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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文化,第四讲：多民族文化融合 与中外文化交流 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二、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类型，这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上述三个文化类型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多方面交汇融合，而气象恢宏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冲突又相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1、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融,（1）、分布及差异 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此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
2、适宜农业发展，为中原定居农业文化；此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 值得玩味的是，明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是农耕人护卫先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关于“中国”与“夷狄”的差异。 清代王夫之概括“中国”与“夷狄”的特征说：“中国是有城廓可守、墟市可利、田土可耕、赋税可纳、婚姻仕进可荣的地区，夷狄则无城廓、耕地，不知礼仪，迁徙无定，以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勇猛剽悍。” 欧阳修在明妃曲中说：“胡人以鞍马
3、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关于“墙”文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为“墙文化”，中外文化差异为“有墙”与“无墙”之差异。在中国，家有院墙，城有城墙，国有长城，而西方没有。但中外在“墙”内外差异很大。中国虽有墙，看似禁锢，但在墙内，父母可以自由进出子女房间，国君和长官可在国内、城内周游；而在国外，这一切都不允许，他们虽无外在具体的实物墙，但心理上有无形的墙。总之，墙文化与墙心理，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心理特征。,（2）、交汇的主要方式 、征服战争 一般而言，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人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他们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和布帛、铁器，这种被称为“茶马互市”的
4、物质交换活动自古在游牧与农耕界线的长城各关口进行。然而，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躁动起来，他们竞相南下劫掠，如果游牧人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社会、军事组织，产生了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便会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入主中原，建立起混合游耕区和农耕区的王朝。公元5世纪鲜卑统一黄河流域，即为一例；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17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更是游牧人入主中原的大文章。,在枪炮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前的冷兵器时代，由硬弓长矛装备起来的勇猛骑兵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而酷烈的气候，流动畜牧、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使“骑马民族”自幼养育为善战的骑士，他们只须掌握铁兵器的制作，便立即可以变成令农耕
5、人颤栗的武装力量。 为了抵御游牧人的来袭，华夏汉人作过各种努力。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相对强大时，则西出邀击，或远征漠北；汉武帝“发十万骑”远征匈奴，明成祖“五征漠北”，便是农耕民族向游牧人主动出击的实例。然而，游牧人朝发夕至，来去无定，农耕区却固定难移，为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农耕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历尽艰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修筑起万里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文化互补，民族融合,农耕人与游牧人相往来，常常发生互摄性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大体沿着长城展开，进而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在较低层次，但他们习武善战，勇
6、于创新。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畜牧技术（“苏武牧羊”反映了匈奴族养羊技术 ），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张骞：西行通西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派张骞西出寻找月氏联合抗匈奴，十三年才回来 ，虽没有联合成功，但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去结交西域。以后，汉武帝每年都派使节去访问西域各国，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交往，开拓了“丝绸之路”。 唐蒙：南行通西域。潘阳令，南下夜郎（贵州西北部），开辟通往
7、印度山道二千多公里。汉书西南王传：西汉时，在我国西南一带，有一个附属于汉朝的小国，叫夜郎国。它的面积相当于汉朝的一个郡。它的国王从来没有到过别的地方，以为自己的国土很大。一次，汉朝的使者来访问他，他竟问：“汉孰与我大？”,2、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1）、分布及差异 分布于南中国地域的南方山地游耕经济，具有不同于中原定居农耕文化的诸多特征： 第一，耕作方式“刀耕火种”。“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焚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李调元南越笔记卷7)。 第二，与汉族“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不同，游耕民族过着迁徒不定的游动生活。 第三，由游耕经济模式所决定，南方山地少
8、数民族在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水平，如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不发达、种植作物单一、渔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住宅简陋、保留原始婚俗风习等。,（2）、交汇的主要方式 、设官教化 南方游耕民族多呈散在状态，和汉族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往往是一方面设官治理，温和政策与强硬镇压并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教化。中央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一管辖，地方官吏推行的教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在南方山地游耕民族中广泛传播，对于这些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移民,移民在促进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移民一方面使汉族先进生产方式乃至生活习俗，
9、随移民传播于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使内迁的南方少数民族置身于强大的汉文化氛围中，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长足进步。诚然，历代王朝移民的根本目的是消除南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反抗，但其直接结果是加速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文明形态的转化。,3、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经济生活 中国上古的主要粮食作物为五谷，而用麦磨面的粮食加工方法却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以面烤制饼的方法也来自胡人，东汉时人称烤饼为胡饼。多种瓜果蔬菜与粮食作物均经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如黄瓜(胡瓜)、香菜(胡英)、洋葱(胡蒜)、胡罗卜、波菜(波斯菜)、核桃(胡桃)、葡萄、蚕豆(胡豆)等。葡萄酒、烧酒的酿制
10、技术也来自西域。 衣着服饰 汉族的衣着最初以丝、麻和毛为原料。汉魏之际，新疆和云南一带开始种植棉花，生产棉布。其后，棉花传入内地。 古代汉族的服饰，上衣下裳，长领宽袖，行动颇不方便。春秋时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博衣大带”的华夏服式为上衣下裤的“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人们改造传统服装样式，吸收胡服紧身、圆领、开衩等特点，最后形成了唐代的袍服。近代流行的旗袍、马褂则是从满族学来的服装样式。,日常起居 汉以前的中原居民，虽然已有匡床，但是还没有桌椅，常常“席地而坐”。汉以后，西域坐具传入内地。当时出现一种新坐具“马札子”，即两木相交，中间穿以绳子，可张可合。
11、坐在马札子上面，两腿下垂，汉族人把这种坐法称为“胡坐”。从少数民族地区还传来一种类似后来“交椅”的坐具，时人称为“胡床”。在西域坐具的启示下，中原居民不断创新，桌椅板凳相继出现，凭桌坐椅自此替代“席地而坐”的起居旧俗。 音乐舞蹈 和注重温柔敦厚品性的汉民族比较起来，少数民族要热情奔放得多，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因而十分出色。唐时，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不少少数民族乐器也传入内地，沿用至今。如笛是古代羌族人首先发明，手鼓是维吾尔族的乐器，笙最早是壮、苗等族的乐器，另外箜篌、琵琶、唢呐、胡琴等，都是通过古代新疆各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二、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1、中外文化第一
12、次大交汇 （1）、交汇时间 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在晋唐间，但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秦以前是中国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期，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所谓外来文化，先是西域(即中亚和西亚)文化，后是南亚次大陆文化，并且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2）、交汇内容 印度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西汉末至东晋：印度佛教开始传入。当时，印度佛教首先是依附于汉代的“方术”。 “方术”（“道术”）是一种杂哲学、科学、迷信为一体的带有神秘主义的思潮。 东晋至隋唐：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
13、儒、道思想）与外来佛教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隋唐以后：佛教逐步中国化。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深刻地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影响，逐步中国化，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等。尤为奇特的是，印度佛教于八、九世纪在本土开始衰落，至十四世纪几乎泯灭，而此时的中国正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并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流传，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不同特色的佛教。,（3）交汇结果 汉唐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盛况的出现，重要原因之一，乃是由于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在此氛围中，
14、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根据本民族特色，对外来文化选择取舍，加工改制，收到了“以石攻玉”之效。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没有成为“四不象”，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这种稳定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2、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 （1）、交汇时间 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问，即16世纪末叶。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 中外文化16至20世纪的这次大融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魏晋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一次
15、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自己的欧洲(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东西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系统造成强烈的震撼，其程度大大超过以往 。,（2）、交汇方式、内容 耶酥会士来华，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这些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实行宗教殖民使命的教士，为了叩开封闭的远东“伟大帝国”的大门，“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确立了“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酥会的影响。耶酥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利马窦传教： 合儒：天主教与儒
16、家学说、中国文化有相合之处； 超儒：认为西方的天主教在某些方面超出儒家学说； 补儒：儒家学说仍有天主教补充之处； 附儒：对天主教某些方面进行修改，以附和儒家思想。,（3）、交汇结果,明清：耶酥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科学、艺术等），都是值得中国认真采纳的新鲜学问：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初：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并无民族和国籍的偏见。顺治帝不以承认中国历法不如西法为耻，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补数千年之缺略”。康熙帝更是引进西学的杰出入物。1677年康熙专命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和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 18世纪：由于封建生产方式趋于没落，统治集团中锐意进取、乐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亦随之衰减，代之而起的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使“西学东渐”的进程在雍正以后嘎然中止，大清帝国只能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维系生存。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系统迅即发生解体，此后欧洲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具有强制性，其规模与速度大大超过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