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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忠文化之源太原古交王继祖公元2006年，古交狐氏文化研究会，编辑了一套小丛书，共5辑，10万余字。专述狐爷山与狐突。书名依次为狐爷山中国忠文化发祥地狐突后裔遍华夏狐突是古交人狐氏文化拾萃和狐爷山景区开发纪略。这些小册子，流溢着作者对家乡的挚爱，对家乡文化的执著追求。尤其是打头的那一辑，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的发祥地！这个题，撞击了我的眼球，引起了我的思忖：果真是这样吗？带着这个疑问，我迫不及待地将此书一口气读完，然后又复读一遍，掩卷而思。是书论点鲜明，但所引之史料，所论之论据，所述之内容，都难以支撑其结论：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发祥地。此后的几年中，每当触及太原春秋时
2、代的史料，每当翻阅先秦史籍，这个命题，便蓦然于脑际，挥之不去。待一直忙在手头的太原历史文献辑本和龙城三章先后付梓、出版，聊作调整后，便投入中国忠文化资料的收集中，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文化，发轫于什么时代？究竟与太原有无关系？关系深否？其源头是否确在太原之古交？以我管见，探寻中国忠文化之源流，更具体地说，寻究忠文化是否源于太原古交，似需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弄清中国忠文化滥觞的时代和地域。二是弄清忠意识、忠文化之间嬗变的拐点。三是进一步了解狐突其人和确定狐氏地望。四是论清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五是解决好上述四个方面与太原古交的确凿关系。把这些问题和关系搞清了，中国忠
3、文化的发祥之地自然脱颖而出。古文献中关于忠的记载和揭示的问题研究过往史事，去疑解惑，寻求本真，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史存实物，包括世存的或出土的。如果两者均无，留下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文本研究”，即从现存的古文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研究分析，寻找答案。忠文化属精神文明范畴，很难寻到史存实物为证，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文本研究一条出路。前几年，不少专家、学者，对忠文化产生于何时，作过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忠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已经产生。他们找了很多依据，而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尚书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为使人信服，他们把尚书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有关忠的文字段落，悉数录出，配以洋洋洒洒的论
4、述，诉说己论的正确。此不揣繁赘，分列于下，供分析研究。1.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辱亡。2.居上克明，居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3.敢有辱圣言、逆忠道、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4.焚炙忠良，刳别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5.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6.惟乃祖乃文、世笃忠贤，服劳王家，厥有成绩。7.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尚书是儒家经典中的至尊，而尚书正义又是尚书诸版本中，最权威者。上录7句，句句有忠字，句句出尚书，可谓字镌句铸，虽与夏代无涉，却都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显证。如是，中国之忠文化，发轫于三代，当毋庸置疑了
5、。然而，当我们索检章句之出处，依句找出各句之篇目，准备核读原文时，发现它们出自的商书仲虺之诰商书伊川（有两条）、周书泰誓上周书蔡仲之命周书君乐周书冏命等6个篇章，全是伪古文尚书25篇所属。所谓伪古文尚书，早在清初康熙间，已被时人誉为“汉学第一人”的阎若璩考实，乃是魏晋间好事之徒所冒作，欺世盗名千余载。如此定谳之伪作，岂能鱼目混珠，引以为证！出于慎重，我们又拜读今文尚书28篇，试图从中找出载有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结果大失所望，竟无一处、无一句。据此，似可确认，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之二的尚书正义，除伪作之外，无忠所载。以此而论，中国忠文化之滥觞，当与尚书无涉。所谓忠文化之发轫于三
6、代之说，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左传和国语是研究春秋史事的重要文献，为此，我们又采取通读之方式，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中查询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读录过半，情况急转直上，录出不少事关忠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之发轫时代、地域，端倪初现。恰在此时，又得到一个绝好信息，有学者在研读左传国语时，对两书所载之忠，进行过统计：左传中“有忠70见”，其中属晋国内容者居多，“达21见”；国语中“有忠50见”，出自晋语所载者最多，“达28见”。并两书之统计：70+50，共120处，其中晋国所占：21+28，达49处。春秋之诸侯国，小者不计，仅按“十二
7、诸侯计年表”，另加宗主国东周，共13国，而只是113的晋国便占比率达41%。端的是独占鳌头。所得史料和所获信息，向我们提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识，最晚在春秋早期，已经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中下游广袤的土地上滥觞，而最繁荣、最活跃、最集中的中心地域，就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就在晋国汾河中游的河谷平原古老的太原盆地。从忠意识的萌生到忠文化的形成前面我们已经论清，中国最早的经典著作尚书，没有忠意识的痕迹，更没有忠文化的纪实。这不是尚书的疏忽，而是在它成书之前，忠意识还没有萌生，忠文化还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需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社
8、会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而发展进步的。当西周行将灭亡，苟延残喘到周平王必须东迁的时候，姬姓周朝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宗法观念、宗法制度，受到极大挑战和严重打击，作为宗主国的东周，已与当年的西周难以同日而语。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在萌动、在发展，势不可当，它就是忠文化的先导忠意识。忠意识并不是凭空而生的，它从传统的孝文化中滋生。传承弥久的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孝”来规范约束人们，即所谓的孝治天下。随着社会的变迁，宗法制度春风不再，宗族势力日暮途穷，孝已经难以满足新型社会的需求。而从“孝”母体发酵生发的忠意识，应时而出，成为非常适合的潜规范。它补充了孝的不足，
9、与孝一道为社会需求服务。当然，忠意识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在长期的潜滋暗长中积蓄，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壮大。诚如文化发生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观念和意识的产生，往往比口头的表达和文字的表述来得早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忠意识是忠文化的先兆，忠文化是忠意识滋生、积累、发展的结果。左传隐公三年在说到卫国公子州吁的不道德行为时，列举了“六逆”和“六顺”，这是春秋早期道德观念的写照：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唯独不见忠的影子，也丝毫没有忠意识的流动。尤其是“君义”“臣行”两顺，君只有义，臣只有行，完全没有一点忠的意思
10、。可见，在当时卫国的道德行为准则中，还没有生成忠意识，更谈不到忠文化了。用今天的话说，上述所引之“六逆”，是礼崩乐坏的揭示，而“六顺”是维护道德行为的规范。然而，在晋国，忠意识却已盛行。请看国语晋语一所载：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前710年，曲沃武公，以庶反嫡，杀晋哀侯。劝
11、哀侯之臣栾共子，归顺自己。并诱以高官大权。而栾共子不为利诱所惑，奉哀侯于一。最终战死。全篇没有一个忠字，而“事之如一”“报生以死”“故壹事之”，都是忠意识的流动，都在表述着忠的意思。可见，在当时的晋国，忠文化还没有生成，而忠意识已广泛存在。这种“事之如一”的尽忠意识，只差一个忠字的出现，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变。这是一个生动的从忠意识，向忠文化迈进的实例，是没有忠字的忠意识流，是忠文化诞生之前夜。伴随着忠意识向忠文化的嬗变，感性的忠意识向理性的忠文化逐渐靠拢，融合为一，在这个拐点上，忠文化的早期雏形，走上了定型。还以左传中有关晋国的一段史料作进一步的阐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载：九月，晋惠公卒。怀
12、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这段史料，在本文中至关重要，译为今文：公元前637年，九月，晋惠公死。怀公即位，下令臣下不准追随流亡在逃的人，并规定了归期。到期不归者，罪无赦。时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流亡秦国，不肯遵怀公召回之命。是年冬天，怀公拘捕狐突，说：“召回你的儿子，立即赦免。”狐突答说：“儿子步入仕途，父亲就
13、要把忠的道理教给他，这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把名字写在简策上，当作礼物进见给主子，如果再三心二意，那就是罪过，现在臣下的儿子，名、身在重耳之处已经多年，如果再召他回来，那是教他三心二意。父亲教儿子心存二志，还怎奉事国君？不滥用刑罚，是君主的贤明，臣下的希望啊。滥用刑罚，以图一时之快意，又有谁能无罪（意为欲加之罪）？臣下听到你的命令了。”昏君怀公最终把狐突杀掉了。这段关于狐突因忠而死的记载，是左传“有忠70见”中的第10见，此前9见(注),从忠文化的角度衡量，无论从文字量还是从指事、寓意等方面，都不能与此段同日而语。从春秋时文献所载忠文化时序的前后讲，这段史料的“父教之忠，古之制也”揭示：是时，忠
14、已从意识阶段，迈进了文化殿堂，是父一代教育子一代的教化内容，而且已约定成俗、古传如制，成为一种行为规范。所谓“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则是说：策名而追随，委质为臣下，是不能改变的。如教之改变，那就开辟了二心之路，是教之不忠。狐突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可见在此时，忠就是“不二”，“二”便是不忠，这是人生准则，也是忠文化的内核。他告诉怀公，人臣不能事二君，如果我召回他们，脱离重耳，即是教他们心怀二志。做父亲的这样教育儿子，还怎么奉侍国君你呢？如此畅快淋漓的回答，狐突是在为忠献身，是在以自己视死如归的实际行动，践行忠文化、充实忠文化。狐突的这段话，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质内涵“不二”，讲
15、出了忠文化的核心“唯一”。他的这个“不二”不仅仅是忠君，而是对人、对事的“不二”，是对忠的最简朴、最准确诠释。狐突的这一番表述和坚守，也进一步证明，至此，晋国的忠文化，大体臻于成熟。当然也说明中国忠文化到春秋的这个时段，已成为人臣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新的行为准则。经此史料佐证，中国的忠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和时段。忠文化，经过忠意识的雏形，跨入忠文化的早期阶段，这正是忠文化的发轫与滥觞。春秋初期的晋国，晋国的名臣狐突，为中国忠文化的诞生启幕。在中国忠文化的发展史上，镌划时代，青史留名，名不会朽。狐突其人与狐氏地望在晋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晋献公，开启了晋国的勃兴。依周礼，献公的父亲曲沃武公，是
16、不能临晋侯之尊位的，因为他是小宗，是庶而不是嫡。但是姬周之朝，东迁之后，礼、乐继续崩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草不休，诈伪并起”。曲沃武公承祖曲沃桓叔、父曲沃庄伯之志，继续与晋侯对峙，最终以67年之坚守，杀五君遂一君，以庶出之小宗，“犯上作乱”，取得晋侯之位，史称晋武公。志酬意得的武公，临位两年即崩，其子诡诸继位为献公。献公之手笔，强过乃父。他诛桓庄之族，除却国之隐患；扩建绛都，强化国之中枢；兼并小国，开拓国之疆土；融合戎狄，扩大国之影响。把个小晋国变成了大晋国。在一系列功绩之余，又与狐戎联亲，大戎伯行狐突成了晋献公的老丈人。至此，将载誉于晋国史上的大戎狐氏，鹊起晋土。国语晋语四有载：“狐氏出自唐叔。”这位代代生长于戎狄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