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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其它相关论文-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内容提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鲍罗廷/蒋介石/迁都之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 【正 文】1926 年 9 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即所谓迁都
2、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说是迁都问题，其实也包含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迁移。直到 1927 年 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期间，围绕是否立即迁都和是否按原计划迁都所产生的争拗，史称“迁都之争”。这场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战争期间南方革命阵营不同派别和势力集团的较量。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鲍罗廷与迁都之争的关系，海峡两岸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对鲍罗廷作用的评价可商榷。张静如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 3 卷，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5 卷，
3、以及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均在论述迁都之争中涉及鲍罗廷的作用，但限于体例未予深入展开。）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获得，进一步探讨鲍罗廷之作用以及所发生的互动，就既有必要也成为可能。一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是北伐军刚得汉阳、汉口，武昌尚待克复的时候，由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1926 年 9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结束 8 月 6 日以来接近一个月的调研活动返回上海以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谈到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报告说：“随着对武昌的必然占领，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领的各省从政治上巩固北伐成果的问题和把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主席
4、和整个国民政府形式上的领导人在前线领导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1 (p474、475)这个报告签署的日期是 9 月 12 日。据蒋介石年谱记载，9 月 9 日，蒋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主席张静江、政治会议代主席谭延闿，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2 (p677)9 月 15 日，鲍罗廷致电苏联政府驻华大使加拉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其中说：“我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鲍怎样回应蒋介石的要求呢？他在
5、此电中称：“我们回答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与此同时，我们派了几名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汉口。蒋介石对此不会乐意。但他必须忍耐。我们不应把广东置于不顾，因为这里在加强新政权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加之在 10 月 1 日前这里还要召开中央和省党部代表的全体会议。”对于蒋介石急于迁移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鲍罗廷洞若观火，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一方面，“蒋请我们到汉口去，为的是以国民政府和中央在当地的声望帮助他保持住政权”，借以震慑已在军事上控制了湖北的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另方面，是要借以控制广东业已兴起的“有利于汪精卫的左派运动”。1 (p4
6、95496)鲍罗廷暂且搁置迁都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在准备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和加强广东政权上。如此应对，与他对北伐的性质及其政治前景的观察密切相关。鲍认为孙中山最后一次发动北伐，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放弃纯军事讨伐的观念，注入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军民联合，不仅打倒军阀，尤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可是，“三二事件”以后，北伐的思想失去了这种革命的性质，其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他甚至在同蒋及其亲密助手的谈话中，也毫不隐讳这一观点。鲍认为蒋在未来的失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随着武昌的占领，蒋在同以唐生智为代表的保定派的斗争中失败；一是蒋预感不利而回师广州，那则更是等于直接宣布
7、北伐失败。为应付前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鲍主张在武昌召开国民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左派政纲，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则可以公开发起反蒋迎汪的运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1 (p369371)。鲍并不排除汪蒋共事的可能性，并设想由汪负责管理国家，而蒋则担任军队领袖。他判断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能够左转。当然，“如果蒋介石在最近不左转，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但是进入这场斗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1 (p397)。应当说，鲍罗廷的观察和分析有其事实基础。蒋介石与唐生智的矛盾，因唐在两湖战场获得优势
8、和蒋的嫡系部队作战不力，日趋表面化，对蒋形成有力的牵制；虽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以后，陆续有地方党部吁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但 8 月 20 日黄埔军校内也响起这种呼声，则使蒋大为震惊，迎汪复职因左派的鼓动在广州蔚成风气。8 月 17 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同维经斯基会谈，提出要在武昌开国民党代表会议，并认为“占领武昌后不应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相反，应当承认和服从在广州已有的国民政府”1 (p399)。蒋对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的文章十分不悦，但左派迎汪和部属不拥的压力，使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中共。还在长沙时，蒋就向中共和苏联顾问要求“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3
9、 (p240)，稍后又派人面见陈独秀，“请 C. P. 勿赞成汪回”3 (p261)。早在 8 月 9 日，鲍罗廷同到达广州调研革命形势的远东局成员会晤，双方讨论北伐及其政治前景，就提出已经决定当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在武昌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产生内容广泛的施政纲领，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1 (p372)。通过这期间的研讨，鲍罗廷所设计的汪蒋合作的方案，成为他与远东局、和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的共识。8 月 16 日，维经斯基在远东局同鲍举行的会议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的做法不是反对蒋介石”，“决不要
10、打击蒋介石”。后来，远东局在其调查报告中正式提议：“目前最好的出路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即以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和以思想上的中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协议。”1 (p489)以此为基调，远东局在同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举行的多次会议中，就召开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即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代表大会应制定的政纲、同左派的协议做出决定。这些决定，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 17 号通告，9 月 22 日，又发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明确提出：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产生左派政纲；汪蒋合作，迎汪而不倒蒋；改造广东省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注重省自治，打破总司令
11、的委任制度。8 月 31日，顾孟余约维经斯基会谈，专谈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表示国民党左派相信不合作不行，合作也有利于共产党人加强自己的党，“共产党人和左派应当结成联盟”，“应当让汪精卫回来，这会给共产党人提供发展机会”1 (p422423)。左派甚至主张就此机会打倒蒋介石，但鲍罗廷、维经斯基都不赞同。9 月 4 日，张静江正式在政治会议内提议召开国民党大会，研究并决定攻克武汉以后的政策。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0 月 1 日在广州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及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并指定政治会议委员徐谦、孙科以及鲍罗廷负责起草联席会议议事日程。9 月 11 日，政治会议决定联席会议议案起草
12、人，鲍罗廷为起草人之一。9 月 14 日，议案起草委员举行第一次谈话会。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和鲍罗廷出席。这次谈话会重点讨论国民政府发展议题，形成 7 条决定要点，“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4 这两点表明，鲍罗廷暂时搁置迁都的主张成为与会起草委员的共识。10 月 14 日，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举行预备会，10 月 15 日至 28 日举行正式会议。会前，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要设法促使国民党左派出席会议，结果，80 名代表，“共产党人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5。徐谦的议
13、案报告，谭延闿关于国民政府发展问题的说明，都阐述了国民政府继续暂驻广州的理由。16 日，联席会议无须辩论就通过了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议案，指出：“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以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6 二蒋介石继 9 月 9 日给张静江、谭延闿发出请政府常务委员赴鄂文电后，9月 18 日，复电张、谭，称：“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2 (p692)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做出暂缓迁都的
14、决定后，10 月 22 日，蒋仍电张、谭并转联席会议，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同日，电张、谭转鲍罗廷，提出“如党部移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如欲发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亦可也”2 (p754)。11 月 8 日，北伐军攻占南昌，蒋介石即电宋子文邀同鲍罗廷赴赣商决大计。11 月 9 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根据事势的需要和蒋介石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汉，并于近数日内做北迁的各种准备。14 日，蒋介石在南昌答谢古
15、应芬代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劳军，在致辞中说：“现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已议决迁移到武昌，这是我们总理生平所希望的，现在总算能够达到了。但总理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南京，第二个是在武昌。现在南京虽然没有打下，武昌已为我们占领，总理主张第一个目的虽未达到，而第二个目的则已实现了。党部、政府既已议决，仍请早日迁移，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2 (p792)11 月 19 日，复电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中非有所私。且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
16、以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2 (p800)自 9 月上旬提出迁都主张，期间尽管被联席会议正式否定，但蒋坚持不懈。在党内合作的条件下，共产党掌控整个局势的力量实际上是有限的。当得知广州方面改变初衷，决定将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中共中央局仍表反对。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局根据与远东局讨论的意见，就目前局势的几个重要问题发出指示，关于迁都问题，强调“此事必须反对”！已到鄂工作的张国焘，对政府迁鄂负面影响的分析与中共中央局相似。他认为：“国民政府太无力量，如即刻迁至武汉：第一，即是表现其软弱，失其作用；第二，是促进蒋、唐的冲突；第三，是与北方接触太近，难以应付北方的政局；第四，是张静江等跑到武汉一定使湘、鄂、赣三省政治发生不好的影响。”与中共中央局一味反对有所不同，他认为国民党方面已经做出的决定恐难改变，唯有“设法使其延缓时日，在此时日好作些预备工作”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