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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袁世凯对清末民初时期人才的培养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清末新政时期，由山东巡抚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追求体用兼备、忠勇双全的人才目标，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废科举，兴学堂，育新才，崇尚不拘成例的用人之道，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这一思想，更是新政时期新洋务派官僚群体人才主张的高度凝结和阐释。关键词： 袁世凯； 人才模式； 清末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Yuan Shi-kai, as from Shandong governor to governor-general o
2、f Zhili and BeiYang Minister,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ffect of talents. He persued the talent who had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both loyal and brave qualities. He advocated an unprecedented talent- cultivated pattern. He advocated th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build high school
3、 and to cultivate new talents He up-holded an unconventional talent-appointed mode. In brief these opinions were composed of his systematic talent thought. Moreover his talent thought was also a high condens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alent opinions which new foreign affairs bureaucrats had during
4、this period.Key words：Yuan Shi-kai; talent styl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落第士子，发展到清末政坛权倾朝野的重臣，直至登上权力的顶峰，这绝非是偶然的。除了个人雄心及时世使然而外，与其重视人才，知人善用有非常大的关系。学术界曾经多角度地探讨过袁世凯的思想特征，但未对其在晚清对人才的培养方面进行过系统论述。纵观袁世凯的一生中人才观是袁世凯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它既体现了袁的个性特
5、点，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袁世凯对人才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多寡关系社会的治乱兴衰，这是自古以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被西方坚船利炮惊醒的先进中国人更是深有同感,他们或在思想界大声疾呼,或在实践中栽培延揽，都重视人才对于“自强”的功用。袁世凯在驻朝期间曾有和列强交涉的经历，此后，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在中日对决中的惨败。因此，他不仅看到了人才短缺的残酷现实,“当世无深明大义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当今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1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1的感叹，而且深刻地体会到西方列强占有人才优势是其取胜的关键，“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
6、校必广，人才必多。”1为了使清政府在列强环绕的缝隙中求得生机，实现求富图强的目标，袁世凯上奏朝廷，言道：“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譬犹饥渴之需食饮，水陆之资舟车，使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以求实在、有用之学”1，强调学堂“各门科学，皆切于实用”， 不可须臾离者也。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大难迭乘，外侮日逼，振兴奋发，正在此时。然而诸务未遑，求才为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如反掌。”1 从国家强弱的高度来认识人才的重要性，这体现了袁世凯作为一名朝廷大员的远见卓识。他同时意识到应将军事和吏治人才放在首位，认为“当今时局，以讲求武
7、备为先；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1他对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进行最新军事技能的严格训练和考察，甚至选派留洋深造从编练新式陆军到武卫右军,再到北洋新军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同时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等。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设有礼堂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由“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针对当时官吏“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1袁世凯认为“吏治之得失，人才
8、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休戚系之。”1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选拔和管理适合形势需要的官僚人才关乎国计民生。基于此，袁世凯进而提出：“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事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1这种主张与清政府想挽救没落的清王朝不谋而合。清王朝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新洋务派大吏袁世凯在人才方面大展手脚，一方面其秉承了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技术型包括军事人才的栽培；另一方面拓展了“人才”的外延，积极提倡行政人才的革新。他说“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这正是袁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由小站起家，迅速升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乃至军机大臣的原因之一。为挽救
9、大厦将倾的危急形势，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袁世凯主张学粹品优，体用兼备。“大抵才尚有为者，或心术不皆纯正，心尚无他者，或才具不尽优长，皆未足寄以事权。”1这一时期，袁世凯向朝廷保举官员时皆明显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如徐世昌，袁谓其“学粹品优，才智明敏，尤能留心兵事，谙习戎机，洵为体用兼备”，1因而能委以重任。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袁世凯重视贯彻这样的标准，为培养军人学员的忠诚，他向朝廷建议：“就目前而论， 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1 鉴于大势所趋，朝廷最终
10、批准了停止科举的主张，中国育才模式的近代化由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袁世凯等人的嚆矢之功当载入史册。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重视人才的思想在就任大总统以后，仍时有表现，他在给副总统黎元洪的信中，重申了“立国之本，首重用人”1的一贯主张。1914年9月17日颁布的大总统申令中，也表达了“本求贤若渴之素怀，延揽英才，共匡大局”1的愿望。可惜这些合理的想法要么染上了复辟的垢病，要么来不及实施就随同帝制一道而终结。二、袁世凯选拔、使用人才时的具体措施民国元年十二月，中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在评价袁世凯时，曾经总结过他的五大长处，即“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宏远，有容纳之量，其
11、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材能, 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1若探讨袁世凯发迹的原因，这长处之五可能是最重要的。从小站练兵到山东巡抚直至最后登上总统宝座以及复辟帝制，都与袁世凯网罗、重用了一批为其所用的人才分不开。袁世凯在选拔、使用人才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袁世凯人才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尽人之才，放手任用。当袁世凯主持“新建陆军”督训工作后，除请徐世昌担任参谋，唐绍仪担任文案而外，积极找寻真正的军事人才来负责带兵和练兵。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是旗籍道员荫昌。在袁的请求下，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琪瑞、梁华殿和王士珍。如对他
12、衷爱的 “北洋三杰”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据说北洋新军组建过程中，袁曾在协统官资格考试时事先向三人透露试题以致三人先后考中，使三人深受感动，袁随后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琪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也在日后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督直期间，袁世凯依靠强大的人才队伍，在办理新政方面成绩突出。赵秉钧是创设巡警的功臣，凌福彭、金邦平为其推行地方自治而周密谋划，依靠周学熙、孔多森等人发展实业，兴学育才有严修、胡惟鲁等为之筹谋。从这些为袁世凯效劳的人员可以看出，其范围是非常宽泛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其来源
13、也十分丰富，既有军事学校毕业生，也有留学生、朝廷命官，难怪时人形容说：“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2第二、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武备军改为常备军后，袁世凯就规定：新军所有高级将领必须经过考试，成绩最佳的出任高职，遵循量才录用、用人唯才的原则。从袁所办的各类学堂的章程中，可以看出对人员资格的审察都非常严格，考试录用成为常规手段，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一套定期考核制度。曾在袁幕中效劳多年，任过民国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对袁世凯重人才干，不徇私情大加赞赏， 谓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苟有赃私，必严劾治罪。”2袁世凯善于将人才放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部门，适时适
14、地地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如唐绍议，“才识卓越，志趣正大，而谙练交涉，冠绝辈流，将来东方结局，应付极难，留备擘划，实亦必不可少之才。”2袁世凯便委以办理外交，驻节朝鲜时与俄、日的周旋，山东拳变时的教案交涉， 唐皆应付自如。袁在督直及就任大总统以后，都曾提倡发展实业，便重用周学熙这样名噪一时的大实业家。赵秉钧、杨士琦、梁士诒之流，长于搞阴谋诡计和收买、暗杀活动，袁世凯在权力的角逐中将他们此方面的“特长”可谓发挥到极致。第三、选贤任能，破格提拔。袁世凯选人，用人，不分出身、经历，唯才是举。赵秉钧原为山东巡抚衙门中的一名巡捕，袁“奇其才，谓有宰相才”，遂招入幕府，委以重用。他强调“今当破格
15、用人之秋，宜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3清末新政时期，经袁世凯奏请破格擢用的就有胡建枢、张勋、沈曾植、朱家宝、沈家本、伍廷芳、汪瑞高、萨镇冰、周学熙、陆嘉谷、增韫、罗正钧、黄国瑄、沈桐等人，其中多人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影响。除了注重考试取士外，袁世凯对于在实践中凸现出来的忠良果敢之将才尤为爱惜。1901年11月，袁对在剿灭义和团中表现出众的张勋、孟恩远请命：“方今时局未靖，将才尤难。如该二员之战功累累，历试不爽,实将领中特起之秀，亦臣部中最为出色之员，断非寻常阶进，所能酬其劳勋。”“为激励将才，奖励战功起见”，3应予破格提拔。三、袁世凯对人才多方位的培养与合理化的管理张袁世凯人才思想中最
16、积极的方面当属关于人才的培养、选拔和管理的主张。在对人才重要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如何对待原有的人才制度以及建立一种与现实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成为袁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拘囿于旧式书院和私塾，课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通过科举制来进行选拔。鸦片战争以后，这种人才制度显然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袁世凯两次科举都未中第，也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之一。在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期间，他多次指陈科举制的弊端,提出若干改革意见。早在1901 年4月，袁世凯就建议“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四成，另增实学一科其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三成，实科递增三成，以六成为度。使士子知所趋向，争自濯磨，皆渐勉为有用之材，以求奋于功名之路。”4即保留科举制的外壳，以实科逐步代替先前的旧科考试内容。当时，各地普遍设立了学堂，这种新式教育机构与科举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03年4月，袁世凯在向朝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