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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苗棣：庸人治国魏忠贤专权研究第一章庸人治国一、非常时期宁锦大捷方震孺案二、大太监魏忠贤东宫里的小角色政治暴发户不识字的秉笔三、干儿义孙们遍布要津的阉党核心集团政治赌徒第二章九千岁代理皇帝一、天启皇帝被教育遗忘的角落东林党人“红丸”与“移宫”二、代理人政治君主制的难题两种代理人三、亲爱者的亲爱者乳母客氏“菜户”大魏太监王安四、司礼监和批朱权宫廷秘书班子批朱权王振与刘瑾倾斜的权力三角第三章忠臣们的悲剧一、讨魏斗争数次风波二十四行大罪二、两种忠诚忠臣与忠仆臣事君以忠文死谏三、朋党的陷阱君子群而不党癸亥京察汪文言案大清洗第四章“圣人”与“魔鬼”一、合法性论证重议“三案”三朝要典标准意识形态二、人民公敌
2、东林点将录六君子案三、造神工程开端：宣传攻势建祠狂潮诱惑与压力造神的异化第五章番役横行的世界一、皇家秘密警察锦衣卫和东厂特务专政督主的威风二、恐怖统治道路以目杀人的文字狱诏狱惨祸三、高压下的“稳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苏州民变神人共愤第六章专权的崩溃一、一朝倾覆老皇帝新皇帝政治太极土崩瓦解二、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一）难靖的边防大工和加派大饥馑三、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二）“逆案”翻案与党争四、一点余波第一章庸人治国公元1644年，已经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打击下瓦解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真是个天崩地坼的大事件。待到惊魂初定之后，明王朝的遗老遗少们开始对这个大事件进行历史反思
3、。前明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文秉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天不祚明，不在于震惊九庙，闯逆犯顺之秋；而萌于惨戮多贤，璫党煽虐之际。”书目11，序，第91页。在他看来，明王朝虽然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直接推翻的，但亡国的种子却是从大太监魏忠贤专权的时候就种下了。魏忠贤是明代最著名的大太监，在一段时间里，他是帝国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人物。在他失势自杀身亡之后，尽管他的家乡的父老们努力要在新修的肃宁县志上把他的名字彻底清除干净，全国各地却一下子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以他的所作所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戏剧。这一点足以反映出魏忠贤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此人专权，严格讲来只是自天启四年（1624年）冬至七年（1627年）秋，前后
4、不过三年时间。但就在这三年里，本来已经行将就木的明王朝却迅速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点元气。导致明朝覆灭的原因虽多，魏忠贤的乱政却最为引人注目，持有文秉那样看法的在当时大有人在。这样一来，魏忠贤以及他的谋士、爪牙们就成了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们专权的三年也成了明史上不容忽视的时期，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掏空一个老大帝国的根基，似乎需要极大的破坏能量，好象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么，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呢？当我们把焦点对准大执政者魏忠贤和他的左膀右臂们的时候，却会惊奇地发现，那一伙曾经对历史的进程有过那样巨大影响的人们，其实不过是一个庸庸禄
5、禄的无能之徒和他所带领着的一群蝇营狗苟的无耻之辈。一、非常时期宁锦大捷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后金（清）大汗皇太极率大军征明，先后围攻辽东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和锦州。明军在辽东巡抚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城坚拒，给后金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双方相持了二十几天，至六月初，皇太极的兵马终于无功而返。这就是明朝方面所称的“宁锦大捷”。把一次消极防御的成功称为“大捷”，似乎有些夸大其辞。但对于明王朝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的确非同小可。后金于万历年间崛起于东北，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向明朝宣战，一战而取抚顺，再战则于萨尔浒大败明重兵十余万，三战之后，占领了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辽阳、沈阳
6、等地陷落是在天启元年（1621年），从此东北边防上的祸患成了明朝君臣们最为头疼的事情。最令人尴尬，也最让人心灰意冷的问题在于，明军自与后金开仗以来，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次说得过去的胜利。这不但使得皇帝和大臣们面上无光，而且造成了明军前线士气不振。天启年间，辽东前线弥漫着失败主义、逃跑主义之风，辽东经略高第甚至建议尽撤山海关外诸城，“移其将士于关内”，主张干脆放弃辽东。这种每战必败的局面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才有所改观。那年正月，后金王朝的创建者努尔哈赤统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再次大举攻明，准备扫清关外的一切障碍，并占领山海关。后金军非常顺利地拿下了右屯，大、小凌河等七座城垒，但在宁远城前
7、却碰了钉子，主持宁远守城的碰巧又是那位袁崇焕。当时袁崇焕官居宁远参政道，守城是他的本分，但周围明军或溃或降，宁远城中守卒不满二万，前临强敌，后无援兵，要坚守这座危城需要极大的勇气。正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后金军全力攻城，城中的明军则用西洋大炮和雷石、火球奋力抵抗。城下尸体山积，后金军却始终没能攻入城中。据传努尔哈赤在攻城时中炮受伤，最后只得撤围退兵。清代官书在记载这一战役时说：“上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多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回。”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华书局清实录本，1986年11月第一版，第一册，第135页。这次胜利在北京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兵部尚书王永光疏称：“辽
8、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书目1，卷六十八，第69册，第3214页。举朝上下都在欢欣鼓舞，认为辽东形势有了转机。朝廷对有功人员不吝封赏，特别是袁崇焕，数月之间，已擢升为辽东巡抚、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全权负责辽东防务。国家对袁崇焕寄予重望，把他当作御敌的干城。袁崇焕果然不负众望，在一年多以后，又取得了一次更加辉煌的胜利，就是前面所说的“宁锦大捷”。接连两次胜利，使得“天朝”保住了自己的威严，也多少恢复了一些自信。无怪乎朝廷会为这一“大捷”表现出少有的慷慨，对有功的、无功的，有关的、无关的各方面人员大肆封赏。数百人被加官进阶，魏忠贤的一个侄孙魏鹏翼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9、也因“功”被封为伯爵。但在举国弹冠相庆的时候，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焕却只加一级虚衔，而且被免除了巡抚的实职，实际上是受了处分！这仅仅是赏罚不明吗？后金并没有因为一次进攻的失败就大势去矣，它仍然是明王朝最危险的敌人；袁崇焕通过两次胜利表明自己是个不可多得的守边人才，这在当时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在这种外患严峻的形势下贬抑袁崇焕，甚至把他撤职，完全是自毁长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执政者干出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事呢？当时的人们以为是袁崇焕“与魏忠贤有隙”。书目8，卷九十一，第6册，第5544页。细考之，这“隙”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天启六年、魏忠贤曾经决定派刘应坤、纪用等六名太监赴辽东监军镇守，袁崇焕为此
10、委宛地提出过异议；二是天启六七年间，全国上下都在虚妄地大肆颂扬魏忠贤，许多地方还为他建立了生祠，而袁崇焕在这股风潮中表现并不积极；还有一点，大概袁崇焕接二连三地建立大功，也容易引起魏忠贤的嫉妒。应该说明，袁崇焕尽管在当时败坏的政治空气中尚能多少保持一点士大夫的自尊，却也绝不是一心要与魏忠贤作对。为了巩固辽东边防，他对魏忠贤一伙宁愿委曲求全。对于太监监军，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人很不少，袁崇焕作为关外主帅对此事的影响或稍重，但他在事情已成定局之后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建祠的热潮不断升温的时候，他还同蓟辽总督阎鸣泰等人联名疏请在宁前为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这个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许，并且亲定祠名为“懋德
11、”。如此看来，袁崇焕被解职的主要原因就应当是巨大功勋所招致的嫉妒了。对于袁崇焕的解职，魏忠贤当局从来也没有说出过什么正当理由，只是不着边际地用了“暮气难鼓”四个字。书目1，卷八十六，第70册，第4133页。不论是单单出于嫉贤妒能还是确有什么别的私人恩怨，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了个人原因而罢免干练的统帅，却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可以说是缺乏起码的政治理性，是一种十足的荒谬。如果把袁崇焕的遭遇同另一件涉及军功赏罚的事件进行比较，这种荒谬性会表露得更加充分。天启初年，在辽东军情紧急的同时，西南川黔一带也很不太平。永宁土司奢崇明于天启元年起兵叛明，几个月功夫即攻陷了西南重镇重庆、泸州、遵义等处，并围困了成都。
12、为了解决西南的燃眉之急，明王朝调兵遣将，做了许多安排，其中一项不太重要的内容是把工部主事戴君恩破格提拔为参政道，任重庆方面的总监军，理由是这戴君恩不久前作过巴县知县，对民情地理都熟悉，并且又号称颇习兵法。可是戴君恩第二年到达前线之后，却怯懦不敢迎敌，后来因为主张招抚敌将，还酿成了一场兵变，给当地造成极大灾难。由于这个原因，戴君恩不久就被降调为浙江布政使司右参议，得到的惩罚其实是很轻的。但几年后朝廷中权力易手，惯于钻营的戴君恩于是托人向魏忠贤手下的大红人崔呈秀行贿求情，又特意把自己的受罚同复杂而敏感的政治背景硬拉到一起。这些活动果然凑效，天启六年十一月得旨：“戴君恩多方诱贼，献俘有功，还著加衔优
13、升，以植正人。”书目1，卷七十八，第70册，第3792页。吏部照旨办理，很快加戴君恩为太仆寺卿兼浙江按察司佥事。奋勇杀敌的被撤职，怯懦致乱的反而升官。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用人行政常常就是这样一团混乱，缺乏理性。方震孺案魏忠贤专权时期的政治，反常的地方相当多。我们先来看一看高级领导班子的更迭情况。魏忠贤在专权之初就对朝中的干部班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仅以在明代后期居于政治中枢地位的内阁为例，在天启四年（1624年）年中，内阁中共有七位大学士，而到第二年年底，原来的内阁成员中只剩下一个顾秉谦还保留在位，其余六人都换了面孔。除了清洗政敌和不可靠分子之外，魏忠贤政权的正常人事任免也远非“正常”。六部尚
14、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合称七卿，是明代中央政府里的最高职务。天启四年十月至六年末，仅两年多一点时间，六部及都察院的首长中竟有16人被罢免。作为比较，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段非常时期以前的情况，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天启三年（1623年）整整102年的期间，被罢免的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是167人，平均每年只有1.6人。这项统计是根据书目3，卷一百十二，其中不包括因自然死亡、丁忧或正常调动而离任的；再任再罢者作一次算。也就是说，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部院大臣的罢免率比正常时期高出了三倍多。这种人事上的频繁更动当然不会是政治安定的表现。 在人事变更超常的同时，魏忠贤政权还有滥委重任的倾向。上面所说的七卿，在明
15、代政治体制中位极尊，权极重，除了真职实缺，一般是不轻易授人的。而在天启六年冬，除吏部、刑部仍只一名尚书外，户部尚书有三人，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各四人，工部尚书五人，都御史三人（其中一人为尚书兼）。一朝而有二十来位尚书，大大超出了常格。到了魏忠贤政权临近倾覆的时刻，各种添注的、加衔的尚书已经多得不好统计，连同南京系统的官员合计，总数大约有四五十人。这种无聊的官衔猛增现象，其实正是政治混乱的又一种表现。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更能反映政治的混乱局面，那就是冤案假案的充斥。魏忠贤上台后曾经遇到过一批激烈的政治反对派，因此镇压政治反对派一度就成了魏忠贤政权的基本职能。天启五年、六年，数百名反对派官员被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纷纷罢官、削籍（开除干籍），许多人被逮捕刑讯，一些人甚至被有意折磨至死。作为一个名义上合法的政权，魏忠贤集团在迫害反对派的时候当然希望尽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但既然一己之私的“迫害”是其出发点，那些所谓的合法程序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对法制的败坏。方震孺的冤狱即是一例。方震孺，南直桐城（今安徽桐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由知县升为御史。天启初年他曾经积极反对过魏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