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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哲学经典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新中国成立后，从稳定政权、到发展经济、再到繁荣文化，经由着国强、民富、文昌这样一段刚柔变化的历程，由政治的强劲有力、到经济的高歌猛进、再到文化的春风化雨，仿若阴阳协调，刚柔并济。而中国文化的形象化特征，正像那丹顶鹤一样，是：负阴抱阳一点红。负阴抱阳，鹤身的黑白两色、阴阳刚柔，如同儒道两家文化，平衡着文化结构、和谐着文化心理，而鹤顶那一点鲜红，就是我们的红色文化、时代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2、。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一）富强孟子曾对想要治理好邦国的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里讲，让人们通过正常有序的劳作，可以穿上帛、可以吃上肉，这就是民富。其实，孟子这里说的五十岁、七十岁只是泛指，衣帛、食肉也只是一种指代，他真正提出的是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层保障：丰衣和足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写他幻想中的世外桃源时就形容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3、。”他幻想着，有一方乐土，人们在那里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这样的平实生活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国了，就可以令男女老少怡然自得。到了清代人们的诉求依然如此，清初的艺术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里就说：“谓一朝富有，男可翩翩裘马，妇则楚楚衣裳。”衣冠楚楚，宝马香车，民众这样的生活就是社会富有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下每一天的车水马龙，每个人的衣着鲜亮。丰衣足食，这是生活富足的层面；而真正的民富，还要追求生命富足的层面也就是在物质富足之后的精神富足、也就是经济富足之后的文化富足。因此孟子在对梁惠王的论述中，说完衣帛、食肉、无饥，就马上说到了文教，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4、。”在孟子心中，给民众以教化，让大家懂得礼仪规范、仁义道理，这是民富的更高表现。中国文化认为，政治的强大，表现为一种自尊自重、自省自强的自信力，是像孔子信心满满说的“虽百世，可知也”只要遵从历史的得失经验，百代之后的社会情形也可以掌握虽然孔子这里论述的是礼仪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将礼仪之邦的精神引申为影响社会的结果。中国文化认为政治强大的根本，在于规范自我的风度，而不是凌驾于人的霸权。所谓泱泱大国，不仅仅是看起来人口多、收入多、土地多、资源多，而是要在国家形象上体现出精神之大、责任之大、气度之大、实力之大。所以说到“富强”，我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民富而国强的中国，是经济富庶、文化昌盛、政治强大、军事强
5、健的国家。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在追求生活富裕的道路上，同时兼以文化修身；如果在我们关注领土纠纷的爱国之心里，还坚决拥护着国家主权完整那么，中国的富强，有你，也有我。（二）民主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老子中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最好的世代，是人民只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他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他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他们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
6、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孟子目睹了当时社会变得尘嚣甚上，却更加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连国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天下所有的贵重，全都在民众身上。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是人民大众。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人民百姓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 。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圣贤的关怀对象是
7、为民者。 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 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 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三）文明曾形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拿破仑，还曾说过：“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中国是自新型的文明，这缘于儒家经典中的论述大学开篇就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就是“新民”，是要使人自新的意思，成就一个新我，改过向新、除旧布新，这就是学习的目的。对人如此，对国家、对民族、对一种文明而言，更是如此。中华文明历史虽久，却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化就提出了“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提出
8、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国家虽古老，却不忘自我更新、推陈出新，每一天都能如新生一般吐故纳新。所以中国的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始终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着，这才成就了源远流长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鲜活至今的古文明的原因所在。中国更是中和型的文明，中国人坚信，财富生于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夺他人的土地。甚至，连财富也只是末节和结果，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最为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中道，就是不偏不倚、正中正好、符合常理、恰当其分的道路，用中是手段、和谐是目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万物健康生存各在其位、健康生存，也就喻示着各安
9、其土、彼此尊重，中正仁和、和平共处。一个文明的国家，将会以自身的言行告诉世界：现代文明，不是丛林文明的延伸；人类社会，不是动物世界的翻版！（四）和谐第一个层面人与自我的身心和谐，要修身养性、修心和情；第二个层面人与社会的人际和谐，要与人为善、和睦共处；而“和”的第三个层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中国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儒家经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把“和”看做是天道的追求，是世界之所以成立的本源。如果达到适中的、和谐的状态，天地万物就能各自恰如其分、生发有序。道家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发散来看，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阳两
10、面，世界规律就包含着万物的必然对立。而能够将这些对立面统一调和起来，就是至高的和谐境界。中庸就告诉人们，一个自我修养好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李白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当他在人的世界里缺少知音的时候，能与花香中的一轮明月对话成知己。如果人们不曾善待花间的芬芳、天空的清朗，人与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彼此相亲。想要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就要把自然当做人类的朋友去善待。再比如陶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当他官场失意的时候，是自然里的一丛菊花、一帘远山，给了他心灵上的无限慰藉。在人情世故里孤独的诗人
11、，却有飞鸟在夕阳西下时与他结伴还家，热闹了他不寂寞的归程。如果人们不曾珍护山间的鸟兽、田园的青翠，人与鸟就不可能有同路而归的自在。人想要与自然形成“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彼此欣赏，那就要把自然当做自己的心灵一样去爱护。如果说，古人把人体构造看做是自然界山川河流的象征，那么，我们今人是否可以把自然界的山川河流看做是人体骨骼与血液的延伸呢？倘若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人之于自然，便能够以珍爱生命之心，去尊重世间万物。在当今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就是能够学习古人的一份赤子之心和敬畏之心，把大自然拟人化，去尊重它的健康状态，而它，就会还我们一份花落花开、云卷云舒的轻安自在。（五）自由一篇
12、著名的逍遥游，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是庄子思想的放飞。逍遥游中描述的那个叫做“鹏”的大鸟，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能够背负青天激越云间，上可飞天下可入水，自由往来于天地间。其实，庄子哪里是以如此瑰丽的笔墨来仅仅描写一只鸟的行为呢？文中的“鹏”，正是庄子自己的心，那是一颗开阔六合、含纳古今、超越世俗、纵横时空的心。心的自由，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人力所能永远是有遗憾的、人生环境永远是被设限的，然而，心的开阔可以超越现实局限，自由翱翔在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心之大，才是人之大；心之自由，才是生命之大自由。所以，虽然庄子把他的生活状况自比为在泥里曳尾涂中的龟，却把他的内心状态自命为鹓鶵之凤，高飞于
13、空、不染纤尘；虽然庄子度日时的家境贫困要不得已去借粮，但他在酣睡中却能潇洒做一个名垂千古的美丽一梦，梦到自己变为蝴蝶翩翩而飞。甚至，“庄周梦蝶”的自由洒脱，使他在醒来后不知梦里梦外、孰真孰假，不知是庄子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这种奇妙的精神体验，正是因为他的心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出神入化之境。庄子能以一具受现实艰难拘束的身躯，放飞起一颗自由快乐洒脱的智慧心。他这种身心状况的反差，也很像是儒家学派里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的行为，孔子曾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人人都不堪忧苦，只有颜回不改其乐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
14、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不自由的心，在鸟语花香中也能画地为牢；而人生任何形式的牢笼，都锁不住一颗真正自由强大的心。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必然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是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够充分体会到自由，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是具有艺术性的。自由，从来不在远方的乌托邦，而就在当下
15、的轻安自在；自由，从来不依靠他人给予，而全在于自我获得。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抵得上心灵自由的强大有力。（六）平等孔子曾经十分严肃地教育弟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邦国社会，不怕贫穷却怕分配不均，不怕人少却怕人心不安，如果均等，人人都不觉得自己拥有得少，如果和谐，家国也就不担心人少，如果安定，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倾覆之灾。孔子此言，实在是道破了此后历代王朝更迭、民心思变的根源。贫富差距、待遇差异、等级差别的严重分化，促使了社会的不平稳发生。人格平等，源于彼此的尊重，就像简爱中那句响彻世界的呐喊，简爱说：“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
16、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能认同自己与他人的人格平等，不因身份地位差异而拜高踩低，是一种修养的体现，更是一种自信力的考验，能够以平等姿态交流、以平常心去品评人的格调与心性。礼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录：春秋时期，齐国饥荒，饿殍遍野，一位叫做黔敖的富翁，本想发放粮食赈灾，可是在饥民来领粮的时候，他以轻蔑的语气吆喝说“嗟，来食！”致使饥民感觉蒙受到了巨大羞辱，宁可饿死也不肯再领受粮食。这就是“嗟来之食”这个词的由来，表示带有侮辱性的施舍。而在中国文化里，也逐渐强化着“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傲骨。佛法说众生平等，是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受轮回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