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 (第3版) 教学课件 ppt 作者 李仲生 第三章 出生率的经济理论与分析》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口经济学 (第3版) 教学课件 ppt 作者 李仲生 第三章 出生率的经济理论与分析（7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第三章 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与分析 第一节 生育率的经济理论 第二节 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第三节 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选择 第四节 生育的经济决策 第五节 生育的经济分析 附 录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经济因素,第三章 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与分析,生育率的微观经济理论引用的分析方法是价格理论。因此，作为生育率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依赖于家庭生育观念。这就是说，生孩子作为家庭经济的意志决定，与消费、储蓄和就业等属于同一类，因此，要从对孩子的需求与供给来看待家庭生育问题。但生育行为与通常家庭经济行为不同，作为行为主体的夫妇对孩子既是需要者，又是供给者。正因为如此，生育率微观经济理论是在需要和供给双方存在价格关系的
2、基础上形成的。,第一节 生育率的经济理论,根据合理生育标准决定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首先是由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在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一书，提出了家庭规模的“成本与效益比较理论”，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并考察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他认为，子女与商品一样，对家庭来讲，子女要花费成本，同时也给家庭带来经济效益。夫妇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要同时考虑孩子的价值和孩子的成本1两个方面的因素，如果孩子的效益大于成本，家庭会倾向于多育；而孩子的成本超过孩子的收益时，家庭则倾向于少生优育。,莱本斯坦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解释家庭决定生育孩子的理想人数。他把增
3、加孩子所得到的效用分为三种：第一，消费作用，即指从孩子本身直接得到的效用，这时孩子被广义地看作消费品的情况；第二，经济效用，指孩子成长为劳动力之后，从孩子的劳动或收入中间接得到的效用，这里把孩子看成是生产资料，对提高家庭的经济状况起积极的作用；第三，潜在的保障效用，指父母进入老年阶段期望孩子能给予生活保障而得到的效用。另一方面，增加孩子的负效用则是从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中产生的。前者指抚养孩子所耗费的抚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后者指机会成本，即母亲由于生儿育女放弃工作所损失的收入。所以，父母对生育边际胎次（一般指超过二胎）往往结合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考虑，通常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越高的
4、父母往往不愿意多生育孩子，从而影响到生育率水平下降。,图3-1 收入水平和孩子的效用、负效用,0 人均收入,资资料来源：Leibenstein , Harve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2, June,1974. 注： 指第 个孩子所产生的效用; 指第 个孩子所产生的效用; 指第 个孩子所产生的负效用; 指第 个孩子所产生的负效用; 指高于此收入时夫妇双方决定不生第 个孩子; 指高于此收入时夫妇双方决定不生第 个孩子。,图3-1是莱本斯坦于
5、1974年发表新模型时，为说明其初期的模型而设置的。图中假设第 个孩子的效用小于第 个孩子，负效用则相反。由此看出，孩子的出生顺序越高，夫妇生孩子的愿望越低；如果人均收入上升孩子的边际效用随之下降，而孩子的边际负效用随之增大。这一假定的根据是：首先孩子的直接效用与收入水平无关，而间接效用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明显减少。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为了年老后的储蓄做准备。将这三种因素综合考虑，可以认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会减少对孩子效用的作用。养育费和教育费同时随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家庭经济会促使父母或子女产生不就业倾向，因而机会费用增加，负效用上升。 如图3-1中，当人均收入水平低于 时，效用 高于负
6、效用 ，夫妇愿意生育第 个孩子，但是，当收入水平超过 时，第 个孩子所产生的负效用将高于效用，因而夫妇就不想要第 个孩子，收入水平超过 但未超过 时，第 个孩子的效用将高于负效用，因而夫妇愿意要第 个孩子。当收入水平超过 时，则最多再要第 个孩子，根据这个道理，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具有代表性的家庭中的高顺序的孩子数将随之减少，社会上的平均希望子女数也将逐渐减少。,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增加的孩子的效用与负效用，还要受收入以外的因素，主要是职业分布的影响。职业分布变化的效果主要关系到教育费。人均收入增长越快，专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分布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孩子的教育费用也会随之增加，从而使人们更趋向于限
7、制生育。 不久，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 在1960年发表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论文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在该文中，他批评地运用了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消费者选择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行为，使消费者选择理论具有独特视角。他的基本假定是：当家庭经济处在嗜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要在有限的收入范围内满足多种消费欲望，其行为总是以获得家庭经济最大总效用为原则。即消费量越大，总效用也就越大。家庭内部影响生育率的决定因素往往是父母对孩子的量与质的选择。 贝克尔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他假定夫妇决定生育子女的意愿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同时认为孩子类似于耐用消费
8、品2，父母想从孩子身上得到服务，把孩子看作耐用消费品并不意味着父母期待孩子本身的劳动或收入，而是意味着孩子本身为一种直接的效用源泉。,图3-2 父母选择孩子和消费品模型,其它 支出 b,a,0 a b 孩子,对作为直接的效用源泉的孩子是否出生，需要根据孩子与其它消费资料之间进行选择的模型来说明。图3-2是该假说的模型。在这个图中，父母在孩子 和其它消费资料 之间进行选择，以取得最佳组合。在最初的收入制约线 中， 是使家庭效用达到最大时的最佳孩子数。如果收入水平上升，制约线从 移至 ，那么只要孩子素质不低劣，最佳孩子数从 增至 。按照这一假定，当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多生孩子，即收入对生育存
9、在着正效应。但现实与此相反，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并没有提高而是趋于下降趋势，其收入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1965年贝克尔又发表了一篇崭新的论文时间分配理论，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家庭经济行为选择理论，被称之为“新家政学”。新家政学认为，生儿育女是家庭经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孩子未来可能提供的服务就是人们所期待的产品。对于母亲来说，生儿育女即占用大量的时间又影响到收入，对此家庭经济在一定时间和收入的制约下，为了谋求家庭最大效用，育龄妇女不得不在就业与生育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后者的母亲就会失去一定的劳动收入。因此，孩子的费用由生育的机会成本来测定。时间价格是人的资
10、本积累，是教育水平的增加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时间价格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由此一些妇女可能选择少生孩子。即存在着生育率与家庭收入的逆相关，决定生育的内在机制不是根据孩子的质量，而是根据母亲的质量即教育水平、创收能力等来决定的。,后来，莱本斯坦在1974年就孩子不是一般耐用消费品这样一种新的生育率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而言从否定嗜好不变的假设出发，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孩子是拘束产品(commitment goods)，只要与这种产品发生关系，就要在一定的期间内连续为他支出，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支出不同于普通支出，这种产品的边际效用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递增现象，这一点也不同于其它普通
11、的产品。 莱本斯坦认为，人口可根据社会地位划分为多种集团，各集团内部存在某些共同的生活标准，各个家庭为了维持其社会地位不得不付出一定的支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地位高的家庭为了维持其地位，就要比地位低的家庭更会将反映其地位支出增加到平均水平以上，而在一定收入的制约下，就要减少对孩子这一拘束产品的支出。由于这种原因，往往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孩子数要比社会地位低的家庭少。但在同等社会地位的集团内部，则经济上相对富裕的家庭因少受收入制约，比收入在平均线上的家庭拥有较多的孩子。,图3-3 社会相对收入假说,资料来源：Leibenstein , Harvey.“An Interpretation of
12、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2, June,1974.,a,其它,支出,b,0 a b 孩子,从图3-3中可以看到这一趋势。图中有三条收入线，最下方的线 平均收入低的集团，上方的线 和 表示平均收入高的集团。同一集团内的家庭，对每一个孩子的支出相同，但高收入集团的孩子的人均费用，则因为其收入线的倾斜度大而比低收入集团的孩子的人均费用要多。此外，图中的无差别曲线的形态非常奇特。该图在实际选择 和 的附近，边际效用呈递增状，这表示与产品的支出密切相关，不容易脱离其它产品而转向孩子。这个理论模型
13、把社会因素考虑进来，揭示了对生育率的收入效果，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这个模型缺乏实证分析和预测能力，忽视了母亲的时间价值。,随后，弗里德曼(Debrah Freedman)在1975年就生育率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而言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指出，决定孩子数量的不是家庭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与其他人员相比较的相对收入。孩子的费用并非因家庭收入而是因家庭所属集团的收入不同发生的差异。因此，其收入比其所属集团的平均水平高的父母，可能想要更多的孩子。在图3-4中，假设有两组夫妇a和b，他们都拥有同等的选择和收入水平 ，但b组夫妇属于收入较低的集团而孩子的费用可以相对少些，所以可以比其它方面完全相同的a
14、组夫妇拥有更多的孩子。,图3-4 相对收入假说,0 a b 孩子,支出,其它,弗里德曼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孩子的价格并非因家庭收入水平而是因所属社会集团而异，在这一点上开辟了生育率微观经济学的新领域。但这种假说以嗜好不变作为前提，并主张与价格效用相联系，因此仍属于芝家哥模型的范畴。,而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Ainley Easterlin）不仅揭示了完全不同于芝家哥学派的新的经济模型，而且还超越了经济学的范围，表现出与社会学接近的特点，生育率随着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伊斯特林1966年建立的新模型的核心，至今仍被誉为伊斯特林假说。该假说的主要特点是既以经济理论为基础
15、，又重视社会因素，并积极地采用了社会学的手法。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出生率经济理论的挑战者，与以纯粹经济分析为目标的芝家哥学派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伊斯特林否认了贝克尔在他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中假设的家庭经济在嗜好不变的情况下，是进行合理行为的基本前提。伊斯特林认为人们的嗜好不仅是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的，而且存在差异。人们嗜好的形成与改变是社会化的结果。 伊斯特林也和贝克尔及其他学者一样，认为收入对生育率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对抵消收入效应的能力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抵消力量不在于对孩子质量的需要随收入大小而变化，也不在于通过母亲的时间拥有的机会成本而产生的价格效果，而是在于嗜好的不同或变化。在一定的收入条件下，如果嗜好发生了变化，即使其它财物之间的相对价格不变，生育率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即使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父母还需要更多的消费品，反而限制了家庭规模。因此，人们嗜好的不同可以说明地位差异所产生的差别生育率。,这样，按照伊斯特林的主张，适合于生育率行为(fertility behavior) 3的经济变量并不是实际收入而是相对收入，即现实收入与期待值的比率。期待(aspiration)是嗜好的另一种说法，它意味着人们在经济上希望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