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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欧洲深层思想文化背景究探作者：张允熠 来源：学术界(合肥)2013 年 11 期摘要：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列宁也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思想成果”追溯到其直接的“三大思想来源” ，并没能对上述结论加以论证。深度挖掘了古希腊与欧洲、希腊哲学与欧洲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结合历史资料，证明马克思主义就像浩瀚的大海，它的源头就像是长江和黄河。无论是罗马、希腊和欧洲的近代，其文化汇聚的来源事实上都十分深远、深厚、深刻和复杂。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在间接吮吸希腊文化
2、的乳汁时，也吸收了东方古老民族的哲学智慧，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土壤。列宁曾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1“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2列宁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他提出的三大直接理论来源的注脚和补充，源头从 19 世纪的“三大来源”一直上溯至两千多年前，意指希腊时代。在列宁之前，普列汉诺夫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
3、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由德谟克利特奠定了。 ”3遥远的古希腊如梦如幻，德谟克利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又何以可能呢？答案是需要寻觅的。一、远征东方的发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马克思是如何遥契希腊的呢？谈到古希腊，我们必须拨开欧洲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层层迷雾，走出已有知识结构的局限，真实地看到作为人类主流文化成果的希腊哲学本来并不是近代欧洲文明的正宗源头。关于欧洲文明发展史，一般分成四个阶段：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和欧洲近代(延伸到现代)。跟中国历史不一样，欧洲历史的这几个阶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原因在于这几个阶段在文化上完全由不同
4、的民族所开创，而且是以极端的军事占领手段达到阶段性的转换，往往表现为后者对前者在文化性质上的断裂性变更。例如，罗马的建立标志着希腊文化的湮埋，而日耳曼人的崛起，又是建立在蛮族对罗马文明摧毁的基础之上。4所谓“中世纪” 、 “近代” ，其实只是日耳曼人的“中世纪”和日耳曼人的“近代” ，而不是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中世纪”和“近代” 。区别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以基督教为象征性符号的日耳曼人文明，是欧洲的继发性文明，也是欧洲近代文明竖立其上的直接基石。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历史，实际上仅指日耳曼人的欧洲、日耳曼人的历史，即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其中当然不包括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古代罗马，尤其不包括古希
5、腊。希腊文化被重新发现并与欧洲人建立精神上的联系，乃是“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事。公元 9 世纪，欧洲日耳曼人建立的西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帝国)解体，随后，由罗马教皇加冕的“罗马人的皇帝”的桂冠开始转移到东法兰克王国头上，欧洲从此进入了所谓前“神圣罗马帝国”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个帝国的境内，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各自为政的独立的诸侯王国即封建领主，直至这个帝国到 19 世纪消亡，它都不曾真正统一过， “罗马皇帝”实际上只是个虚衔而已。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蛮族的日耳曼各部落横扫欧洲大陆以后，由于文化上的劣势使日耳曼人在精神上只能皈依罗马，当其时，古代希腊的文明在他们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然
6、而，日耳曼人从罗马人那里也仅仅继承了一个基督教(包括拉丁文字版本的圣经)罢了，由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所授予的“罗马人的皇帝”的头衔成为他们传承罗马衣钵的唯一合法身份，实际上，这个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亦非帝国” 。5公元 11 世纪，西欧基督教徒朝拜的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里，欧洲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以夺回圣城为名义，在罗马教皇的授权下，开始了长达 200 年(10961291)共计八次的东征，由于东征的军队每人都要佩带十字架，所以又称为“十字军东征” 。如今的西欧，对“十字军”远征的评价不一，然而，其野蛮、血腥、杀戮、毁灭，以及造成东西方民族和宗教的千年对立，这应该是公认的。不过， “十字
7、军”东征所引发的、原初料想不到的副产品的文化意义，却远远大于它的军事和宗教战争的意义，它超出了“十字军”东征本来对小亚细亚、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掠夺和占领的目的，推动了西欧文明的发展和近代西方文化形态的形成，其影响十分深远。正如法国学者高戈斯泰特(Georges Tate)在他的著作的扉页上所写的那样：“很久很久以前，欧洲和亚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人类的一半，互不往来，直到十字军东征，这两个世界才开始打量对方，用凶狠的目光。 ”那时， “在东边的是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国家，有古老灿烂的文明。西方是基督教的版图，屡遭入侵，经济衰落，刚刚脱离野蛮状态” 。6事实的确如此，当时欧洲大陆的日耳曼诸王国
8、还没有真正开化，缺少面向平民的学校，文化只见于修道院，甚至连封建领主们都普遍不识字，如著名的“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就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署的一个文盲。而今，我们到欧洲旅游，看到一些宏大的砖石建筑，以为这是欧洲人的传统。其实，那时日耳曼人普遍住在小木屋里，连城堡也是木制的。他们没有货币流通，没有超过一万人以上的城市，农民既贫困又受封建领主奴役， “野蛮粗暴是此时社会的特征” 。7然而，正是由于十字军远征，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开化了他们的头脑，把欧洲推向了文明的路口。当时的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有着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到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积淀的数千年文明，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人口多达数
9、十万的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 9 世纪时就有 50 万居民)也不罕见，由于综合了东方和罗马的各种建筑风格，城墙巍峨雄伟，王宫、教堂和寺庙富丽堂皇，图书馆、高等学校分布其间。商业发达，与印度和中国的国际贸易形成了若干商旅中心，君士坦丁堡是丝绸之路的西部端点，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这一切，使十字军的战士大开眼界，他们在东罗马的土地上不仅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也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乡村，还有那炫人眼目的艺术品和闻所未闻保留完好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图书作品。尤其是第一次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对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各族人民进行烧杀掠夺之后，他们把这些文化瑰宝带回了欧洲。除此之外，他们还带
10、回了伊斯兰世界先进的数学、医学、建筑术、航海术以及来自于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原创于印度的“阿拉伯数字” 。十字军东征为文艺复兴希腊哲学的复兴揭开了序幕。那些原来保存在东罗马帝国各图书馆中用阿拉伯文、希腊文书写的希腊哲学典籍，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文化资源，还带来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变革，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的狂飙突进直至欧洲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由于全盘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和蛮族入侵，希腊典籍早在公元 467 年西罗马灭亡之前便在西欧的土地上开始湮埋绝灭，阿拉伯人不仅保留了这些典籍，而且对其加以注疏诠释，他们作为注疏家，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形成做出了
11、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说，唯有阿拉伯人而不是基督教徒， “才是只有在东罗马帝国保存下来的那些希腊传统的直接继承人” 。8恩格斯也指出过：“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一种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9恩格斯在这里把希腊哲学的重新发现与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从而把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追溯到 1215 世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理性主义思潮的复兴，这种复兴还伴随着对东方文化的大发现，10从而汇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远的活水源头。二、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美国学者哈斯金斯不承认十字军东征是“拉丁文艺
12、复兴”的起因，理由是：“因为在第一次东征前复兴已经开始。 ”但他并不否认十字军东征是“希腊哲学复兴”的起因，承认“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源泉还有阿拉伯” 。11正是十字军远征使西欧结识了阿拉伯文化，如果否认了十字军远征在客观上的这种历史作用，那么，所谓的“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源泉还有阿拉伯”也就无从谈起，哈斯金斯的结论也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可见，希腊哲学的复兴得力于阿拉伯民族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哈斯金斯还说：“在 12 世纪之前，基督教的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交往是罕见而微不足道的。这些交往几乎完全属于十字军时代，但并不归功于十字军本人。 ”12在这个时代，阿拉伯的炼金术(化学)、医学、动物学、农
13、业、建筑学、天文学、数学都传到了西方， “早在 12 世纪初，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有了拉丁文的全译本，并且明显地译自阿拉伯文” 。13“阿拉伯数字也引进到西欧学术界的阿拉伯数字学家分成了两派代数学现在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直到 16 世纪没有再取得明显的发展。 ”14“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开始通过阿拉伯作家渗透到西方。它与托勒密、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的冲突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困惑”15哈斯金斯指出，阿拉伯人由于“没有自己的土生土长的哲学和科学” ，他们在 7 世纪的征服战争中，便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 “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加入自己的理解，还吸收了更遥远的东方民族的文化” 。16此处所说的“更遥远
14、的东方民族”即是指的印度和中国，如中国的罗盘针和印度的“0”概念，等等。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在西欧被蛮族的入侵而断灭了，但却被保存在阿拉伯人的文库里。哈斯金斯撰写12 世纪的文艺复兴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 12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日耳曼和诺曼诸民族对复兴罗马拉丁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但他却不得不承认：“12 世纪文艺复兴不仅是阿拉伯文化的复兴，而且是希腊文化的复兴。 ”1712 世纪文艺复兴的闪光点，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被全面发现，同时也是中世纪时期柏拉图学说复兴的重要阶段” 。18这是一个希腊哲学开始全面复兴的时期，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阿拉伯学者和阿拉伯化了的犹太学者如阿威罗伊、迈蒙尼德
15、斯等人成了欧洲第一批传播和教授希腊思想的导师。但由于当时欧洲人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文化和文字仅仅是教会和教士手中的专利，因而，希腊哲学并没有对欧洲的知识阶层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领域结出了果实，这以 13 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为代表。应该说，在阿奎那之前，西欧人对希腊哲学几乎是全然无知的，如果说知道一点，那也只是“零零星星的” ，19而且仅限于那些屈指可数的教会学者们。托马斯阿奎那最重要的贡献是恢复了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尽管它与神学结合起来，使其成为“经院哲学” ，但这种哲学毕竟是以理性主义的逻辑论证方式开启了宗教哲学一个新纪元，成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
16、想先驱。然而，哈斯金斯似乎对阿奎那经院哲学的历史功绩评价不是太高，他说，早在阿奎那之前，意大利就已经有安瑟姆那样的经院哲学家了。安瑟姆(10331109年)是比阿奎那早一个世纪的人物，也是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但是，安瑟姆的经院哲学的内容恰恰证明在11 世纪至 12 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对欧洲人还是十分陌生的，安瑟姆“本体论”哲学的主要来源仍然是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理论和渗透其中的柏拉图主义。而希腊哲学的复兴恰恰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被发现为标志的，正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奠立为基督教哲学的根基，这也是经院哲学的标志性代表人物是阿奎那而非安瑟姆的原因之所在。安瑟姆之前的基督教哲学家们，根本就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其人，他们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论工具建立起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那种典型的“经院哲学”的理论体系。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哈斯金斯明确承认道：“对于古代世界的这两位著名哲学家，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