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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企高管薪酬与国外同行比 非常幼稚可笑 2011年03月07日 08:22 来源： 红网 针对人们普遍认为央企高管薪酬太高，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近日在参加国有企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网络访谈时回应称，中国央企高管的工资薪酬水平远远低于外国同行。“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40多万，而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金的，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3月5日新华网）央企高管薪酬到底是高还是低？这原本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即把央企高管的薪酬，与国内老百姓的收入做个对比就可以了。然而，邓崎琳不这么干，愣是要舍近求远，拿同行的老外做参照物，从而大倒苦水喊冤。如此作比，我只能说
2、很荒谬也很无耻。在邓崎琳眼里，“国外”是个筐，神马不合理的东西只要放进这个“筐”里，再拿出来便是合理、正确的了。按照她的逻辑，一方面，相较于美国企业高管，中国普通工人的薪酬，恐怕要低到无法想象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全世界最低（郎咸平语），但要是放在“国外”一些币种最不值钱的国家（如越南，一元人民币大约可兑换3167越南盾），中国工人岂不都成了“金领”？如此算下来，年薪也有好几百万呢！显然，如此简单地对比是非常幼稚可笑而荒谬的。判断央企高管薪酬高低与否，应当在国内这一范畴内，才有实质意义。央企高管薪酬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外很多国家，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一般不超
3、过一倍。然而在我国，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已不奇怪，甚至一个抄表工的年薪都达到了10万元。由此可见，即便是央企内部系统的收入差距也如此之大，也就更别提央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甚至最低收入者的差距了。来自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显示，我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远远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了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也有违公平。事实上，公众之所以对央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强烈不满，关键并不在于薪酬的多少，而在于该不该这么拿。换言之，老百姓并非仇富，而是仇“不公”。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前些年袁隆平院士
4、买名车，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予以支持和理解，认为袁院士买车是劳有所得。可见，如果央企也和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在平等的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相信公众不会对央企高管的薪酬产生质疑。基于央企是“一种政治力量的组合”，以及具有维护经济稳定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央企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了垄断特许权。对市场的操纵和独占，再加之国家政策支持，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央企富得流油。大树底下，央企高管的福利待遇焉能不丰厚？事实上，邓崎琳所说的税后40万工资，仅仅是央企高管薪酬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央企高管还享有极为丰厚的职务消费，以及其他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性福利，如额外商业保险、福利或半福利住房等等。不止于此，在企业风险担责
5、上，央企高管也远比不上社会其他同类岗位。即便央企亏损个几十亿，高管不仅高枕无忧照样拿钱，而且还有终身保障。而反观美国同行，人家实行的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如果没有创造效益就要主动下课，而且也拿不到分红，更领不到效益奖金，重者甚至还要遭受法律制裁。由此不难发现，即便央企高管薪酬低于美国同行，但其含金量也要高得多。由是观之，一些央企高管如此简单地横向对比，而无视国内的收入差距，暴露了其无耻到了何等地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说，他参与调研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多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利润高速增长，与享受的各种优惠补贴有关。2001-2008年，国有及
6、国有控股企业少计算或者少缴纳成本总额加上补贴，包括少支付的利息是2.8469万亿，地租3万多亿，资源租5千多亿，亏损补贴1198亿，总计是6.4767万亿，该数字远远大于4万多亿的企业利润总额。（2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按上述计算，2001-2008年剔除享受的各种优惠补贴和各种待遇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际亏损高达2万多亿。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无论这份报告引用的数据准确与否，计算出的量是偏低或者偏高，笔者认为其思路是正确的。政协委员高明华参会调研的这份报告从数据上颇具说服力地指出了国企特别是央企存在的巨大弊端，基本道出了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内幕真相”。该报告具体列出国企特别是央企获得的国
7、家优惠和补贴的项目是:贷款利息优惠、地租优惠、资源租优惠和亏损财政补贴几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与一般企业比较后得出的具体优惠程度，数据全面，计算准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如果这些名义利润总额中去除补贴、少缴纳的利息、缺失的地租和资源租，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课题组负责人赵农的分析令人沉思:如果算上上述补贴，那么国有企业所实现的账面利润基本上是虚的。那么，国有企业内部耗费特别是人力成本如何呢？2008年，国有企业人员薪酬比其他单位高13.3，比社会平均水平高12，并且国企
8、的所得税负担小。2007-2009年，992家国企的企业所得税平均税负为10，民企的平均税负达到24。同时2009年上市央企高管团队平均年薪31.3万，比民营企业高管高61，较地方国企高管高出37.3。这里面还不包括职务消费。国家巨额补贴和各种优惠基本都被国企高管以及员工福利等花掉了。国企如此享受国家各种补贴和优惠是对民企的最大不公。社会资源就这么多，国企垄断和独享，民企生存环境必然陷困境，这是中国民企一直长不大的原因之一。出路有两条:一是逐步打破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垄断地位，彻底取消国企的各种优惠特别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行业。二是加大国企特别是央企经营成果让全民共享的力度。2011年国企上缴红利比
9、例提高到10和15两档，希望在一两年内提高到30以上。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利润不能成为百姓的水中月、镜中花，不能变为无期存款，而应该实实在在提高缴存比例，充实百姓社保资金等。同时，要尽快向社会公开央企高管薪酬、职务消费额度以及职工工资奖金和各种福利水平，百姓有这个知情权。再者，应该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对国有资产进行必要的整合。放开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大行业，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所谓国企奇迹是寄生于改革奇迹的怪胎，而它的负利润事实正在吞噬着改革奇迹的成果伴随着GDP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自金融危机以来还有一个国企奇迹。曾经气息奄奄的国有企业，在2000年以来的剥离上市后，
10、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的佼佼者。我们一度拥有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甚至连中信证券（600030）的市值也一度接近高盛。然而，国企奇迹的真相是什么？2011全国“”政协委员高明华参与调研的一份报告给出了答案。这份题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称，国企的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租等隐性补贴，2001年-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总计高达6万亿元，而同期国企的利润总和只有4.9万亿元。这意味着扣除掉这一巨额补贴，国企就像脱掉水晶鞋的灰姑娘，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企。事实上这还没有算上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数以万亿元计的坏账剥离，后者以央行再贷款形
11、式支付，一次又一次地提供免费午餐。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面上来源于全球化提供的广袤市场，来源于新一代的技术革命，来源于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超常规投入。然而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这一切只是增长本身而非增长的原因，而增长的真实原因在于产权制度变迁。这套用于中国的现实，即1998年-2002年间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加入WTO的开放政策以及国企改制瘦身的强力举措，以及住房体制和公共事业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尽管由于操作问题带来了一定的不公平因素），这对于释放民间活力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如果我们相信社科院报告的数据（其逻辑是无庸置疑的），此后国企的增长几乎只是一个二次分配的过程：资源的增值是水涨船高的
12、飞来横财，而税收和信贷的补贴则是其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的有力工具。为了把事情搞得更糟，国企几乎不分红，这意味着它演化成了一个能量只进不出的黑洞，将社会财富不断卷入到它的体系之中，而体系之外的部门则只能望洋兴叹。2009年以来的刺激政策，表面看来是国企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通过不计成本的银行信贷迅速拉升投资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趋势。然而，这恰恰从反面论证了国企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企，激励约束机制并没有改变，对于坏账爆发后再一次救援的期待也没有改变。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上个世纪节节败退的国企何以能够重振雄风？面对国企表面上的骄人业绩，人们一度认为，国企的垄断竞争、董事会改革和管理进步都是国企得以
13、改善的秘钥。然而，感谢高明华等人的报告，它击碎了这一善意的推测，并清晰地告诉我们，所谓国企奇迹，事实上是寄生于改革奇迹的怪胎，而它的负利润事实正在吞噬着改革奇迹的成果。山东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还存在着“馒头税”一事，且税率高达17（2月21日山东商报）。虽然，无论是这位政协委员还是随后跟进的媒体，都采用了税目中并不存在的“馒头税”的说法，不免有吸引眼球之嫌。事实上，它只是馒头生产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以及消费者购买馒头时所产生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等税费，但它却划出了税收在推高食品价格中的“轨迹”。当前，通胀压力依旧高悬，食品价格不断升高是构成CPI高企的主因。如何借
14、助税收杠杆，缓和民生成本，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已成各方共识。要做到这一点，当先从减轻百姓基本食品的税负开始。国家对很多商品有补贴，但市民一日三餐离不开的馒头却不仅不补一分钱，还一如既往地征过高税费，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与时俱进，也是不合理的。谁都知道，高税费所带来的成本，最终无以例外地还得由百姓来分担。说到这里，不由得联想到另一则或许与“馒头税”有些挨不上边的消息。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央企2010年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却只向国家上缴了440亿元的“国有资本红利”，仅占整个利润总额5左右的比例。国企，尤其是央企长期来享受着“共和国长子”的待遇。在国企尚处“中小学生”阶段
15、，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呵护、照顾，促使其健康成长。而如今，国企已过“而立之年”，成长为经济“巨人”，此时，国企理应回报国家和国民，以尽“长子”的义务和“孝道”。本来，发展之后向国家缴纳红利是国企始终应尽的天然义务，这主要是国企的地位、功能和责任所决定的。但遗憾的是，近年来不少国企只顾自己“发家致富”，并未主动回报国家和社会。国企奢华消费的负面新闻，屡屡充斥于街坊酒肆，变着各种法子“自肥”的事件屡屡曝光。“不怕工作苦，只怕入错行”，如此的调侃，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垄断行业的不满与无奈。国企红利映衬出“馒头税”之痛，也让我们对公共财政管理理念进行反思。作为一种分配工具，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
16、公平和稳定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尽量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确保税负公平。一方面，充分考虑物价上涨、百姓生活成本增加的实际情况，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尽管避免过高税负给消费者基本生活带来冲击。同时，参考国外做法，进一步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并将其纳入公共财政，更多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支出，切实让全民共享国企改革发展成果。日前，一份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调研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参与这份报告起草的专家称，如果把过去8年名义利润总额中去除各种补贴等收入，2001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整体上国有企业是处在亏损的状态。统计数据显示，过去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获得各种补贴6.4万亿无。国有企业扭亏为盈，且利润逐年攀升，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成就，也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