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译书与中国近代化》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历史学论文-译书与中国近代化（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历史学论文-译书与中国近代化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近代译书则起于鸦片战争前后，它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广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一、译书的缘起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
2、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蔡愔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至桓、灵帝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唐时佛教继续发展，译经事业达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 年）回国后译经 75 部，1335 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着以佛教为主，兼有其它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
3、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着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士绅、官僚社会。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以知识传教为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
4、译书不下 20 种。在天文、历算方面，译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书，介绍了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译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此为明清之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和笔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译有万国舆图、万国图记，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由此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此外，他译的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除利玛窦外，还有其它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着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
5、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 1605 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 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着 19 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二、近代译书的变迁 作
6、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 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 （一）传教士的译书 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
7、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 1807 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 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 1823 年，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译着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不能与以后的译着相比，但这是近代译书的开端。这些译书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了解世
8、界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译书打下了基础。 早期传教士的译着，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机构出版，最初在中国辖区之外开办。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的口岸城市，此后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团体，专门从事编译出版活动。至 19 世纪末，教会主持的译书机构约有十余处，著名的有： 墨海书馆。其前身系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等地办的印刷所，1843 年迁入上海，主办人麦都思。译员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中国译员有李善兰、王韬等。该馆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50 年代后陆续出版少量的科技书刊约30 余种。其中艾约瑟与李善
9、兰合译的重学、艾约瑟与张福德合译的光论、韦廉臣与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译着。 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办，1844 年在澳门设印刷所，第二年迁入宁波，取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 年迁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该书馆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规模较大，最多时有工人 200 余名，至 1913 年前后 50 年发行书 40 万册。美华书馆所出书籍，除了宗教读物外，也有不少科技书籍，如：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全志、五大洲图说等，许多书籍被教会学堂采用为教材。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 年成立于上海，1895 年改名为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97
10、 年广学会自称，数年来“编印各书籍八十九种”。近有学者估计，从 1887 年至 1911 年，广学会共出书 461 种，其中宗教书籍与非宗教书籍约各占一半。2(P554)广学会不仅所编史地、理化、宗教、伦理方面的书多被当时学堂所采用为教科书，而且编印的一些政治书籍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有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风行海内，朝野争读。 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
11、教的动因外，政治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
12、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 （二）官方译书 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 1839 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以作为情报，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的还直送京师，进呈御览，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入一些其它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于 1844 年出版，被视为有关西洋最权威的编着，在中国、日本广为流传。
13、 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又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1862 年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该馆没有印刷所，出版中文译着。同文馆历年编译了有关语言、西洋制度、历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 26 种。从译书数量上说，是除江南制造局以外，由官方主办的最大的译书机构。由于该馆以培养外交译才为主，因此，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为主，自然科学的译着也有一些，但数量不
14、多，并且在晚清学术界影响不大。 官方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由曾国藩奏请，于 1868 年 6 月正式开馆，译员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衡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李凤苞等，外籍译员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与同文馆相比，由于宗旨的不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 1908年的 40 年中，共译书 158 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 18 种；军事方面的书 32 种；商学书 8 种；科技书 90 种；附录 10 种中，除每年 4 册的西国近事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自中央
15、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直到 1901 年，刘坤一、张之洞还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于南京。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4(P449)尽管梁氏所说难免过于狭隘，但官方译书还是有所侧重的，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受到重视。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
16、不开的，因为当时强调的是“中体西用”。然而，“西用”一旦被引进国内，就必然会与封建主义的“中体”发生矛盾，并且终将瓦解和突破“中体”。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决不是封建官僚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 （三）民间译书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年，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所专营。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绚丽的色彩。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1897 年 10 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由康广仁为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