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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研究三 （创作宗旨、体制和思想价值）,制作讲授：张学成,一、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参见讲义,1、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际，说文解字：“际，壁会也。”段玉裁注为：“两墙相合之缝也。”后引申为分界、边际；交会、会合等义。“究天人之际”，也就是要探求天道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会合点，使之相沟通；即探究天与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在时代氛围的笼罩下，司马迁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受天命论的影响。（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 从整体上看，他能从叙述史实出发，客观地反映人物的生平活动，基本上摆脱天道、天命思想的影响。（伯夷列传),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对此的看法：,相信天人感应，人神交通，在二者关系上，上天处于
2、绝对的主宰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司马迁的天人观：,司马迁不可能完全抛弃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却从人物传记的缜密分析中表现出了大胆的怀疑。 他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道与人事是并不相感应的。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也不一定会有恶报。 他在伯夷列传中对现实社会这种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不公平世道提出了愤怒的责问。,“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
3、大彰明较著者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原因探析：,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不仅仅是因伯夷叔齐之遭遇而生发，更重要的还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内心之块垒，其实正是自己的遭遇使然。 在踏入政坛之初，司马迁认为自己应该做个奉公守法的、鞠躬尽瘁、竭尽忠诚的合格的臣子的，“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可是，就是因为他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遭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因此就有了以上的感慨。,司马迁在写到人的活动时，更重视人的作用，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
4、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 他还把人的活动、人才的境遇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两次重复告诉人们人才尤其是高级职位的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当然有时也相信这种感应说：,比如在六国年表中也有这种天道观的反应，“
5、盖若天所助焉”。 分为两种情况：一天象吉，人事也吉；二天象凶，人事也凶。本来，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天人感应”的存在，当然，应该说是天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比如地震、山洪、干旱对人的影响；反之，人的过度活动往往要招致自然界的报复，这报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天人感应的一种表现。,总体而言：,在具有感应关系的情况下，司马迁认为天道是公正的、公平的，天命是可信的；而在非感应关系的情况下，则认为天道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天命是不可信的。这两者在史记中同时并存着，因而可以说司马迁的内心世界是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矛盾统一。,2、通古今之变: “通”，通俗地说有“打通，搞明白”的意思。“通古今之变”意思
6、是研究古今历史发展变化和历史人物命运转折的内在规律，这一句简单的话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表达了对历史发展变化的看法。,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 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 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当时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 秦楚之际月表前209，至前202，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作了这样的总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
7、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研究朝代国家的盛衰、兴亡的变化,这也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点。史记详细记载了夏、商、周和秦、汉的兴亡，并揭示了各王朝兴亡变化的原因。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 桀、纣、周“失其道”的“道”有治国之术的意思，但指的更多的应是道义、仁义，是统治天下、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秦“失其政”的“政”大概指的是具体意义上的政治权柄。,司马迁对于陈胜最终失败的原因作了一定的探讨：,陈胜称王后，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
8、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这告诉我们陈胜的生活是奢侈腐化的，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涉之为王沉沉者”，远离了百姓的生活，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无异于痴人说梦。,陈胜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用人不当。,“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
9、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 所以司马迁最后下了如此断语：“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脱离群众，失去了民心的支持，必将走向灭亡。,太史公自序在讲到著作“本纪”的目的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这样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还有看问题时要透过表象看本质，不可被表象迷惑了眼睛，一个王朝看似强大，通过历史学家的敏慧的眼睛，在其极盛时就能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征兆。 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
10、坏之理”，以期找出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通过分析，司马迁发现，成败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用人的得当与否，用人的得失往往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或成或败。,“通古今之变”还有人的“穷达”变化的含义。,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佣耕者成了王。 刘邦本为泗水亭长，后来成了开国之君。 早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韩信却成了大将军。 苏秦当初穷困潦倒，以至于父母不子，妻子不以其为夫，嫂子不以其为叔，最后却能做“於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苏秦列传）；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但在危急关头，能够完璧归赵，“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於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渑池之会中不辱使命，使弱赵与
11、强秦能够平起平坐，“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在汉代人物身上更是体现了人生戏剧性的穷达之变。,樊哙屠狗，灌婴卖缯，萧何、曹参做过狱吏，周勃编织蚕箔为生，还当过送葬乐队的吹鼓手，周昌为小吏，夏侯婴本为是高祖戏耍的玩伴，在一次游玩时还把高祖给打伤了，卢綰和高祖同日生。 但是这些普通之人最后却通通被封为侯。樊哙封为舞阳侯，灌婴封为颖阴侯，萧何、曹参和周勃都做到相国，周昌做到御史大夫，夏侯婴封为汝阴侯。,司马相如“家贫，无以自业”，赢得文君的芳心私奔后“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 后来子虚赋不胫而走，传到汉武帝那里去了，“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
12、哉！”，恰好其同乡杨得意在汉武帝身旁，便及时向汉武帝推荐了司马相如，“赋奏，天子以为郎。”,司马迁在叙写穷达之变时，重在揭示两点：,一是时代际遇的重要性。在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往往墨守成规，循规蹈矩，难以有大的发展变化，真所谓几十年如一日。而在激烈动荡的风云变化中，社会的评价标准就会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人的各种潜能就有可能得到更充分地发挥、表现。这样自然就极易发生戏剧性的穷达变化。史记中绝大多数人物都集中在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这就是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安造成的；真可谓时势造就了千古英雄。 二是人物的穷达变化更取决于个人本身的才能和努力。在正常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太平、人民生活安
13、居乐业，人们很难产生冒险变革的想法。而在乱世中，不公平、不正常的社会促使人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说赢得活下去的机会，不得不闯一闯，于是就有了要变的动力。天道酬勤，穷则思变，奋发向上，努力进取，而勇于进取的人往往能大有收获。,3、成一家之言：,子文化，就是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一批知识分子，一批思想家。他们基于各自的阶层、代表的集团利益、受教育情况、社会经历等，对于社会发展、政策走向、统治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思想，阐述他们自己的看法，表达他们的理想。,1）“一家之言”的结构，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 2)“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3)“
14、一家之言”的表述形式，创立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奠定史学的独立地位,简单点说，“成一家之言”，就是指司马迁要继承子文化，像诸子那样自我立说，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首先，在创作的学术宗旨上，史记与子书是息息相通的。 司马迁以诸子时代的子文化的开山祖师孔子的后继者自居，并以此自勉。他著作史记，不仅仅是写一部反映客观历史的信史，而是要通过“史”的形式，言明自己的“一家之言”。以史论道，用史论政，通过史来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表现自己对于政治、社会、人生等的独特看法。,其次，在创作构架上，史记也受到 诸子著作的明显影响。,从庄子等著作开始，子书的结构层次性非常强，且全书构成一个体系。 比如庄子一书分为
15、内篇、外篇、杂篇。这种做法对司马迁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司马迁开始对史书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改造，他的著作就是按照子书的块状结构来划分的，但各部分又成有机的不可分的整体；因而史记具有了诸子著作的体大思精的特点。宋人郑樵通志总序说史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太史公自序导源自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要略，高诱注“作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故曰要略。”,第三，在叙述模式上,史记首先是史，然而又趋向于子；它是叙述历史史事的，然而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又不忘阐述哲理。 史记首先是史书，按史书传统就要客观地忠实于历史事实，客观地记载历史事实，即坚持实录精神。,但司马迁并不局限于此，,而
16、是采取各种手法突破这一传统，像诸子百家那样在史记中融入了自己的强烈的深厚的思想感情，阐述着对于政治、历史、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这样为中国史书的叙述模式开创了崭新体式。 在史记中，司马迁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叙述模式主要有五种：,1、材料的自由取舍。,明人陈仁锡说“子长作传，必有一主宰”，（史记评林引），清人吴见思说“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一机轴，各有一主意。（史记论文）”史记为人物作传并不追求面面俱到，往往每篇有一“主意”，围绕主意来选材、取材，来作相应地叙述描写。,2、篇章的微言大义,提到微言大义，就不得不提“春秋笔法”。春秋记史的特点是谨严简约，作者往往能够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人们把文笔蕴藉含蓄、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之为春秋笔法。 微言指的是简约的语言；大义指的是宏大高远的意义。,第一种叙述模式中说史记对材料主要凭借“主意”来取舍，这样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