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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金,一、生平及创作综述（1904-2005）,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出生于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9岁丧母，12岁丧父。 在“五四”浪潮冲击下，巴金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在“五四”时期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的。它有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无政府主义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1923年，巴金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1927年赴法留学。 巴金的创作生活也开始于旅法期间。1927年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 1928年底巴金回国，居上
2、海，著作颇多。,“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在前期创造中，巴金最喜爱的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成就最高的是家。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家的出版给巴金带来了爱情。巴金收到了许多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姑娘，名叫陈蕴珍，笔名萧珊。当时是上海一个女中的学生，比巴金小13岁。 1936年8月，萧珊怀着崇敬与爱慕的心情给巴金写了封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巴金和萧珊经过八年的恋爱，于1944年5月结婚。 1972年萧珊因癌症去世。,抗战开始后，巴金的创作日
3、益成熟谨严，写了不少一流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和长篇小说寒夜。 这三部小说写的都是小人物的生活。为此，巴金遭到了左派作家的攻击。,1949年巴金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后巴金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创作高峰。 从1978年到1986年，巴金不顾衰老病残创作了随想录。 巴金这样说自己的写作目的：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
4、”荣誉称号。,讲真话，是随想录的基本格调。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当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呐喊”，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也是每个人的事，受害者往往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 巴金呼吁人们不要轻易遗忘“文革”，而应该正视它，真正地吸取教训。,二、巴金创作的三个阶段：,阶段一：上世纪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激烈的情感喷发来倾吐对不合理社会的痛恨和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阶段二：对现实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开始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剧，发表了憩园、寒夜等感情更蕴藉、思想更深刻的作品。 特点： 1、从写理想英雄转为写“小
5、人小事”，故事普通平淡，失去了诱人的感情色彩，基调深沉，但具有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启发人对社会做出评判，对生活做出思考。 2、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冷静客观地描绘人物的性格、心理、命运，把情感评价消溶在血肉丰满的形象里。,阶段三：“文革”后，拷问自我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随想录。,他不追求艺术的永久价值，他多次说： “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假若它不能够对黑暗给一个打击。”,“在夜深人静黯淡的灯光下鼓舞我写作的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爱，对于人类的爱。这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于人类的爱不会消失，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罢。”,四、家,家写成于1
6、931年，同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最初题名为激流，后来以单行本发行时才改名为家。1938和1940年，巴金又继续顺着情节发展线索，陆续写成了春和秋，并将这三部长篇合称为激流三部曲。这三部小说一开始并没有总体的构思，写作时间先后的间隔很长，每部作品各有其独立的结构，可以分开来读；但写作过程中又兼顾到各部有相互关照，是整体统一的长篇系列的小说。在这三部作品中，家是关注度最高的。,“要是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我很早就说过，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家里面不一定有我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过
7、的。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8、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巴金与大哥李尧枚,1、故事情节：,2、重要人物形象 （1）封建大家长高老太爷 （2）痛苦的觉新 （3）反叛者觉慧 （4）几位女性：梅 瑞珏 鸣凤 琴,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权威，谁也不能反对。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
9、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鸣凤死后，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也正因此，当他临终前，意识到这个家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时，又极力挣扎，企图用慈祥、温和、自我忏悔将已走上新路的觉慧等拉回到老路上来。当然，高老太爷的挣扎是徒劳的，高家最终没有免于崩溃的命运。,高觉新人物形象分析,（1）、觉新是一个既“新”且“旧”的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作揖哲学” （2）、觉新是“新”的，进过新式学校，受到新思潮滋养，对事业、爱情有美好憧憬，希望出国留学，向往新生活。 （3）、觉新
10、又是“旧”的，作为封建大家庭的长子长孙，他深受传统文化浸淫，唯“孝”是从，忍辱负重，牺牲自己，同时也间接地造成了别人的悲剧（珏）。 （4）、觉新的这种接受新思想同时又向旧势力妥协的矛盾性格最终葬送了自己，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品，展示了中国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变过程中的艰难沉重。,觉慧是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的形象。“五四”新思潮给了他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使他逐渐认清了封建家庭的黑暗、腐朽以及罪恶。正因为如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在家中，他有正义感，同情下层人物，勇于反对封建束缚。在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同时积极支持觉民抗拒包办婚姻。
11、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家庭。,觉慧性格中除了有大胆叛逆的一面，也有单纯幼稚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包括“家”）虽然愤恨，但还不能作出完全科学的分析，有时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他与鸣凤相爱，又经常处于矛盾中，下不了最后决心。最后，只是因鸣凤被逼投水自杀，这段爱情突然失去了，他才感到莫大的震动。他虽然恨高老太爷，认为在家中他与祖父“像两个敌人”；但在高老太爷临终时，他又曾有过“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的想法。这想法很幼稚，其实高老大爷即
12、使不死，他们祖孙两代人的隔膜也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作者对觉慧的塑造完全是忠实于生活的。尽管觉慧身上有着明显的幼稚，但他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我国觉醒了的一代青年人的某些精神面貌。,3、家的思想价值：,（1）、作品通过对高家分崩离析过程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2）、作品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 （3）、批判了“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 （4）、形象地反映了“叛徒”的呼喊和抗争。,司马长风认为这部小说的魅力在下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以及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在角色、情节和主题的
13、配搭甚是匀称、和谐。 （二）是巴金小说中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 （四）“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五、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巴金的文学创作与其人生道路息息相关。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接受过革命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曾赴法国留学。解放前，以抗战为分水岭，前期作品是“青春的赞歌”，是赤裸裸的感情宣泄。家既是巴金对封建旧礼教的血泪控诉，也有着巴金幼年生活的深刻烙印。后期则是“深沉的悲剧艺术”，将感情蕴含在冷静的客观描写之中。“文革”中遭到了迫害，家被打成“毒草”。文革后重新焕发写作激情，立志建立“文革博物馆”，写有随想录。,“爱”是贯穿巴金一生的感情基调，对祖国、人民和人类的爱，是他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讲真话”是巴金创作中恪守的准则。巴金是一个极富使命感的作家，文学创作于他而言，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寄托，更是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促进旧制度灭亡和新制度诞生的事业。他以战士的姿态从事创作，作品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在读者中感召力很大。其作品单纯、朴素、流畅、感情充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