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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万里的七个“第一”2015年7月15日12点55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万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被国人铭记。 新中国第一任城建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 1958年，万里调北京市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将建设一批“国庆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这些重点工程，由总理周恩来领导，万里具体负责。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竣工并交付使用。其他几项“国庆工程”
2、也陆续建成。毛主席称赞万里：“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 铁道部第一位非军人背景的部长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从整顿铁路开始着手整顿全国各条战线，万里于危难之中出任铁道部部长。 面对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万里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将改革的头炮选在了徐州。1975年3月，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后，先通过动员党员群众，传达贯彻9号文件，再组织各种群众
3、会议，在全市形成围剿的气候，最后经有关部门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坏头头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运输任务。 另一个“老大难”是郑州局，其突出问题是领导班子由派头头唐岐山掌权。唐岐山是货车司机出身，“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九、十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是“四人帮”眼里的红人，连河南省委也不敢惹他。 1975年4月中旬万里第一次到郑州，要求郑州局领导认真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但是局领导人把万里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6月初，万里第二次到郑州局，召开干部会议
4、，宣布了组织决定，免去了铁路局党委书记在郑州局的一切领导职务，同时也调整了干部处几名干部的工作。被调整的一些人不服，在省委某些领导人的纵容支持下，诬蔑万里到郑州“挑起了派性”、“破坏了安定团结”、“打击了新干部”。唐岐山还指使其帮派分子，搜集整理万里、苏华的材料，多次向中央告黑状。后来在中央领导的主持下，明确肯定了铁道部的工作，肯定了万里的做法，要求河南省委支持铁道部派去的工作人员，郑州铁路局的整改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随后，万里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再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人们估计要3年才能整顿好的目标，万里力排“四人帮”的
5、干扰，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毛泽东曾就此评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万里也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 力排众议 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 1977年6月，万里复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任上，万里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强力支持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并向全省推广，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到任之后便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
6、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 1978年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从3月开始，许多地方200多天没有下过透雨。当时的媒体报道：“活着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为了种上麦子，一些地方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耕种，又被称为“借地度荒”。这种在当时来说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 9月，万里视察了旱情尤其严重的滁县地区。后来万里在省委会议上讲：“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工作要有预见性。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这实际上就是在
7、政策上允许包田到户。 1979年2月的省委常委会上，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 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主调否定了包产到户。会议召开期间，万里接到了不赞成家庭承包的中央领导亲自打来的电话。万里在电话中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秋后再说。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大包干的诞生地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
8、，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大呼隆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小岗村后来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第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的法律1988年至1993年，万里担任全国常委会委员长五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了86部法律和关于法
9、律问题的决定。 这86部法律，就包括证券法。证券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连洲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股市初立时出了一些不规范的事情，199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出要起草证券法，“证券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 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第一次挂牌办公 1989年7月15日开始，一块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字样、由紫铜铸成的牌子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外的圆柱上。这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第一次挂牌办公。这一变化也发生在万里任
10、职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在此以前，曾有群众抱怨，不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在哪里。经万里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上作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挂牌办公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个立法规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个立法规划，也始自万里。早在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万里就提出要制定出一个五年立法规划。同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立法工作要制定规划，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三年后，首个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1年10月-1993年3月）出台。 万里长子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第一人 1962年秋，万里1
11、8岁的长子万伯翱刚刚高中毕业。当时中国刚刚走出3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万里，决定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 万里对儿子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并不是不爱你。爱自己的孩子看怎么个爱法，是娇生惯养，把他放在暖房里头，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我还是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去锻炼！” “父亲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改变。奶奶最终也只能冲父亲喊一句：把你的皮大衣给他带上！别把他冻坏了！”万伯翱回忆时说，即便是这个要求，父亲也没答应。父亲笑着对老母亲说：“不能给。一毛钱也不要给他。你知道，就是要让他自力更生。不过，这个月的伙食费可以带着。”沉思片刻，他又说：“钱是不能给的。但是要看书和报，可以给。爸爸大力支持！” 万里又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不要总想着回来，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我管不着；否则你就算逃跑回到这个家的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 万伯翱见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也横下一条心，“死心塌地地听父亲安排，就这么去干给他看看！”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第一个月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 就这样，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