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A版优质实用文档阎锡山治下的山西义务教育奇迹日前，有媒体报道：“新学年开学第一天，湖北省麻城市不少农村小学新生自带课桌入学报到的场景，令公众心酸大量小学新生由家长扛着课桌上学、父亲的桌子20年后女儿接着用、借课桌成为校长开学头等大事义务教育搞了这么多年，课桌竟仍成问题，实在引人深思中国的义务教育始自民国；民国的义务教育，则始自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正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言，“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值此教师节，回顾阎锡山治下山西的义务教育奇迹，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阎锡山与山西义务教育阎锡山有一整套治理山西的理念，如“村本政治”、“公道主义”、“按劳分配”[详细]……今人对这些理念已经相当隔膜，自然也很少有人能够了解阎氏其实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阎氏能够将“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称之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实属不易阎锡山说：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
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人民程度”虽“难骤臻完善”，但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阎氏语境中的义务教育，所确立的最低目标，是使大多数因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的子弟，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农村实用本领，同时能够看得懂报纸、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这种程度，自然谈不上对现实政治能有多少助益；阎氏自己也很清楚：“义务教育非常紧要，盖欲增高国际之地位，增进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然此种教育，即使各省一齐办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但阎氏关注的是未来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氏说：“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但若没有义务教育，则在未来，民众也无从知晓何谓“民主立宪”，更谈不上知晓如何操作实践了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某些人质疑义务教育的现实作用有限，阎氏驳得更明确：“余意以为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盖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与日俱长的，并不能悬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义务教育，即异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国民……人民程度，因难骤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识字者，较之置焉不办，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识者，不犹愈乎？虽然阎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仍尽力在现行政治体系下为民众创造了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机会，希望以之操练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
1921年，阎氏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其中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这四句诗所讲的，正是阎氏日后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阎氏看来，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为此，阎氏在山西实行“村本政治”，推行设立村民议会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让村民参与村政，来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则是村民有能力参与村政的前提[详细]提倡“家性教育”，认为学生义务教育期间的功课要“于他们家庭有帮助”，才能招来学生和其他省份执政者在义务教育内容问题上照搬中央文件不同，阎锡山对义务教育应该教什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阎氏提倡一种“家性教育”，认为“普及教育是一件布帛数粟的事，应当合乎人之家性，按家性教育的办法办理什么是“家性教育”呢？就是根据学生家中不同的务农情况而确定对村民的教育内容阎氏认为：只有家性教育才能吸引来更多的学生，父母也才会非常愿意让子弟上学阎氏说：“个性教育，是教育人的法子，家性教育，是办教育的法子。
非个性教育，教不好人，亦非家性教育，招不来学生二者相辅并行，教育斯易普及还说：“现在教育家提倡个性的教授，我以为应当提倡家性的教授譬如农家之子，就把搂田作为他的一门功课评定他们的分数多寡，就以搂田和打场的勤惰为标准，总要使上过学的男子，比没上过学的男子爱锄田上过学的媳妇，比没上过学的媳妇爱打场才是假如当教员的，不观察男女家性如何，随便教学生们念几句书，学些习气，那还谁肯让子弟上学？谁敢让子弟上学呢？那就大违背我的普及教育宗旨了……当教员的总要明白各个学生的家性，在学校内所学的功课，都是于他们家庭有帮助的所以学生学的功课越多，帮助他的父兄作事越多，这才是普及教育的真道理无论教育什么人家的子女，都应该有益于人家的家庭生活，得人家家庭的欢心总期使上过学的子女比没上过学的子女，帮助家庭的力量还大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他是个人才，家里也支持他读书陶行知1925年说：全国“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义务教育”概念引入中国的时间很早，早在1904年就进入了国家文件；1912年民国成立，也规定“小学校四年，为义务教育”；1913年教育部还专门制定了《强迫教育办法》……但在阎锡山1918年出台《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之前，这些都只是徒有其名的空头文件。
与其他省份乐衷于“文件兴教”不同，阎锡山将厉行义务教育当作自己就任山西省长后的头等大事来亲自抓上任伊始，阎氏即专门召集山西各级官吏，传达自己在山西实施强迫教育的旨意和决心，重点强调：“强迫教育，既认为根本之要政，早办一年，即早收一年之效果稍后出台的《实行义务教育程序》，不但有详细的阶段时间表，而且分工和责任都明确到了具体的部门和个人在阎氏治下，办义务教育成了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阎氏如此告诫各级官吏：“人民要想有谋生的本领，非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不可；要想有普通的道德、知识、技能，非入学校不可所以有子弟的送他入学，是为父母的义务；为区长、村长、闾长的，多设几座学校，就是区长、村长、闾长的义务；为人民的，共摊学款，就是对人群的义务世上万事都可省钱，止有出钱教子弟求学，是与自己后人积钱的法子故此钱万万不可吝惜，纵然自家现时没有学生，也断不可出异言，要知学校是永远的，无论谁家将来必有子弟入学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除动员官员外，筹款、培养师资、选定课本、调查学童数目等工作，阎氏无一不亲自抓阎氏还亲自下乡劝导民众送子弟上学，给家长做工作：“人人同晓的，一个人家的盼望全在子弟；应当知道，一个国家的盼望全在学生。
欲使国家的人好，没有不留心于现在的学生的，观察明白现在学生的进步，就可以明白20年后国家的情形并要求各级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在山西全省造就一种“上学的儿童可爱，失学的儿童可惜”的舆论风气阎氏如此致力，同时辅之以一定的强制处罚措施——“凡学龄儿童暨18岁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之不入学者，经各区长、各街村副查明呈请县知事核准，处其家长以l~5元罚金，此项罚金自学龄儿童10岁起每岁迟追加1元；凡有意破坏或阻挠学务暨抗不交纳本地方应行公派担负相当数目之学款者，应呈由知事处以相当之罚金，使其数至多以30元为限《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1918年）——山西的义务教育在当时成了一个奇迹1925年，陶行知在实地考察之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山西官方1928年称“入学儿童，男儿只十之八，女儿只十之四”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政府竭力倡导四年义务教育，但一些民众或对义务教育缺乏认知，或是困于家境窘迫，屡有让儿童失学的现象，以至于政府最后不得不借助警察力量。
如1930年猗氏县曾向省府建议增设学警，以实行强迫教育理由是：“查小学教育，即义务教育，亦即强迫教育但欲实行强迫必须藉普察之力，方能收效尝见办学人员每次下乡查学，偶有不能了之事，由县派一替察，则立刻可解决此种情由，并非办学人员不能热心劝导，实由一般人之心理，对于县内警察尚存畏忌，而于办学人员则不免忽视而在此前，山西省政府已于1929年1月下令太原市公安局派遣警察，去配合教育部门完成强迫义务教育任务从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察力量这一点上，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日民众对义务教育这一新事物的基本认知；另一方面可见阎氏治下的山西政府确实将普及义务教育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抓，“文件兴教”、“口号兴教”者自不必如此劳师动众自找麻烦1928年12月，山西省教育厅在太原召开小学教育会议，总结10年义务教育的成果、经验与教训会上，教育厅长陈受中讲道：“自民八而后，即努力于义务教育之普及，十年以来成绩颇有足称；然入学儿童，男儿只十之八，女儿只十之四，普及之功犹未竟也，……无论经费若何竭蹶，进行若何困难，必以全力奔赴之，以竟前功，而奠国基全省民众亦宜觉悟其必要，予以扶助，使得尽量发展焉会议发表的《山西小学教育会议宣言》说道：“要挽救民族危亡，除了普及小学教育，再没有好路可走。
山西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政府自辟筹款渠道当代中国有“免费义务教育”一说但无论如何“免费”，学生虽不直接出钱，但县里出钱也好，省里出钱也罢，最终来源仍是民众缴纳的赋税正如阎锡山当年谈山西义务教育的经费筹措一般：“无论归省办或归县办，其所增加之负担无非取之于民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山西当年的义务教育，其实也完全是一种“免费义务教育”其经费的筹措，并不依靠向学生收学费，而是由政府自辟筹款渠道阎氏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各级部门和官吏负责的具体范围是：省立小学由省款支给；县立小学校由县款支给；区立小学除酌由县款略事补助外，其余则由区内各村或依地亩分摊，或依其他标准分配;村立小学则完全由村内地亩分摊或寺庙收入款支付具体的筹款渠道则包括：1、按地摊款，即按照土地亩数，按不同土地质量标准征收义务教育费用；2、田房交易税，一部分被划作学款之用；3、各乡村社地庙产公产，均可充作乡村教育基金；4、各村小学筹划校产及基金运营获利；5、其他方式，如捐资、征收学谷、荒地公共林木费、炭捐斗捐牲畜捐、商店捐房捐住户捐等。
总体而言，前三项是最主要的筹款渠道当然，因部分地区情况特殊，收学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