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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论文-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内容提要：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吐谷浑、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即对这一集团的形成经过以及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关键词：代北集团、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李克用。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用四个政治集团的发展演变来分析唐朝三百年的历史，这四个政治集团即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安史之乱后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的长安集团、
2、以及“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河北藩镇集团1。众所周知，唐朝从黄巢起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势力集团为中心而展开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这一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李克用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克用政治集团，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安集团，也有别于他所说的河北藩镇集团，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
3、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军人政治团体。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我们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本文即拟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组成成分进行一些考察。一、代北集团的形成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1、朱邪执宜阶段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地区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
4、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所谓六胡州，是指唐前期设置在灵、夏二州之间（今宁夏、陕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鲁、丽、含、塞、依、契 6 个胡人州，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史籍中往往将他们称之为六胡州人。安史之乱中，他们曾在安禄山部将阿史那从礼的引诱
5、下叛唐，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败。六胡州胡人一部分随安史叛军到了范阳，并入史思明部；而另一部分则迁至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带。德宗贞元二年（786），马燧率河东兵击吐蕃，“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2。沙陀人与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关系，从“沙陀三部落”这一称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又称薛葛、索葛）3 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文宗开成中。旧唐书卷 161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但是，沙陀与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关系并不
6、始于此时。同书卷165柳公绰传：“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邪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鉴卷 244 太和四年三月记此事更为完整，明确指出柳公绰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又将“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当更得其义。沙陀本来就“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
7、各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尽管“沙陀三部落”的称呼出现在开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现更晚至李克用时，但可以断定，沙陀与六胡州胡人结成至为密切的关系，从朱邪执宜时就已开始。武宗会昌四年（844）唐朝廷讨伐昭义镇时，沙陀马军 500 人随河东行营节度使石雄出征。晋州刺史李丕“缘扬言作乱”，“杀安义节之子”。李德裕写了一篇奏晋州刺史李丕状，其中有“安义节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4云云。“安义节”，从其姓名看，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其“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即从宪宗元和中即已开始。亦说明沙陀与昭武九姓胡人在朱邪执宜时就已建立了密切关系。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
8、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2、朱邪赤心（李国昌）阶段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继续为唐王朝效力，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泽潞平后，因功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宣宗大中元年(847)， 吐蕃结党项及回鹘扰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罢，朱邪赤心被任命为蔚州
9、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爆发后， 朱邪赤心又率部随康承训前往镇压，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并赐以宗姓，这在沙陀即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沙陀人从元和三年内迁后，始终受到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之所以从灵州迁往代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5。然而就在沙陀迁到代北地区后不久，接替范希朝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又以“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建言“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朝廷“遂建十府以处沙陀”6。所谓“十府”的府名及性质已不可考，不过它是唐王朝削弱、限制沙陀势力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是毫
10、无疑问的。以后，随着沙陀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领属它的河东节度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7；或以衙将出任朔州刺史，兼当地军使和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 8；以此进行防范和控制。朱邪执宜、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但唐授与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军的节制，元和时隶属忠武军，之后隶属河东军。这一切，无疑对沙陀势力的发展不利。李国昌出任大同防御使，并进而出任鄜坊（即鄜延）、振武节度使后，上述局面大为改观。大同、鄜坊甚至当时的振武虽都算不上是强藩大镇，但作为一级地方藩镇，它享有与其它藩镇一样直属中央的权力，从而不再受他镇的约束。特别是作为地方节帅,它比一州刺
11、史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号召力。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汉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内迁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卷 91康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夷狄贵沙陀”9，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为“门族甚高”的一族，但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时期，其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功而被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10。这对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抬高
12、自已社会地位的极好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可；宋人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是正统，这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而宋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关于李国昌的卒年，旧唐书卷 19 下僖宗纪、旧五代史卷25 上唐武皇纪均作中和三年(883)，新唐书沙陀传作光启三年(887)。不过，李国昌究竟死于何时，这并不重要，因为李国昌在世时，代北集团的核心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李克用的手中。3、李克用阶段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关于他早年的经历，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
13、，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后，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显露出来。段文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干符元年(874) 、 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采纳了干符五年说。而关于段文楚被杀的原因，旧史多说是由于“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11 所致。日本学者堀敏一氏也认为：“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
14、士叛乱”12。诚然，这种由于节帅优赏不周而遭致部下杀害的事件在唐末层出不穷，不过，段文楚被杀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李尽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13，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割据代北地区。沙陀人虽然从元和四年进入代北后，就开始了对代北地区的经营，但由于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在代北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朱邪执宜、赤心父子时而被任命为蔚州刺史，时而被任命为朔州刺史，并且不时被征发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朱邪赤心（李
15、国昌）虽因镇压庞勋功而先后被任命为云中、鄜坊、振武节帅，但也只能是不在此即在彼，却不能将整个代北据为己有。史称段文楚被杀之后，唐朝廷曾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然而“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14，即说明李国昌父子欲将整个代北地区据为己有的野心。而由此我们也不得不对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主谋到底是谁而产生怀疑。旧史将杀害段文楚的策划者和主谋归结于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和云中牙将康君立等，而李克用则是被动被推上台的，但是，也有一些史籍记载此事为李克用所为，如实录说：“干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防御留后 15。旧唐书懿宗纪
16、咸通十三年十二月亦载：“是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结合日后“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的情况，很有可能李克用才是策划杀害段文楚事件的真正主谋，至少也是主谋之一。因为杀害唐朝地方藩帅，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后人对李克用有所避讳。然而，唐朝廷尽管是“皇威不振”，却也不能容忍李克用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唐任命卢简方为大同军防御使，令其谕李国昌：“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16 当李国昌父子拒命后，便发动河东、幽州、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广明元年(880)六月，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国昌父子先后连连大败，部众溃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达靼。唐以吐谷浑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振武帅位也落入吴师泰之手，不久又落入契苾璋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