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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卓仓藏族社区语言生活及双语教育状况的调研报告 以青海省平安县郭尔四村为个案 语言是人们思维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是民族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现代民族的重要特征和一种标志、标识。在多语言接触、发展的全球化语境下，多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发生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散杂居地区、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双语或多语社区，语言变迁和语言教学、语言地位问题更为突出。选择民族散杂居地区开展语言使用情况和双语教学问题调查，有助于科学认识民族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丰富双语或多语理论，能够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多语化发展、双语教学乃至多语种教育提供语言政策和教育方案的科学依据。 一、调查的社会文化背景 卓仓藏族在河湟地区的阿依
2、赛迈山北侧带状分布，村落之间横向接壤，集中在青海海东地区乐都、平安两县的南部山区（卓仓七条山沟为主）；向南隔山与化隆山区藏族接壤，历史上和如今都缺乏与其经常性交往；而同山腰、山根操持汉语的回族、汉族居民以及北山的华锐藏族保持着长久的往来，成为河西“民族走廊”一种典型的少数民族群体。分布格局主要表现为纵向杂居、横向聚居、带状连片。 长期以来，当地藏人对“卓仓”这个社区文化概念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通过严格的族群内部通婚等制度，完整地保留着藏民族的风俗习惯、本族母语、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特性，保存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小语言文化圈。同时，长期与周边民族交流融汇，形成了错综复
3、杂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 在青海，卓仓藏人等西宁市和海东地区的藏族居民，通常归类为散杂居类型，称东部藏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青海东部藏族为241145人，占全省藏族1141792人的21.1%，分别为： 海东140011（平安 5734，民和13988，乐都18948，互助22714，化隆50475，循化28152） 西宁101134（市区18527，大通29082，湟中39731，湟源13794） 据我们考察，其中以藏语为第一语言的居民至少有16万左右，占东部藏区人口的65，约占全省藏族人口的14。与其他藏区相比，东部藏区尤其是城市藏族人口增长很快，尤其西宁市区，2000年与199
4、0年相比，藏族常驻人口增长了37%（五普统计数据）。而跨入二十一世纪后，西宁市区藏人还在成倍地增长。 但是，在青海东部藏区，除了循化县由十世班禅大师生前倡导，推行藏汉双语教学外，只有部分化隆山区小学、大通县小峡镇、乐都县下营藏族乡及湟中县群加藏族乡的个别小学开展双语教育或加授藏语文，其他多数藏族乡村一直没有恢复或启动藏语文教学活动。也就是说，青海境内至少15的藏族无法获得在本地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但在这些以藏语为第一语言的藏族社区，人们接受藏语文教育、双语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同时东部地区一些基本失去母语的人、或藏汉双语人，也不断发出学习母语的呼声。这种需求，直接推动了我们的调研工作。 二、调查
5、区域的选定和方法 卓仓藏族是青海东部藏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海东地区乐都、平安两县的山区。我们选择的调查点平安县巴藏沟乡上郭尔村、下郭尔村、堂寺尔村和麻藏玛村四村，称为郭尔四村，地处脑山，现有800多人，以藏族为主，也有数户汉族。南边隔山为化隆，北边有操持汉语的回族和汉族，是典型的卓仓藏语社区，也在东部藏区乃至河湟民族散杂居人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典型性。 建国前，这里曾设蒙藏学校，开展早期的藏、汉文“双语教学”，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和优秀干部。1958年建成“郭尔中心小学”，目前在校生103人，其中藏族97人，占94%；教师8人，其中藏族4名。虽然从1968年起正式
6、开设藏语文课程，但受文革前后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藏语教学、“双语教育”一直陷于瘫痪状态。 为了掌握卓仓藏族的语言生活和态度、双语教育需求的合理性和可行性，2007年8月，我们以入户调查为主，对卓仓藏族社区（郭尔四村）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四村的语言生活和双语教育做较详尽的分析。调查问卷主要采用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入户问卷（教语用厅19993号），目的是依据科学、权威的调查材料，全面了解村民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状况，获得量化分析的科学数据。参与观察和个别访谈，则是为了丰富和补充问卷资料，深化调查问卷没有涉及的内容和其他需要进一步
7、验证的资料，并检验问卷调查分析资料的针对性、可靠性和实效性。 根据社会统计学的抽样经验，我们把样本量确定为20%，然后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从200多户人家抽出50户，并随机选择一名主调查对象作为统计样本，由调查员当面完成问卷调查。调查所用语言全部为藏语（一名调查员也用普通话解释一些问题和词汇）。本次调查实际回收5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44份，有效率为88%。 调查采集的有效样本中，男24名，女20名，全部为藏族。除了2人分别出生于海北、化隆，其余42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卓仓藏人，15岁之前没有在本地以外连续住过三年以上；年龄最小的是8岁，最大的74岁，各一人，没有避讳这两人，是为了初步
8、了解卓仓地区“双语系统”形成的历史足迹和孩子入学前后的语言能力。其他样本都在12岁64岁之间。我们将44份调查样本分为40岁以上（中老年组，16人，其中女7人）、2039岁（青年组，26人，其中女8人）、19岁以下（学生组，12人，其中女5人）三个组；按文化程度，中19人没有上过学，尤其女性比率较高，共11人，且集中在青年和中老年组；小学11人，初中13人，高中1人，年龄越小，受教育比例越高，说明教育发展总体形势良好。 三、卓仓藏人语言生活的主要特点 通过分男女的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卓仓藏族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态度方面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藏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但面临着快速衰亡的威胁。44人全
9、部选择小时候（上学前）最先会说的话是藏语（藏语安多方言卓仓话），小时候父母（男、女抚养人）对调查对象常说的话也全部为本族母语；也有5人说上学前同时掌握了简单的汉语（乐都话）词句。一些官员、学者说：“青海东部藏区完全丢失母语，已经转用汉语作为第一语言，藏汉双语教育没有必要。”这一说法显然没有科学依据。起码在乐都、平安的卓仓藏族山区，至今以藏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与之连片的化隆、循化藏族和大部分民和藏族，也较好地保留着本族母语，并将其作为第一语言。 与此相比，散居在青海湟中、湟源、大通和互助，以及甘肃天祝、张掖苏南和酒泉等地的藏族居民，除了一部分偏远山村，大多已转化为“民汉型”或“汉民型”双语人
10、，有些居民甚至变为汉语单语人。东部藏区的本族语快速衰亡的现象相当明显，面临着功能萎缩、结构变异、语言生活巨变，有些藏语方言（土话）处于濒危状态。“我们应该为不知道珍惜这些可宝贵的资产，而感到羞惭。如果了解到维持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我们就同样不能坐视语言生态的日渐凋敝。”（何大安语，转引自王新远2002：84） 二是以藏语为家庭内部的主要交际语言。在44份有效问卷中，剔除无此情况的，家庭内最常说的语言是藏语，即97的跟父亲说藏语，94.2的跟母亲说藏语，93的跟子女说藏语，其余调查对象使用藏、汉双语，只有青年组1人对父亲常说汉语方言，是个特例。而夫妻之间最常用的话，100选择藏语。总体上，中老年和
11、学生组都选择藏语为单一的家庭用语，而家庭内部双语使用者中98来自青年组（中老年组1人对子女说汉语方言），表明青年人的语言态度不稳定，表现出个体语言态度的稳固性和可变性的有机统一。这些现象说明，卓仓藏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对父母亲、配偶和子女常说的话是本族母语（藏语），家庭使用藏语的概率高。少数家庭有时也用汉语。 三是基本形成了“藏汉型”和谐“双语系统”。除了44人全部通藏语（藏语覆盖率为100%）外，28人完全掌握了当地汉语方言（乐都话），完全双语人达63.6%。除了少数没有入学的孩子，其余居民也能听懂或使用简单的汉语，说明卓仓藏族以藏语为主、兼通汉语，只是村民掌握汉语方言的程度有所差别。另有8
12、人能用普通话交谈。这是因为，受历史上汉语的强势影响，东部藏区在保留本族语的同时，逐步兼通汉语，从单语社区基本转化为“藏汉型”双语社区，藏语和汉语的地方方言和谐并存，而且普通话逐步普及。人们以藏语为第一语言，在家庭和生产、生活以及婚丧嫁娶、民间娱乐等族内活动中，主要使用母语；而在政府、医院、市场、银行等办事，最常说的话（语言）则是汉语方言；学校教育、看电视听广播则多接受普通话。这种语言现状，是戴庆夏教授所说的“双语系统”，并多“将之看做和谐语言环境的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即一个紧密的系统，两种语言互相补充，和谐发展，共同提高（王婧姝：2007）。在此，人们除了高度认同本族母语，也对汉语（包括普通
13、话和当地方言）持尊重和认同态度。这种认同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这些散杂居地区不曾引发基于民族、语言因素的矛盾纠纷，可能与这种语言文化态势有关。值得一提的是，男性双语人口的比例高于女性，如掌握普通话的8人中，7人是男性；掌握汉语方言的男性17人，占男性调查样本的70.8，女性则只占全部女性调查样本的30.3，男性双语人比例高于女性40个百分点。 四是在社会交往中主要使用汉语方言（乐都话）和藏语。到集贸市场买东西、医院看病和去政府办事，被调查者一般根据交流对象，选择说汉语方言（乐都话）、藏语或普通话，选择两种语言的样本比例较高。但总体上由于汉语是河湟地区的强势语言和族际交际语，在政府、医院
14、、市场、银行等办事，多与汉语人（汉族、回族）打交道，最常说的话（语言）也多选择汉语。如44份问卷中，有34份在集贸市场说汉语方言，占77.3%；26份选藏语，2份选普通话。31人在医院看病和政府办事时说汉语方言，占70.5%；在医院19人说藏语，3人说普通话；去政府办事，17人说藏语，2人说普通话。选择使用两种语言(主要是汉语方言和藏语)的占20左右。在此，是否使用藏语，主要取决于交流对象。而讲普通话的次数最少。说明在东部藏区，族群以外的社会交往中选择最多、最常说的话是汉语方言，这跟当地藏族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不高、交流对象以汉语人群为多、普通话普及率不高等有关。多数人把这种选择看作
15、社会的现实需要，是不以个人意愿和倾向为转移的。 五是普通话语言使用能力较差，且渴望值不高。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交往的频繁，大多数卓仓藏族群众能听懂，而且年龄越小，掌握普通话的越多，但总体水平相当有限。44份样本中，无一选择 “能流利准确地使用” 普通话，3人“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2人“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3人“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上述三类占18.2%，这与2005年全国45.06的乡村居民能用普通话交谈相比，差距较大。多数样本为“能听懂但不太会说”、“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听不懂也不会说”。除了学生，看电视、听广播，是山区少数民族群众接触普通话的主要途径。而
16、学普通话遇到的主要问题，12份问卷有5人认为是“受本民族语言影响，不好改口音”，4人认为“说普通话怕别人笑话”，而2人“周围的人都不说，说的机会少”，1人则受当地“汉语方言影响”。除了学生，大多数人对是否学习、为什么学习普通话，则无法回答，44人中24人也没有学习要求或选“无法回答”，8人希望“能进行一般交际”，2人选“能熟练使用”，只有6人希望“能流利准确地使用”。不过，回答“今后在国内交往中”哪些话最重要的30份有效样本中，认为普通话最重要的约占47；有10人认为在藏区尤其是卓仓山区，藏语也将继续占有重要地位，约占总数的33。对普通话的学习兴趣不高和认为很重要，似乎有所矛盾。 六是掌握藏文的人不多，使用范围有限，但发展前景看好。在全部调查样本中，27人不会藏文，占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