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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 吴 蔡 体赵维江对于金元词史上的北宗体派来说，有着开宗立派意义的创作实绩当属金初出现的“吴蔡体” 。 “吴蔡体”一语在今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元好问中州集：百年以来，乐府推萧闲与吴颜 高，号 “吴蔡体”。所谓吴蔡体，实指由金初词人吴激、蔡松年所创立的一种词体范式。 “体”是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意义广泛的特定概念，用在具体作家作品批评中的“体” ，与作为文学体载之“体”的“体”内涵不同，主要意义大致有两层，一是指具体创作中体现着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作品体式；二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派” ，在此其用法显然属于前者。吴、蔡的创作被称为“体” ，也就意味着它具有了一种词体新变的意义，同时
2、也标志着金源词坛上属于自己的词体派系的形成。因此，研究吴、蔡（主要是蔡松年）的创作和考察词体艺术的流变过程，对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和描述北宋后词体文学的发展脉胳，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主要产生于北方地区的金元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节 从东坡体到吴蔡体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建立金国的女真族虽然起源于白山黑水间，但金源文化包括诗词创作却是直接承继了北宋的传统，所以了解吴蔡体也必须追溯到北宋词坛。吴激（？1142） ，字彦高，号东山，建州（福建建瓯）人。宋宰相栻之子，米芾婿。宣和四年（1122）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间使金被留，累官翰林待制。皇统二年（1142）出知深州（今河北深县）
3、 ，到官三日卒。吴激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中州集载：“工诗能文，字画得其妇翁笔意。 ”蔡松年（11071159） ，字伯坚，号萧闲老人，真定（河北正定）人。宣和末，从父蔡靖守燕山府，兵败降金。天会年间，授真定府判官，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1159）卒，谥文简。从吴、蔡的生平可知，二人本为“宋儒” 1，后虽入金，但与北宋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化根基包括词学功底自然也当发端于北宋。关于吴蔡体与北宋词坛的关系，历来为论词者所注意，近人陈匪石声执论述最明确：金源词人以吴彦高、蔡伯坚称首，实皆宋人。吴较绵丽婉约，然时有凄厉之音。蔡则疏快平博，雅近东坡。陈氏所指出的吴词与北宋婉约词和蔡体与北宋
4、豪放词的关系，大体是正确的，不过吴词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东坡词的影响，本篇下文将谈到这点。也就是说，吴蔡体的产生与北宋词坛苏轼的创作是分不开的。吴熊和先生说得更明白：“北宋灭亡之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 ”北派“为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源词人” 2。东坡词的出现，在词体艺术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述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 约为宗，至柳永而一 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提要所云十分简要地指出了苏词的词史地位，只是它没有注意到苏词对金词的影响，而辛弃疾实际上是“由北开南” 3的词人，下文将予详述。苏轼词的最大功绩在
5、于为词坛贡献了一种全新的词体样式东坡体 4， “东坡体”不等同于“东坡词” ，其外延为东坡词中具有词体革新意义的那部分作品。东坡体最明显的特征自然是其以“豪放”为特征的鲜明风格，苏轼可称为东坡体的作品，正如胡寅所言“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眉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5。此外题材的拓展、意境的扩大、语言的更新、音律的灵活等方面都显示了其与传统词体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作品中主体精神的强化和突出。总之词体的整个话语系统在东坡体中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即呈现向诗体靠拢的趋势，可以说东坡体的根本精神是“以诗为词” 。苏轼辞世后不到三十年，北宋王朝为金源所亡，但是
6、苏轼的学术思想和东坡体精神却在金源国土上得以延续并被极度张扬。靖康之变，南北分治，文学创作也因之而各呈风貌。北方金源统治者出于“正统天下”的需要，有意识地学习和引入汉文化，促使了传统儒学的复兴，由此重道务实的“苏学”适得其所，被文人士大夫广泛接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清人翁方刚所称：“程学盛南苏学北” 6。金源文人对于东坡的仰慕，包括了对其政治主张、哲学理论乃至整个人格理想的颀赏与推尊，更体现为对其诗词、文章、书法等艺术创作的崇拜与追摹。赵秉文东坡真赞诗“裹粮问道往从之”句，正是金源文人这种尊苏心态的形象表达。苏学之于金源学术，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文学上，尤其是其词的创作，直接秉承苏轼所创立的言
7、志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词的“应歌”功能在北方的迅速衰微，北方民族崇尚豪爽之气和刚健之美的文化心理，都促使金源词坛对以“豪放”为基本风格特征的且具有明显徒诗化倾向的东坡词的认同。作为文坛领袖的赵秉文和金源最重要的批评家王若虚均有以东坡词“为古今第一” 7 之论，而在一般文人士子中，尊苏学苏更是蔚然成风。据中州集载，金初士人马定国，在北宋末年曾在酒家壁题诗：“苏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 ”因而得罪。后又作诗云：“世无苏黄六七子，天断文章三十年。 ”据句意可推断，此诗当作于入金之初，与吴、蔡大致同时。由此可见金初文坛与北宋文坛的直接承继关系，也可见当时文人对苏轼人格
8、和文章的仰慕。元好问续夷坚志中的一段记载颇可说明问题：承庆字昌叔，襄城人。父文仲，承安中进士，以孝友淳直称乡里，官至文登令，年七十余卒。沐浴易衣冠，与家人诀，怡然安坐， 诵东坡赤壁乐府，又歌“人间如梦”以下二句，歌阕而逝。此为一极端的例子，但有金一代文人对东坡词赏爱至极的心理与风气由此可见一斑，而东坡于词坛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据元好问所记，苏轼词集东坡乐府在金源社会流传十分广泛，绛人孙安常曾有注东坡乐府一书行于世 8。正是于这样一种尊苏学苏的文化背景下，吴蔡体适时地出现在了金源词坛上。从词体革新的角度看，吴蔡体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蔡松年的创作上，正如钟振振师所指出的“真正开有金百年词运者，实
9、惟蔡氏一人而已。其明秀集追步眉山，雄爽高健，为后人提供了学苏的第一个蓝本。 ”吴激为苏轼友人米芾之婿，在“苏学北行”的环境中其词受到苏轼的影响当是自然之事，事实也是如此，不过较之蔡松年其受影响程度要小得多，所以我们论吴蔡体主要是就蔡氏所作而言。从今存蔡松年的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蔡氏对苏的人品和创作均十分推崇，在明秀集中可清楚地看到他学苏的迹象，其中对苏轼作品语句的大量直引和化用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据金椠残本魏道明注明秀集大略统计，仅卷首 8 篇水调歌头用东坡语达 36 处。略举数例如下：蔡松年 苏轼雅志易华发，岁晚羡君归 岁晚将焉归初把两螯风味，橙子半青时 朱甘绿橘半青时谁识昂藏野鹤 野鹤昂藏未
10、是仙醉语嚼冰雪 醉语出天真， 齿冷新诗嚼雪 风魏注虽如元好问、王若虚所指责确有穿凿冗复之弊 9，上述所计之例难免有牵强处，但多数还是言之有据。苏轼生时已文名大著，但北宋人用其语者，特别是在词中尚不多见。至南宋用者渐广，但如萧闲词如此高频率地使用，亦难寻可匹者。一般来说，用语是对前人创造的认同，用语上对某一作家的偏好，亦即标志着对其创作艺术的颀赏与接受。此外，蔡氏还有一些作品直接和苏作词韵，仿效苏词体制和神情。可见，他对苏词是一种全面而系统的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吴蔡体可谓东坡体的直接继嗣者。第二节 心灵的挣扎与超越吴蔡体对于东坡体的继承，并不完全是出于作者的个人喜好，也不单纯是词体形貌上的承袭，
11、它同苏学行于北国和金源士人崇尚东坡一样，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认同与选择，是东坡体所蕴涵的主体精神与金初士人的心理需要相契合的产物。具体而言，金初士人特有的尴尬处境、精神苦闷及其心灵挣扎与超越的祈愿，决定了吴蔡体的创造者对于东坡体的欣赏与接受，这既是明确的理性追求，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趋向。在金人对东坡的赞语中，我们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对于东坡谪窜岭南和琼海后的创作及其所展示的襟怀，论者往往表现出特别的注意和赏爱，如下面这些评述：东坡谪岭南，一笑六根净。赵秉文题赵琳画东坡石上，以杖横膝肩头又闻东坡公，谪居饱鲑菜。暮年海南住，几席溪山对。自 馔一杯羹，老狂犹故 态。刘迎徐梦弼以诗求芦菔辄次
12、来韵东坡七千里渡海，有是快活：海涛 汹，则曰：“ 天之未丧斯文也，吾侪必济。 ”又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 ”海外诗 甚佳，著论尤奇。车若水脚气集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南海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元好问陶然集诗序岭南、琼海这是当时最险恶的贬谪之地，当时苏轼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 ，但他却能“任天而动” 、 “随遇而安” ，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一片淡然宁静之心，达到了他人生和创作的极境，最集中地体现了东坡独有的人格魅力。无疑，这种人格魅力之所在是东坡那种达观豪逸的超旷精神，正是这种超旷精神赢得了金源士人的叹服、景仰和追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
13、金源士人对东坡的这种超旷精神情有独钟呢？自庄子以来，超然物外、淡漠功名的处世态度作为儒家“用世”思想的补充，一直是士阶层心向往之的一种人生佳境，因此归隐田园、遁入林泉便成了士人入仕为政之外的另一种生存选择，陶渊明即为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在这里进取与归隐处于一种无法共存的对立状态中，士人也始终面临着进取和归隐的两难选择和由此而造成的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苏轼对于士阶层精神生活的特殊意义在于他成功地消解了进取与归隐的两难选择，也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使儒家的用世进取与佛老的隐逸避世融合统一的范例，这便在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式的退隐和乐天“独善其身”式的闲适之间开辟了一条新的解脱途径。先生曾注意到：苏一生
14、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 “归田”，但他通 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 “归田”、 “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10读东坡作品，令人感佩的是作者那飘逸尘外的仙风道骨，因此人们又总爱以“坡仙”呼之，然而他一生却始终被搅缠在政治、人事的漩涡之中，同时他本人又从未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从未失去那“致君尧舜”的使命感。故“神宗读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乃叹曰：苏轼终是不忘君。 ”11事实上，金源士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理解东坡超旷精神的。赵秉文称：东坡先生，人中麟凤也。其文如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补之以名理似乐天。观其胸中空洞无一物，亦如此
15、斋，廓焉四达，独有忠义数百年之气象，引笔著纸，与心俱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12车若水曾论：东坡第健羡白乐天，乐天如何敢望 东坡！东坡大节照古今，乐天些小升沉便动色力。 13旷达与忠义兼于一身，超然物外而大节辉煌，这便是金源士人心目中的东坡公，这也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士人所面临的一般出处矛盾又往往和这样一类心理冲突和困惑纠葛在一起：民族意识与君臣之道的难以融合；遗民意识与功名意识的对立；故国情怀与大一统国家观之间的不协调；避乱全身的生存欲望与传承文化道统的使命感之间的痛苦选择等等，这其中包括了情与理、意识与无意识、历史与现实、现实与理想等不同的层次和方面。可见金源读书人
16、所感受到的人生迷惘和精神苦闷当更甚于以往时代及同时代的南宋士子，也就是说士人的出处大节在这里变得更为复杂微妙了。 这便是东坡的超旷精神被金人推崇有加的文化心理基础（这一解释也适用于情况相类似的元代社会） 。就词体创作而言，东坡体实为苏轼超旷精神的词中载体形式，金源士人对东坡超旷精神的赞赏与学习，一般说来也必然导致对东坡体的喜好与效法，吴蔡体即是这种喜好与效法的标本。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士人心理矛盾在金朝立国初期和中后期的的情况还不完全相同，前后有着程度上的差别。这与不同时期士阶层的构成成份有关，金初士人多为北宋遗民和南宋羁臣；而中后期的士人则为金源本土文化所培育，故对统治者的认同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金初士人无疑更迫切地需要一种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解脱的药石，这一点在蔡松年的词中可以看得十分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