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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来，“媒体审判”呈愈演愈烈之势。“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虽有吸引眼球之处，于司法视角看，仍属个案。但就是这些个案，在网络舆论冲击下，一一发展成为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 在这样的民意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声 浪充斥着质疑、批评、指责。案件处在侦查(或补充侦查)环节，法院尚未开庭审理，但“媒体审判”的裁决书似乎已经下达。一些媒体报道与网民评论互相呼应，并随意使用定性词汇，以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某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使本不应成为舆论常态的成为常态。比如认为，梁丽无罪，胡斌应重判，邓玉娇系正当防卫，罗彩
2、霞的受教育权应该得到维护。有评论人感慨于此，甚至用了“全民皆法官”来形容这场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 综观部分对这些案件的报道评述，其特点主要有： 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刻意突出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对采访素材按照既有观点加以取舍，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甚至歪曲被采访者的原意；对审判结果胡乱猜疑；未经审判，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等。 这些违背法治精神的报道评述似有升级趋势，应该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后果，对司法公正带来了一定威胁。 在我国,通过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现在对某些事件或现象舆论监督的“越位”，已经成为
3、舆论监督实践中突出的问题。尊重司法，维护舆论监督的严肃性，有必要完善报道，避免“媒体审判”。 首先，坚持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 其次，坚守报道的客观性原则，避免添加报道者的主观色彩，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任何主观感情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在作类似报道时，应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来达到传播目的。 再次，司法新闻报道应在传播、普及法律知识，消除社会“知沟”等方面充分发挥功能，承担起社会职责。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
4、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体审判”现象。媒体审判缘于司法不独立 2009.10.19 B05版：律师沙龙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何先武正是因为司法不独立，司法环境不理想，人们才转而寻求媒体舆论监督。他们相信这些力量的制衡，才能使司法更公正。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针对司法与传媒的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撰文指出，传媒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纵观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存在传媒监督忽视司法的特性和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等五大方面问题。景汉朝副院长的文章，很容易让人想起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讲话，他说：“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
5、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群众为什么对司法不信任、不报好感，原因就是司法的权能遭到了扭曲，司法独立性不够，背离了民心。可以想见，法院保证司法独立的良苦用心。然而，媒体舆论之所以热衷于代替法官进行审判，且遭到民众热烈追捧，恰恰是因为媒体、民众认为法官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了掣肘，受到了干涉。而司法系统独立性的孱弱，更是令民众对审判公正及法官廉洁充满疑虑。正是因为司法不独立，司法环境不理想，人们才转而寻求媒体舆论监督。他们相信这些力量的制衡，才能使司法更公正。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本该最受社会信任和倚重才是。不难设想，假如司法不被
6、信任，人们必然会寻找其他途径，媒体审判之类的非正当审判就成了必然。而法院要减轻自己承受的舆论压力，就必须挣脱行政权力的桎梏，强化自身的独立和公正。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为防止司法权与行政权变成“同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保证各种权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以媒体为代表的公众监督就成为必然和必需。同时，司法独立也不意味着司法不受监督，它不仅要接受人大等国家机关的监督，同时也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司法的权威必须建立在取信于民的基础上，司法裁决最终要经过公众来评判。当前，少数媒体在对案件作报道时确有不规范的做法，比如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定性词汇，或者以带主观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施加种种压力，但这并不能成为棒杀媒体监督的籍口。如果媒体越了位，违了法，受害者完全可以诉诸法律寻求公正。这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