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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学家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通信 来源于 比较2014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4月08日 出版日期 2014-04-08本文见比较2014年第2期封面文章当期杂志相关报道德银马骏出任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改革】收入不平等：市场因素和政策哪个更重要作为入世哲学家的经济学家【新世纪】【舒立观察】诺奖、经济学家与中国改革三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野村日本首席经济学家：中日“政冷经冷”是暂时现象经济学家于光远去世 曾为邓小平拟讲稿【腾讯酒会】经济学家前瞻中国经济看法不一经济预期软着陆 通缩可能性不大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2005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报告经济学家出身的总理
2、罗伯特索洛 格里高利曼昆 理查德博克豪瑟 杰夫拉瑞莫尔 编者按：在危机后全球排斥1%最高收入人群，为99%鸣不平之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2013年在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发表了一篇题为“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的文章，比较69辑翻译并出版了该文。随后，1984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对曼昆的观点予以了批驳，曼昆对此作出了回应，两人的这种讨论以通信形式发表在经济展望杂志上并配发了另两位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的测算及其趋势的一些基本看法。本辑比较特翻译并发表了这组讨论，以飨读者。罗伯特索洛的来信格里高利曼昆在为1%最高收入人
3、群辩护一文中展示的轻柔文风可能让读者忽略其中未曾明言的前提、存在疑问的假设，以及遗漏的重要事实。我这里只想讨论该文的部分缺陷。1%最高收入人群有着为自己辩护的优越条件，因此他们从外界得到的任何附加援助都应该接受严格审核。首先，曼昆的文章在没有特别解释的情况下提起了偶像人物史蒂夫乔布斯，然后顺理成章地讨论下去，给人的印象是1%最高收入人群主要来自那些通过发明给世界创造了大量消费者剩余的成功企业家。假如事实的确如此，那当然没有太多可忧心的。可是1%最高收入人群有很大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产业（在本轮金融危机前其比重甚至仍在上升），其中逐渐增加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交易利润。因此，受到质疑的很多收入是由
4、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并没有增加社会总体的消费者剩余。从历史来看，19701995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经纪公司CEO的平均实际薪酬水平与银行及企业没有显著差异；但突然之间，到19962006年，经纪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所得却比其他两个业界高出了710倍（详情参见：Murphy，2012，尤其是第307308页）。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戈尔丁等人（Goldin and Katz，2008）的说法。我承认其中存在“创新”，然而那不是具有社会生产性的创新。收入分配高度失衡主要不是针对有贡献的企业家。曼昆对于金融业利润和不平等的空谈不能令人满意。其次，曼昆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收入分配高度失衡可能导致的最
5、危险后果，即在根据“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裁决（558 US 310 2010），1%最高收入人群可以用金钱买来政治影响甚至权力。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金融服务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以削弱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的监管规定。曼昆提到了寻租与收入失衡的关系问题，他对此回应说正确的药方应该是限制寻租行为，而非对不平等程度本身进行攻击。可以推论出他在这个议题上会得到同样
6、的结论：如果收入不平等侵蚀到政治生活，那就应该打击腐败，而非抨击不平等。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天真，因为导致腐败难以甚至不可能根治的原因，正是豪富阶层的巨大影响力。第三，曼昆关于租金的概念过于狭窄，他主要是指垄断租金，但经济租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曼昆谈到了身高和收入的紧密相关关系，但除了NBA以外，人们的身高与实际生产力水平似乎无关。更大的可能性是身高带来了人际交往中的某些优势，因此身高造成的回报是一种租金，是对其他人的剥夺。美国文化甚至为此创作出了相应的歌曲：矮子无权生存（Short people got no right to live）。对身高征税的确很古怪（顺便提醒一下，曼昆自己
7、的个子相当高），但要假定所有的市场收入都反映了真实生产率水平（先不说社会生产率水平），恐怕也过于冷血无情。第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历史水平，低于其他某些发达国家，也低于美国自我标榜的形象所要求的水平。这些变化和差异不太可能是遗传决定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某种租金。曼昆对此类证据采取无视和飘过的态度，而去讨论一则传闻：他认为自己的孩子所成长的家庭环境虽然远胜过他本人当初，但孩子们并不比他本人有好得多的机遇。这当然是个小样本，此外曼昆教授所指的成功肯定是局限于知识精英类职业。我想知道，要是以银行总裁职位作为奋斗目标，他的机会是否还能和他的孩子们相提并论。第五，随机地从某个富
8、人那里拿走一笔钱，再随机地转交给某个穷人，可以改善社会福利状况，赞同这个说法的人不限于正式的功利主义者。曼昆对这种直觉的反驳非常软弱无力：（1）富裕国家对于贫穷国家的援助的确很吝啬，即便它们相信援助能被有效利用，或许也不会变得更慷慨。可是这只表明人类的团结友爱存在某些界限，家庭内部的友爱程度胜过家庭之外，国家内部胜过国家之外，此外又能证明什么呢？（2）我们不主张实现全民范围的肾脏的边际价值均等化，但这并不否认某些人对肾脏的需求程度超出其他人，而只是反映出大多数人认为肾脏及其他身体器官不像银行账户那般可以自由交易。我们对富余的肾脏没有做再分配，难道就能推论出我们对富余的资金也不能做再分配？至于联
9、邦税收的实际累进效果，如果我们借用曼昆的文章中给出的各个群体的平均缴税额来测算，就会发现，收入水平在2235001219700美元的人群的边际税率，要略低于收入水平在64300223500美元的人群。第六，谁能反对人们获得自己的“公正回报”呢？不过关于什么是“公正”却存在疑问。大多数严谨的伦理思想家会把“应得的回报”与“意外的回报”区分开来。应得的回报必须是严格地挣来的，因为父母的财富、关系或血缘而取得的收入不在“应得”之列。你可能天生非常漂亮、聪明和高大，这些特征会增加你的边际产品的市场价值，却并不增加你的“应得回报”。从数量上把人们的努力与环境完全区分开来可能不切实际，但这不等于说应该将其
10、混淆，特别是在考虑税收和再分配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才希望眷顾弱者，而对强者苛刻一些。参考文献Goldin，Claudia，and Lawrence F.Katz.2008.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Belknap Press.Mankiw，N.Gregory.2013.“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21-34.Murphy，Kevin J.2012.“Pay，Politics，and the Financial Crisis.”Cha
11、p.12 in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edited by Alan S.Blinder，Andrew W.Lo and Robert M.Solow.Russell Sage Foundation.Robert Solow，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8，No.1（2004冬季）pp.243-248。格里高利曼昆的回复罗伯特索洛的来信针对我的文章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散射式地提出了各种质疑，下面让我尽可能轻柔愉快地对他进行回应。首先，索洛反
12、对我把偶像人物史蒂夫乔布斯扯进来。乔布斯确实是非常极端的案例，不过他也代表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现实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刊发我的文章的同一期经济展望杂志中，另有文章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其他解释进行了检测（Kaplan and Rauh，2013），结果发现“最高收入阶层的报酬增长有着广泛的基础”，而且“美国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财富份额变化与超级明星解释最相符合，原因在于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以及对技能倾斜的技术变革趋势”。索洛认为我对于金融的作用的阐述是空谈，这点没有说错，金融活动的社会价值的确很难测算。在缺乏决定性证据的时候，我们不能凭空推断。其次，索洛很关心富人的政治影响力。而我并不那么担心，部分原因在
13、于富人之中既有右派支持者（如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也有左翼支持者（如乔治索罗斯），另外虽然不平等状况在恶化，美国在2008年和2012年还是选出了承诺对富人增税的左翼总统。再说，讨论此类议题的文章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并非我独有的现象。包括著名的米尔利斯模型（Mirrlees，1971）在内的有关最优收入分配的许多经济研究文献，都主要是基于功利主义原则，而非收入分配与选举过程之间的某种假定联系。第三，索洛认为我对租金的概念过于狭隘。实际上，我主要关注的不是租金（生产要素获得的超出机会成本的收入），而是寻租行为（试图通过操纵政治环境来获取租金）。如果某人的劳动供给没有任何弹性，那他的
14、收入全部属于租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从事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寻租活动，或者说他的收入超出了边际产品的价值。至于为什么身高越高收入越高的这个附带问题，已有的研究对各种假设进行过检验，例如有人报告说，身高与认知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ase and Paxson，2008）。第四，索洛根据代际流动性的统计证据解释说，美国经济不具有很强的精英社会特征。但奇怪的是，他把经济学专业排除在外。他似乎相信没取得成功往往是因为运气不佳或者体制不合理，但经济学家没能成功则是自身的错误。尽管我在文章中提到过，来自极端贫困家庭的人会遇到特殊的困难，但我认为其他大部分经济领域的精英体制特征比索洛设想的更明显。除卡普兰等
15、人（Kaplan and Rauh）的研究外，我还推荐一本名为“隔壁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的畅销书（Stanley and Danko，1996），作者是两位市场营销教授，他们广泛调查了很多高净值财富的个人，报告说典型的百万富翁并非出身豪门，而是属于工作辛劳而生活节俭的类型。还有，收入差距扩大与代际流动性的降低存在联系并不是让人意外的结果，我们可以考虑如下的假设条件：（1）某人的收入Y取决于其天赋T和随机因素：Y=T+；（2）天赋T有部分来自遗传，而随机因素在代际没有相关关系；（3）天赋T和随机因素存在固定的方差，但天赋的回报系数在不同时代和国家存在差异。在上述假设条件之下，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伴随着代际流动性的降低。这个简化的统计模型不能解释天赋的回报存在差异的原因，但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入差距和流动性经常出现反向变化。第五，索洛在没有自命为功利主义者的情况下试图复苏功利主义的逻辑，宣称再分配会带来社会福利状态的改善。然而他所说的社会福利状态如果不是指总效用水平的话，是含糊不清的。为回应我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他指出：（1）人们不赞成增加对外援助，是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人的团结友爱程度不够；（2）人们不赞成对肾脏进行再分配，是因为他们认为肾脏不是可以交易的。对上述论点我不否认。实际上索洛的观点似乎是对我的看法的重新表述，而非驳斥。如果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