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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七章 传统文学思想的总结和革新 第一节 龚自珍和魏源的文学思想,一、龚自珍的文学思想 1、提倡经世致用 他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己亥杂诗等诗文中，痛斥当时封建专制的极端腐败，揭露现实政治的种种弊端，呼唤扫荡污秽的“风雷”，盼望切中要害的改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行路易“三寸舌，一支笔，万言书，万人敌。九天九渊少颜色，朝衣东市甘如饴。”,2、尊情,他在长短言自序中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
2、情孰为尊？无住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孰为畅？畅于声音。声音如何？消瞀以终之。如之何其消瞀以终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矣毕矣。” 尊情，实即尊重自己的个性，尊重自己的人格。病梅馆记也反映了这一思想。,二、魏源的文学思想,魏源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经世致用，这和龚自珍思想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诗歌要充分体现诗人的忧患意识。他在默觚上治篇中说：“君子读二雅之厉、宣、幽、平之际，读国风之二南豳之诗，喟然曰：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乎！”,第二节 刘熙载的艺概和陈廷焯
3、、况周颐的词论 一、刘熙载的艺概,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又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24年进士（1844）官至国子司业，广东提学使，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讲学。艺概是他文艺美学方面的代表作，为作者晚年之作。艺概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个部分。“概”有概要的意思。他在序中说：“若举此以概乎彼，据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要乎！”,1、继承文论传统，又有个人特识,其论文受到刘勰的影响较大，有宗经、征圣的思想，但又不局限于六经，而兼重诸子百家，对左传庄子的评价尤为突出。如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
4、为大备。”论词则认为豪放是正体，推重苏辛词派“苏辛皆至情至性之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等等。,2、对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提倡独创性。他说：“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文概）“词哟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词曲概）；对情景关系的认识也十分深刻，在赋概中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3、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善于比较，作切中要害的评述,如文概说：“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诗概中说：“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
5、质，东坡长于趣”,4、重视文品与人品的统一,诗概提出“诗品出于人品”“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赋概中说：“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对人品有缺点的作家批评比较尖锐，如词曲概中说：“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陈廷焯（18531892）字耀先，又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14年举人。其词学思想是继张惠言、周济之后，常州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词学思想的核心是“沉郁”。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
6、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抵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辞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不究心于此，率尔操觚，乌有是处？”,1、“沉郁”在思想内容上的特点是“忠厚”“哀怨”,他在卷七中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沉郁；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上乘。” 哀怨则是凄惋、感慨。如他说“后主词，思路凄婉，词场本色。”评辛弃疾水调歌头“一种悲愤慷慨，郁结于中”等等。 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现实环境分不开，他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极端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
7、民族危亡之秋，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在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陈廷焯也不例外。其友王耕心说：“吾友陈君亦峰，少为诗歌，一以少陵杜氏为宗，杜以外不屑道也。”可见杜甫的诗风对他有很大的影响。,2、“沉郁”在艺术上的特点是含蓄,他所说的“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都是含蓄的意思。他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求之两宋，如东坡水调歌头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妩新月庆清朝榴花高阳台等篇，亦庶乎近之矣。”,三、况周颐蕙风词话,况周颐（18591926）字夔生，号蕙风词隐，广西桂林人。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王鹏运、郑文焯、朱祖
8、谋、况周颐），从词论方面说，最有成就的是况周颐，他是常州词派最后一位理论家。 他的词学思想核心是提倡“重、拙、大”：他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1、“重”,“重”是指词的意境沉着、深厚，有真情实感的蕴育，有理论抱负的寄托，神理自然而无雕琢之痕，含蓄不尽而又有无穷余味。他说：“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又说；“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2、“拙”,“拙”指词的意境
9、的朴素自然之本色美，它和人为雕琢的工巧美是相对的。他说：“问哀感顽艳，顽字云何诠？释曰：拙不可及，融重与大于拙之中，郁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几乎。犹有一言蔽之：若赤子之笑啼然，看似至易，而实至难者也。”与老子所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相近。其评周邦彦词云：“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3、“大”,“大”，况氏没有具体的阐述，但从他的整个词学思想来看，似指词的整体的博大、精深。既有内容上的含义宽广，托旨远大；又有形式上的自然浑成，是“重”与“拙”相结合而显示出的大气魄，大手笔。他希望的词应是大家闺秀，而不是小
10、家碧玉。卷三论元好问词时说：“此等词宋名家如辛稼轩固尝有之，而犹不能若是其多也。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附录：,夏敬观先生在蕙风词话诠评中说：“按况氏言，重、拙、大为三要，语极精粲。盖重者轻之对，拙者巧之对，大者小之对，轻巧小皆词之所忌也，重在气格。”“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联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第三节 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的诗歌理论,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二年举人，次年得同乡何如璋保举，随其出使日本，为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八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十一年
11、回国。光绪十五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任驻英使馆参赞，光绪十七年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在比较长期的国外生活中，他接触到许多西方的新思想，光绪二十年回国后，曾参加了不少维新变法活动。在文学思想上，他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 杂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1、“诗中有人，诗外有事 ”,“我手写吾口”首先要求诗歌不要因袭拟古，不要人云亦云，抄袭雷同。而要反映时代现实，要表现作者的个性。作者晚年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所谓“诗中有人”即个性；“诗外有事”，即现实性。给丘菽园的信中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2、言、文一致,“我手写吾口”主张用比较平易的口语来写作，强调言文的一致性，这是一场语体革命。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中强调言文一致的重要性：“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他还结合西方的言、文一致来说明中国必须言、文一致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