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讲议-4新正统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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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rban Sociology（3）,城市社会学（3） 万向东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第三讲 新正统生态学(Neoorthodox Ecology) 和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 ）,1. 对古典人类生态学的批判,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创立的古典人类生态学理论在20世纪30-40年代遭到了批判，一些概念和理论根基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到1950年，由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及其同事和学生创建的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实际上已经死亡”（Berry, B. and Kasarda, J.，1977, Contemporary Urban Ecology, Collier Macmillan）。 桑

2、德斯则将古典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这种死亡归结为是由“一些带根本性挑战的批判和一些误导性批判两者结合起来长期逐步作用的结果”（Saunders, P., 1992,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1.1 阿利安（M. Alihan）为代表的学者对帕克的生态学理论根基将社会区分为生物的和文化的两个层次的二分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Alihan, M. A.,1964(1938), Social Ec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oper Square.）。 古典人类生态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不相符，其经验研究并不能

3、证实人类行为的哪些方面是纯粹生物性的而哪些方面又纯粹是文化的。 安德逊的帮派、罗尔保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等都未能区分生物性的和社会性的因素，只不过是在描述层次考虑地域分布而已。 “如果我们以地域划界的单位作为研究基础，就不可能区分哪些活动是发生在社会（文化）领域而哪些活动是发生在社区（生物）领域”（Alihan, 1964，P82）。,1.2 费雷（Walter Fiery, 1945, “Sentiment and Symbolism as Ecological Variables”, A.S.R., Oct.）：古典生态学理论过分强调和重视生物性因素在社会中的决定作用，纯粹按经济最大化来解释

4、，忽视了社会性的因素，特别是文化、情感、象征等的作用。 但是，空间既有经济价值也有象征（文化）价值，因此地域活动不仅只反映经济理性也反映了人们的情感。 波士顿上层阶级的居民对灯塔山（Beacon Hill）地区有着强烈依恋情感而宁愿居住在哪里，尽管它位于商业中心地带，地价昂贵，出售它能带来经济好处；但由于它代表了社区历史真实神圣情感的传统和威望象征，使得这里的居民愿意承受经济压力而保留它。 在波士顿的意大利贫民区，尤其是第一代的意大利移民，即使后来发迹了仍然不愿搬迁，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有他们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熟悉的邻居。 因此，文化价值和主观意义是解释城市用地模式的重要变量。,1.3 对都市

5、空间扩张（增长）模式的批评 古典人类生态学在后期开始将空间分布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企图发展出普遍的都市成长模式。 戴维采用人类生态学的基本假定即城市成长是竞争和选择等“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进行研究，但在对纽黑文（New Haven）的研究中，发现居住场所定位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场所定位模式的函数，而工业一般位于接近交通线的附近，并没有统一的模式。 因此，他认为伯吉斯的模式是一种理想型，都市空间分布没有“普遍的模式” （Davie, M., 1937, “The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in G. Murdock(ed.), Studies in the Scien

6、ce of Societ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61）。,1.4 对 “自然区域”概念和“生态谬误”的批评 帕克等人认为人类生存竞争将会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域的空间分布，如贫民窟、有房者聚居区、富裕郊区及城市中其它同质地区等，这些人口聚居的不同地域分布被称为“自然区域”。 哈特（Hatt，1946 ）的研究表明自然区域概念并不能应用到其他城市（如西雅图）。 Gellke和Biehl（1934）和Robinson则从统计学角度指出，人类生态学研究应将群体生态性相关（即聚集现象的相关，如一个聚居区黑人人口的比例与文盲率之间的相关）与个体相关（不可分的个

7、人层次的相关）加以区分，否则会犯以生态学相关作为个人相关证据的“生态缪误”(ecological fallacy)。也就是说，由群体性资料所得的生态学相关不宜过分推论来解释个人层次的行为（蔡禾，2003，P19-19）。,2新正统生态学的主要理论,2.1 霍利的人类生态学理论 2.1.1人类生态学的界定 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理论应如何界定 霍利认为科学理论应该按其视角而不是研究对象来加以区分：“科学应该是根据它做了什么而不是事先为其界定一个对象领域来限定它必须有若干没有被其它学科范围包括的核心问题，并能应用科学技术来研究”（Hawley, Amos H., 1950, Human Ecology

8、: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Ronald. P.10）。,按照这种界定，人类生态学的独特视角应该是寻求“人口如何集体地、无意识地适应环境”的解释。 霍利寻求使人类生态学重新回归到生态学的主流思想之中： 空间问题并不是生态学理论的中心问题，而是生态学的附属、次要问题。古典生态学关注的社会现象的空间分布并不是真正的生态学理论框架，而是一种地理学的东西。人类生态学理论在被运用和发展时（麦肯齐、伯吉斯等），由于过分强调社会现象的空间分布而被扭曲。 空间仅仅只是人类生态学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而已，就如同它也要被其它学科所考虑的一样。霍利试图在概念

9、上恢复人类生态学与动植物生态学的连续性，他将人类生态学看作是研究人类社区的形式和发展的理论（P.68）。,人类生态学的界定 人类生态学所要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物质社区，而是作为功能关系的社区（被建构的地域性、地方化的不同功能部分的关系系统 ），即人类聚居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系统。 人类生态学要研究这种社区的生态及适其应过程（包括功能分化、相互依赖方式以及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形成等）。 通过这种界定，人类生态学就成为研究人类的组织特征的一般问题（人口发展中的功能系统）的理论。,霍利认为，尽管人类生态学将社会组织这个一般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点，并因此而与社会学中心问题更靠近，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

10、独特之处： 第一，假设组织产生于人和环境的互动（既定人口单位的不同部分之间关系系统）； 第二，强调作为参照点的人，组织完全是作为整体人口的特征而不是个体集合的特征； 第三，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是完整的和自我维持的整体（人和环境的互动达到顶点并能维持一致）； 第四，组织形态的变化被假定为是朝向均衡状态（通过继替或持续调整过程来完成）。,情感、价值系统及其它意识形态问题 霍利不否认在人类社区发展中存在着个体心理和道德、价值和动机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因为“社区中的生计活动和关系不可避免地与情感、价值系统及其它意识形态的建构交织在一起”，而且社会关系的这些不同方面也难以从经验上加以区分（Hawley，195

11、0，P73）。但他认为这些与生态学问题无关。 人类生态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是作为功能关系的社区，即“人类聚居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复杂相互依赖的系统”。因此，人类生态学的理论对象是“发展一种描述在各种外在条件下集体生活的形式或结构形态”（P179）。,2.1.2 生态组织的四原则 （1）人类聚居的一些“基本假定” 第一，每个生命有机体的个体必须与环境打交道，以便从环境中获取生存资源。 第二，个体必须相互依赖，这是所有生命所共同的，对人类更有特殊意义，是个体在社会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三，人类具有利用环境来最大化地保护和延续生命（延长寿命或繁殖后代）的趋势。 第四，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不确定性，我们

12、不可能预知人类的活动将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第五，人类个体与其它生命一样受时间限制，对食物以及休息的循环需求决定了基本生活节奏，并进一步限制了对所有活动的时间分配。因为活动的时间有限，相应地活动所能达到的空间也有限。,（2）生态组织的四个原则 （一）相互依赖原则 在任何人口聚居中，对环境适应的过程都包括了在其成员间的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有两种形式，即共生关系形式（功能不同群体间的互补）或共栖关系形式（功能相似群体的聚集）。在两种情况下，个体联合所达到的集体行动能力超过个体保持孤立时的能力。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所增强的效果是不同的： 共生联合体会增强人类群体的生产或创造力（因为它能促进专

13、业化）； 共栖联合体由于其各部分是同质的，只须相互作用和协调，因而只有保护或防御作用。 也就是说，共生联合体是生产性的而共栖联合体是防御性的。霍利将前者称为“合作性群体（corporate group）”而后者称为“类别群体（categoric group）”。,现代社会主要的“合作性群体”有家庭、村庄、城市等地域性的和工业、零售、商店、学校及政府等协会团体，而主要的类别群体则有亲属、种族、政治、邻里、少数民族聚居地、阶级、俱乐部、专业组织等（Hawley, A. 1986, Human Ecology: A Theoretical Essay，Univ. of Chicago Press.

14、，P74）。 地域性聚居人口的生态组织模式基本上由这两种形式所决定。 但现实中可能更复杂： 合作性群体（以共生互赖为基础）有时可以充当类别单位的功能（例如对某些外来威胁作出集体反应）；而类别群体（以共栖聚集为基础）有时也可以形成共同体特点（例如发展出一个专门化的领导层）。 此外，各种群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共生形式也可以是共栖形式。因此，共同体单位也可以建立起类别联合，而类别单位也有可能由于它们之间的功能分化而形成共生关系。 所以，任何人类聚居区都会展现出不同单位间复杂的相互依赖模式，这种复杂性不可能通过共生和共栖的简单二分形式来加以分析。,总之，构成人类生态学分析对象的生态学社区是共生和共栖关

15、系的系统，这个系统使得人类聚居的日常生活得以顺利进行。 作为一个相互依赖关系的系统，人类生态学意义上的社区是不可化约为其构成单位的。“它是不可化约（还原）的整体，其中的生态学现象可以被充分观察，社区因而成为生态学测量的基本单位”（Hawley，1950，P180）。,（二）关键功能原则 生态系统中，在人类聚居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某些单位总会比其它单位执行了更为重要的功能。“在每个有着多种功能的关系系统中，系统与其环境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一个或相对较少几个功能来调节的”（Hawley，1968，P332）。如果一个系统缺乏关键功能时，系统就会变得脆弱和不稳定，在极端的情况下，系统不可能存在。 关键功能可

16、以宽泛地分为两类：一类来自自然领域，一类来自社会领域。 在人类社会早期，关键功能是从当地自然资源中获取基本生存资源的活动。当交换（商业贸易）发生后，关键功能就由作为生存来源的生产与交换的相对重要性而决定。随着交换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环境就成为关键影响因素。 随着人们不断地卷入系统间的关系网络，场所地域的重要性下降，自然环境被扩张和扩散，与环境的联系开始通过各种社会机制来调节。因此，将地方系统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的功能就开始占据关键位置。 资本主义社会中关键功能由私人企业公司来执行的。,（三） 分化原则（以及空间与时间分配原则） 第二个原则“关键功能”的执行对接下来的两个很重要，其中之一就是功能分化。 关键功能的生产效率不同，功能分化程度也会随之变化，这就是分化原则。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系统所支持的人口规模也随关键功能的生产效率而变化。 关键功能的生产能力决定了一个系统分化的程度以及系统可支持的人口规模和系统可占据的空间领域的大小。如狩猎和采集社区、以比较稳定的农业为关键功能的社区、工业社会，其专门化的程度及其可支持的人口规模都是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