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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帝国的迷思读后有感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作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苏联）对外关系、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等。斯奈德在本书第一句就提出了核心观点：“工业时代的大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自残倾向。那些因推行过于带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最终遭到失败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为此付出了血与财富的代价，有时甚至本国的生存都处于危境当中。在 20世纪上半叶，德国和日本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得如此
2、之远，以至于最终沦落到为他国所占领的境地”。为什么“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在大国当中如此普遍，为什么某些国家特别容易走向极端的过度扩张呢？他对“过度扩张”下了个定义：“一国的对外政策导致其他国家结成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联盟来对之加以制衡，或者该国的扩张成本超过了通过扩张而获取的收益”。他提出的“战略观念”相等于大国的过度扩张最直接的动机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扩张才可以获得。作为“帝国迷思”的核心组成部分，战略观念是推动所有工业化大国过度扩张的主要力量；通过扩张而获取安全这一迷思，最初都是作为国内政治联盟制定政策的依据而产生的，迷思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确立，阻碍了战略学习，推动了过
3、度扩张”。工业化国家为什么产生以扩张获取安全这一战略观念？斯奈德把其原因总结为三种方式：现实主义的解释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迫切要求；认知解释强调在战略评估中所发生的纯粹思维方面的错误；国内政治解释强调利益集团、统治阶级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战略意识形态。什么样的体制最容易导致“已经实现工业化了的国家走向过渡扩张”呢？斯奈德认为，“国内结构的解释既可以说明过度扩张偏见的流行，也可以说明过度扩张程度的不同”，并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国内结构：单一寡头体制、卡特尔化体制（国家权力被具有明显集中利益的集团把持的政治体制）以及民主体制。斯奈德拿出五个案例去说明“卡特尔化的体系为何最容易造成扩度过张？”：从俾斯
4、麦时期到希特勒时期，特别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1866 年1945年）、明治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1868 年1945 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1830 年1890 年），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1945 年1989年）。斯奈德分析“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时机与其社会中权力的集中性和精英利益的集中性密切相关”，并把五个国家的状况梳理为：先期的工业化与分散的精英利益和大众民主相联系（英、美）；后期的工业化与不流动的、集中的精英利益和卡特尔化的政治相联系（德、日）；“后后工业化”与极端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相联系，造成相对统一、具有统括性利益的集团（苏）。众所周知，上述五个国家曾都出现过“
5、过度扩张”。斯奈德研究结果表明：“德国和日本最倾向于灾难性的过度扩张；英国、苏联和美国过度扩张的程度比较低。当德国和日本遭遇抵抗时，它们通常把这看作是一种自己在通过扩张而获取安全方面需要加倍努力的信号。而当其他国家遇到抵抗时，它们通常会收缩自身的力量，试图通过向对手让步的方式来减少其所面临的不断增加的反对”。不过，“即便是过度扩张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也都经历过扩张冲动被置于有效控制之下的时期。在俾斯麦当政及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不倾向于过度扩张。日本最不倾向于过度扩张的时期则是在 19世纪末、20 世纪初明治元老党政时期，以及 20世纪 20年代大政民主时期。相反，即便是哪些自毁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6、偶尔也会滑向过度扩张。就英国而言，“在我考察的时期当中，这种情况包括帕默斯顿执政时期的某些阶段，以及 19世纪 90年代列强争夺非洲的时候。就苏联而言，它包括 1947年至1950年的好战时期，1958 年至 1962年赫鲁晓夫的导弹外交时期，以及勃列日涅夫在第三世界的过度扩张时期。而就美国而言，过度扩张的事件则发生于从朝鲜战争一直到越南战争这一存在冷战共识的时期”。我从帝国的迷思吸取了知识型营养，受益匪浅，提出四点思考：其一，“民主”是 21世纪政治的核心话题之一。斯奈德在总结中谈到，“制度化程度高的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要比大多数非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更加温和”。民主是现有超级大国美国保有的核心
7、价值，也是潜在超级大国中国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领导人近年大力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更是人类发展的重大方略。其二，对于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公开、多元、竞争性的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按斯奈德解释，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内，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凭借能力或动机与其他集团合伙，集中权力和意志引导舆论的局势下，保持稳定，避免失控的关键在于“制衡的力量”。他说，“美国的民主政治力量能够学会重新评估其战略迷思，从战略过度扩张中收缩力量。”其三，从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或国际格局看，我们更多需要关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已成为世人的思想共识，但像斯奈德那样把两者结合起来思考一国动态或国际
8、体系的人却不多：“需要一种立基于不同种类的冲突集团之间的竞争与结盟的国际政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民族国家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但却并非是排他性的角色。在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条件下，意识形态方面的操纵应该在这一理论中占据一个重要的部分。总之，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计划应该更多地关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断言这一或那一政治领域居于首要地位”。其四，考虑到东亚政治发展，中国的态势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在内外政策上如何处理问题，发挥哪些作用，将深刻影响未来东亚的格局。邓小平在冷战两极格局下带领中国走出“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的正常轨道。尤其在“南巡讲话”的前后时期，无论
9、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邓小平认真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命运，采取了渐进式的发展模式。今天，继承邓小平路线的中国领导人将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维护党的执政正当性。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似乎正在走着“先经济，后政治”或者“先发展，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复杂的国情表明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斯奈德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应该能够为中国人的战略抉择给予一点借鉴：“在一个民主习惯的制度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卡特尔化社会中，急速发展的大众政治有可能会刺激战略迷思的产生。当新成员被那些在培育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方面拥有狭隘利益的精英社会化，进而参与到政治当中时，急速发展的大众政治会给对外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威廉时期的德国和帕默斯顿时期的英国的故事足以令人警醒。在苏联和东欧新出现的部分民主化社会是否将重复这种有害的历史模式，人们仍需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