超越语言，直达“道”之本真。,赫拉克利特明确提出，不但要听从“逻各斯”，而且应去认识、把握“逻各斯”。古希腊哲学也正

11、是从逻各斯出发，强调理性、强调万物的规律，强调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把握，于是走向了从“求知” 到“观察” 再到“追问原因”和“逻辑推理”的逻辑分析话语系统，建立了以可以言说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分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结论,“绝圣去智”式的不可言说的方式导向了“得意忘言”，追求“不落言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化与文论话语方式。 而以求取智慧、探寻万物规律为己任的“逻各斯”，推崇的是“理智地说话”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文化与文论导向了科学理性的逻辑分析话语方式，导向了西方文论理性的、条分缕析的系统性科学性特征。,正是因为这种根本上的不同，“道”与 “逻各斯”使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

12、，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学术规则与文论话语。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真正寻到了中西文化与文论之根。,曾照华,老子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是物质性的道;而赫拉克利特认为是逻各斯,是精神性的观念。严格地说, 尽管人们把道与逻各斯看成是可以相比的一对精神性的抽象概念或者观念,但老子从道没有推演出一个像逻各斯那样总括性的东西。,一、道以物为师、以自然为师,中国诗学没有一个作为宇宙最高原则而存在的精神性实体,只有一个物质性的宇宙本源。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自然道法之自然。它们所昭示的特性,以及对它的体悟,内化为中国诗学的精神。 老子“致虚极,守静笃”这种对道的体悟方式,是中国古典诗学在创作

13、上倡导虚静说的滥觞。正因为如此,古文论家特别推重虚静说。如陆机在文赋开篇就提出,“伫中区以玄览”,把虚静作为创作的首要条件。同时,要“收视反听”,把精力集中于内心。刘勰也认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排除世俗功利关系的干扰,才能“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二、逻各斯以原则为师、以精神为师,逻各斯作为宇宙的总规律、总原则,作为精神性的源点,支配并主导着西方诗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雄霸了西方诗学两千余年。黑格尔提出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则把逻各斯的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 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普罗提诺的太一、基督教经院

14、哲学的上帝、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康德的物自体,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后来者都是以不同的理论表达式来谛听、复现、承诺“逻各斯”的言说。,可以说,至少西方古典诗学正是以“逻各斯”为本体、为终极、为始源和为中心推演出一部古典形而上学的诗学发展史。,三、结论,道对中国古典诗学及艺术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对道的体悟以及对其特征的追求,却内化为中国文学艺术最深邃的灵魂。 而逻各斯对西方古典诗学的影响则是直接的,它虽然以逻各斯为精神源点,但建构的却是一个个独立而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顾明栋,美国罗德学院副教授顾明栋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对中国的道和西方的逻各斯加以重新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深度比较研究，指出道

15、与逻各斯都是“一”，都是指意实践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原型符号。道作为符号，与后结构主义指意链上的能指一样，可以无休止地滑动或嬉戏，因此能不断产生新的意义。他把道与逻各斯视为通过差异和推延生发意义的能指，因此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思维方式或指意过程，由此指出道与逻各斯的完美融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坚实的理论构架。,一、逻各斯和道都是符号,逻各斯与道不是偶然的相似，偶然性中带有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道与逻各斯都是人类建构的符号，用以命名不可命名的东西，表征不可名状的东西。作为符号，它们体现形象化了的意识，因此应该拓宽研究范围，依据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在中西方哲学传统的大语境下探讨其隐含和显在的意

16、义。在对这两个术语的符号化了的重新概念化中，找出道与逻各斯的共性。 他建议在现代符号学的意义上把道与逻各斯看作符号。道与逻各斯这两个概念每一个都发展成了复,杂的自我生成的符号，既捕捉到表征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断裂，同时又体现了一个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统一。 “道”与“逻各斯”都是中国和本文传统中的符号，作为符号原则，它们可以进入有意义的对话，甚至可以在符号的对话中结合起来。,二、在符号对话中将道与逻各斯统一起来,首先，对“逻各斯”的基本前提加以重新定义，使其成为一个符号学原则。 第二，太极图在其圈定的空间内嵌入了现代符号理论的结构和指意原则，对它加以概念化，可知“道”也是一个指意符号。 第三，可以将太极图中的鱼眼的无限递减看作是对符号关系和指号的有目的的生产的直觉理解。符号关系包括三个术语：符号、符号指称的客体以及阐释元。当阐释一个符号时，总要产生一个新的阐释元，阐释元也是无止境的。这种无限的生产与太极图中,的无限递减毫无二致。 既然道和逻各斯是人类建构的符号，旨在为不可名状的东西命名，捕捉思与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