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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德里达：翻译与解构【内容提要】德里达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 （在任何语言中的任何时间都表达同样概念的所指） ，并以它们为中心，建构起具有等级秩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要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必须先解构其赖以生存的“可译性”基础。这样，解构问题转化为翻译问题。翻译，特别是语际翻译，见证、展现和诠释了能指与所指的分裂、所指/概念/意义自身的分裂、语言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分裂以及文本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分裂。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翻译也撕裂了自身。它不再担“翻译”的名，而蜕化为无限暧昧的“变形” （transformation）概念，德里达用莎士比亚名
2、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句话“whenmercyseasonsjustice” （情理兼顾）揭示了其内涵。【关键词】德里达/文本/翻译/解构德里达是作为一名译者步入学术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译作，翻译的是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 。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德里达始终把翻译当作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来思考，他的一些重要概念都与翻译问题高度相关。某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语内翻译（同一种语言内的重新措词）对于理解“解构”的价值，但并未注意到，或至少未充分注意到，语际翻译对于理解该“概念”的重要作用。德里达提醒我们：“如果要我给解构下个定义的话，我可能会说一种语言以上 。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世界上存在
3、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 ”（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 ，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3 页。 ）与语内翻译相比，德里达认为，语际翻译更好地演示了解构的运作，更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一、巴别与债务圣经创世纪有个著名的故事：闪族人来到示拿平原，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并且给自己起个名字（tomakeforourselvesaname） ，以便把闪的后裔召集在一起。耶和华担心，如果塔能够建成，那么，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于是，他圣驾亲临，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把他们从
4、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上帝把那城称作“巴别（Babel） ”。专有名词通常被认为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命名性质字和符号同所指的事物一一对应，而德里达认为，专名“巴别”恰恰解构了这个假设。 “上帝，作为命名者，处在语言的起点上，但是，通过强加他的名，上帝进入了语言中。在语言之中，他立刻远离了自己，这显示了语言混乱的不可避免性。如是理解，这段圣经故事并非要说虚构的普遍语言的堕落，而在于演示语言没有纯粹的起源，没有指向自身以外的超验所指。 ”（注：KathleenDavis,DeconstructionandTranslation,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
5、ationPress,2004,p.12.）2上帝变乱闪人的语言，不仅是因为它们要造一座通天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要为自己命名而这本来是上帝的专利。上帝把自己的名给了这座城，悖论的是，它一旦进入闪人的语言，即从专有名词（城市之名和上帝之名） “堕落”为普通名词（混乱） 。巴别一开始便有的双重含义表明：语言的源头并不是一个点，而是差异。作为解构主义者的上帝，在解构了那座塔和统一语言的同时，也解构了自己。 “巴别”不仅代表了语言的多样性，也暗示了某种建构或完整的不可能性，同时说明了翻译的必要性和困难性。 “巴别塔不纯粹是形容语言之不可简约之多样性的；它展示一种不完整性，对建筑体系、建筑说明、系统和
6、建筑学等加以完成、总体化、渗透、完善的不可能性。众多习语所实际限制的不仅是真正的翻译，一种透明的、充分的相互表达，还有一种结构秩序，一种连贯的建构。那么（让我们翻译吧） ，就存有一种形式化的内在极限，结构的一种不完整性。 ”（注：德里达， “巴别塔” ，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3页。 ）上帝是矛盾的，他一方面禁止翻译，而另一方面鼓励翻译。禁止翻译是为了阻止人类的联合，而如果不翻译，上帝的律法便不能为人类所知晓。翻译开始，债务产生了。首先是原文负债于翻译者，上帝负债于翻译者，因为他们都要求翻译（译者并不对作者负有
7、债务，因为，作者即便活着，但由于其文本具有一个生存结构，他也等于死了） 。 “原作要求翻译，哪怕没有翻译者，哪怕没有人适于执行这个命令，但原作的结构中同时存在着要求和欲望。这个结构就是生命与生存的关系。 ”（注：德里达， “巴别塔” ，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9 页，第 61 页。）无论是对于德里达还是本杰明， “原文”不过是它自身生存的一个阶段，就被翻译的可能性来讲，它是未完成的，即使有了译文，原文仍然是敞开的。原文召唤翻译，希望在译文中延长自身的生命以及重新获得生命。 “没有比翻译更严肃的东西了。我倒希望表
8、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翻译者都有资格谈论翻译，他所处的不是第二或次要的位置。如果原文的结构要求翻译，那就已经定下了这样一条法则，即原文一开始就负债于翻译者。原文是第一个负债者，第一个请求签名者；它从一开始就缺乏什么，就请求翻译。 ”（注：德里达， “巴别塔” ，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9 页，第 61 页。 ）其次，是翻译者负债于原文，负债于上帝，因为翻译者许下了“忠实”的诺言，就像夏洛克发誓要忠实于契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取一磅肉一样。夏洛克一开始相信，存在“一磅肉”和“钱”的对应，存在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转换，
9、翻译（肉和钱的交换）是可能的。况且，法律要求忠实于契约，要求实现这种翻译和转换。但是，夏洛克失败了，他败得是那样惨：失掉了财产，失掉了宗教，甚至失掉了生命。他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忠实”他不能保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的时候，不留一滴血。所以，忠实是一个陷阱，翻译包含了一个无法偿还的债务。犹太人夏洛克要求的是“公正” （公道/justice） ，基督徒一方（鲍西亚，公爵、安东尼奥等）坚持的是“仁慈” （慈悲/mercy） 。鲍西亚试图向夏洛克说明，仁慈是一种高于公正的美德：“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3上威力，比皇
10、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whenmercyseasonsjustice） ，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 ”（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德里达相信，这里的“公正”可转喻为“忠实”与“可译” ， “仁慈”可转喻为“不忠实”与“不可译” ，以仁慈调剂公正，实际上是以“不忠实”调剂“忠实” ，以“不可译”调剂“可译”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翻译和转换。保罗德曼注意到，德里达对本杰明“翻译者的任务”的解读是以法文本
11、为基础的，而冈迪拉克的这个译本却将结尾一段话中的“可译”译作了“不可译” ，德里达对此浑然未觉，仍以“不可译”和“不可译性”来解读这篇文章。即使德里达意识到了这种“区别” ，又能怎么样呢？对德里达十分了解的保罗德曼大胆地推测道， “我相信德里达的解释可能是可译与不可译在此没有什么区别” （注：保罗德曼， “结论：瓦尔特本杰明的翻译者的任务 ”，陈永国译，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杰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92 页。 ） 。德曼或许是对的，因为德里达的确说过， “事实上，我相信任何东西都是可翻译的，以及不可翻译的。 ”（注：JacquesDerrida,
12、“Whatisarelevanttranslation?”trans.LawrenceVenuti,CriticalInquiry27,winter2001.）现实的翻译，无论怎样好与差，总是处于理论上的好与差的中间。正是这种双重立场，很好地展示了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姿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绝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概念，它们根本就是哲学概念，甚至可以说，隐藏着解构的全部秘密。 “哲学说什么？我们设想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哲学说什么？当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时他说什么？他说：重要的是真理或意义，既然意义在语言之前和之外，那么它就是可译的。意义发号施令，要求翻译，而我们
13、也必能够确定其单义性，或者在任何情况下掌握其多义性。如果这种多义性能够被掌握，那么，作为向另一种符号形式进行语义内容传输的翻译，就是可能的。除非多义性的翻译是可能的，否则便没有哲学。因此，哲学的论题即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译性，它说的是，意义或真理在语言之间传递时，不会受到本质的伤害既然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那么可以说，翻译的失败就是哲学的失败。 ”（注：JacquesDerridaetc.,TheEaroftheOther,trans.PeggyKamuf,LincolnandLondo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85,p.120.）解构哲学，实际上就是
14、解构（没有任何丢失的）可译性。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并不是解构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全部，不是各种问题中的一个，而是问题本身。翻译作为解构主义，暴露了概念的自我分裂，令所指无限推迟，揭示了意义的不在场，证明了形而上学的失败。二、延异、播撒及其他既然翻译不可能做到忠实，那它就不是接受，不是交流，不是再现。是什么呢？1.延异（diffrance）德里达相信，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即都在寻找某些“超验所指（在任何语言中的任何时间都表达同样概4念的所指） ”，并相信它们能够提供最终的意义。不管这些超验所指是存在、本质、真理还是别的什么。围绕它们，或者说以它们为中心，具有等级的结构被
15、建立起来，或者说，逻各斯中心主义被建立起来。要破除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首先必须破除所指的超验性。德里达诉诸于意义的“延异”活动：“根据这种活动，语言，或任何符码，任何一般性指涉系统，都被历史地构成为差异的编织物。 ”（注：德里达， “延异” ，汪民安译， 外国文学2000 年第 1 期。 ）法语中的动词 deffrer 有两个意思，大体相当于英语中的 todefer（延迟）和 todiffer（差异） 。名词 diffrence 只保留了“差异”的意思，而缺少了时间方面的感受。德里达从现在分词 diffrant 中拿来字母 a，造就 diffrance一词，以补充丢失的时间感。法语中的-anc
16、e 词缀也意味着“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无法确定” ，所以 diffrance 既非主动语态，也非被动语态，而让人想起某种“中间（时）态（middlevoice） ”的东西。另外， “这个术语也提醒人们注意起源于现在分词 diffrant 的动名词，它在如今的法语中并不存在。这样德里达就在一个动词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名词中间设计了一个非术语（non-term） ，暗示主语和宾语之间的一个动词/名词，一个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丢失了的（或被抑制的）某物。 ”（注：EdwinGentzler,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pp.158159.）diffrance 的构词法巧妙地展示，西方形而上学在发展过程中，它的一些主要概念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定在时间的推延中产生了差异，一定丢掉了某些东西。这种变化是悄无声息的a 代替 e，可以被辨识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