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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方文论的知识型及其转向置身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随着我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联度愈来愈深入和复杂，西方文论在我国当代文论中的作用力到底如何，我国文论的独创力究竟何在，无疑是需要认真追究的问题。而要追究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当前正与我们频频打交道的那部分西方文论（例如“后现代主义” 、 “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 ，而是同时需要由此出发，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那部分后面所携带或缠绕着的更为久远而深厚及更为复杂而多变的西方文论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需要从当前正与我们发生关联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稍稍抽身而出，退回到一个有一定距离的平台上旁观，看看西方文论在其漫长的发展与演化历程中经历过
2、哪些转变或转向。我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概念，由此解释与那时的流行理解颇不相同的 20 世纪西方美学与文论的语言论取向，并将“语言论转向” （以语言为中心）与更早的“认识论转向” （以理性为中心）及认识论美学与文论对应起来阐释。但那只属于对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一种断代性审视，而不是由古到今的通盘性观察。现在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在西方文论的总体发展历程中（假定有此总体的话） ，到底曾经出现过哪些在文论发展史上富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转向”或转型。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论的内涵与特质，而这正构成西方文论中国化
3、与中国文论建设问题探究的一部分，因为对后者的探究依赖于适当捋清西方文论本身的历史演变线索。一 从“知识型”视角看 首先应当看到，一劳永逸地完全捋清西方文论的历史线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里的捋清仅仅为的是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论与之打交道的西方文论本身的总体概貌，以及理解它在东渐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跨文化对话问题。一般地讲，西方文论史就是指欧美发达国家的文论史。对于当今开放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来自异邦而不断冲击我们心智的西方文论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目，我们应该如何认知和应对，确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西方”这个话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理论历险：果真存在着一个统一、完整或总体意义上的
4、“西方”吗？当我们身居国内时，我们会热烈地纵情想象那正对我们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的“西方” ；而当我们走出国门进入“西方”国家，我们反倒会犯难：这是一个个具体的西方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 ，整体的“西方”在哪里？而一些西方国家学者甚至会向我们特别申明：我们只是属于某某国家，也不知道西方在哪里。这里无法辨清这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但可以有种简便的处理办法：“西方”不过是我们想象的但又确实与之打交道的对话伙伴，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想象与实在融会的复合物。从研究实际来说，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应当根据何种理论框架去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论史的历史演进。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势
5、必存在众多不同视角，但可以简要地说，我们不妨从西方文论与西方“知识型”的转型的关联角度，尝试去搭建西方文论史的宏观性阐述构架，由此对西方文论史的发展状况予以概略说明。而搭建这个宏观构架，不存在寻求唯一正确视角之类问题，仅仅为的是旁观方便。2如果这个构架使我们在旁观西方文论时多少有点方便，旁观后即加以拆除也无妨。这里的“知识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他认为在特定知识的下面或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这就是“知识型” （episteme，或译“认识阈” ） 。他指出：“认识阈（即知识型引者）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
6、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 ”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由此看， “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不妨把“知识型”概念同库恩（Thomas S.Kuh
7、n）的“范式” （paradigm）理论加以比较。 “范式”在库恩那里被赋予两种含义：一种是在“综合”意义上指“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 ，另一种是在次级意义上指其中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 。从总体上说， “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 。 “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往往不是来自局部的渐进的演变过程，而是由这种“范式”的转换引发的整体转变。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
8、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不妨说， “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打个比方说， “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 “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体的文论状况为例，“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 “范式”则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 20 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 ，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
9、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 。 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结构主义思潮称做“结构主义范式”。由此看， “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 “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从宏观上考察，可以说，西方“知识型”经历过若干次重要的转变，这不妨称为“转向” （turn） 。 “转向”一词，在英文中有转变、旋转、绕转等含义，在这里主要是指路线或方向的转变或转折点，引申而指观念、思想、知识或话语等所
10、发生的重要转变或转型。当基本的“知识型”发生“转向”时，这种“转向”3总会创生出与它相对应并奠基其上的新的文学观念、方法与批评系统即文学理论。二 来自“知识型”的五次“转向” 从西方整个“知识型”演变历程与西方文论史相关联、并且前者的“转向”影响了后者的相应“转向”看，西方文论经历过大约五次重要的“转向” （当然还可以列出更多） 。这五次转向是从“知识型”与文论相关联的角度去说的，在有文论之前可能存在的“知识型”转向只能忽略不计。下面不妨做简要论述。第一次转向可称为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以智者派（Sophists） 、尤其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 469-前 399）为代表，希腊哲学
11、从此前研究自然及其本原为重心转向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状况，也就是从以探究自然规律为主转向探究人类及其心灵（道德）状况。正是在整个“知识型”层面的这种人学转向熏染下，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对整个西方文论史富有开拓性意义的文论大家。在这种人学“知识型”根基上生长出以“模仿”说为特征的古希腊文论和以贺拉斯“寓教于乐”说为标志的罗马文论。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模仿”说在西方文论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转向为中世纪的神学转向。随着基督教入主欧洲，人学中心被神学中心取代，整个“知识型”都奠基于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识系统都被认为由此发源，这导致了以基督教神学为支撑的视上帝为知识本原的中世纪
12、文论的产生及其霸权地位。这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有普洛丁、奥古斯丁、但丁（“俗语之辉煌”和文本四层意义等） 、 “桂冠诗人”彼特拉克、薄迦丘（“注重文采” ）等。第三次转向是 17 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 （epistemological turn） ，它强调任何知识都与人的理性相关，都需要从理性去寻求解释。这种“转向”为文论提供了以“理性宇宙观”为主导的“知识型” 。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文论流派有新古典主义文论（法国的布瓦洛等） 、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莱辛、康德、席勒、黑格尔等）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第四次转向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发生的“语
13、言论转向” （linguistic turn） 。在这种“转向”中，不再是“理性” ，而是语言、语言学模型、语言哲学等被视为知识领域中最重要的东西。正如利科尔所分析的那样， “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当然，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荣耀的地位，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 ”尤其重要的是， “使我们时代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对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被很多哲学家看做是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 ”正是这种性质的“语言论转向”导致了 20 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论流派的产生，如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 、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
14、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等。第五次转向为 20 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 （cultural turn），它在语言学模型的框架中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性别、大众文化、亚4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阐释，为此时期各种文论流派竞相追究文学的文化缘由提供了知识依据。这些流派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这五次“转向”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各时期西方文论状况及其演变的宏大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基础。三 中西文论的相遇方式 需要看到，历经多次转向的西方文论的东渐过程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从第一次转向时起就与中国文论相遇，也不是只在最后一次转向时才与之相接触
15、，而是分别呈现出至少四种相遇方式：叠加式、疏离式、追补式和平行式。首先呈现的是叠加式相遇。当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在其古典帝国的晚清垂暮时分发生正面遭遇时（尽管此前有过零星侧面接触） ，前锋部队应当是“认识论转向”时期文论，随后拥来的大军还有“神学转向”和之前的“人学转向”时期文论。这三次转向以高度叠加或挤压到一起的特定方式，影响了从晚清到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现代文论。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就承受了“认识论转向”导引下的德国美学如叔本华和尼采美学等的影响。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 ”这一表述显然来自叔本华。随后陆续有启蒙运动时期文论、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等登陆，对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等发生影
16、响。有趣的是，此时西方正盛行的语言论文论主流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却远远低于前三次转向时期。鲁迅在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状况时指出：“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从文论角度看，这种几十世纪的多元挤缩状况也正与西方历次转向的叠加式影响密切关联。而且这种挤缩中的外来物常常是相互矛盾的， “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显然，中国现代文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可以从这种叠加式相遇角度获得一种合理解释。继而有疏离式相遇。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的三十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推演自己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时，西方正相继风行“语言论转向”所标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多种思潮。这些新的语言论思潮对中国那时期文论几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不过，那时期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