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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 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杨瑞龙 杨其静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00872) 内容提要: 本文采取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法, 并利用博弈论的思想, 分析中国 渐进制度变迁路径的一些特征 ,重点研究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中央治国者、 地方政 府官员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方博弈过程及其经济后果 ,力图证明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介 入才使渐进式改革得以相对平稳地推进 ,并且能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 程,从而使得我国的制度变迁路径呈现出阶梯状。 关键词 : 制度变迁 地方政府 中央治国者 微观主体 三元博弈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周业安博士的大力帮助,在此表
2、示感谢, 但文中的错误由作者负责。 一、导言 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解释制度变迁时,更重视从需求角度的分析 ,我们则针对我国的制度 变迁由政府主导这一特点 ,强调从制度供给角度分析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 式”的理论假说 ,进而分析了在这一制度变迁方式下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可能面临的障碍( 杨瑞龙 , 1993 ,1994) 。在解释如何逾越这些障碍时,我们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目 标一致性假设下的国家理论很难解释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 。根据我国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地方政府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事实, 我们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 并进一步判断 ,随
3、着 市场主体的确立 ,将逐渐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从而提出 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假说( 杨瑞龙, 1998) 。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针对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央与 微观主体之间二元博弈的缺陷 ,将着重探讨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渐进过渡过程中的特殊作 用,并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元博弈过程及 其经济后果; 二是针对我们原有的制度“供给 需求”分析框架中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动机分析不 足的问题( 汪丁丁,1999) 。在三元博弈中,我们将地方政府官员视为利用政治组织实现
4、经济功能的 政治企业家,即他们在与中央治国者和微观主体的博弈中, 将努力通过追逐潜在制度收益来发展本 地经济和显示政绩, 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增值。在三元博弈中 ,地方政府官员只要在预期的利益 分配中发现有更好的获利机会 ,就会致力于推进市场化改革 ,从而进一步逻辑一致地贯彻个体主义 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三是尝试构建出我国在向市场经济渐进过渡中中央治国者 、 地方政府官员 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元博弈模型。 24 杨瑞龙、杨其静: 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 二、基本的理论假设及中央治国者微观主体之间的二元博弈模型 1.基本的理论假设 “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 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过程; 实
5、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就是制度 变迁方式”( 诺思 ,1994) 。本文主要从宪法秩序的层面上探讨中国的制度变迁, 并且假定中国的制 度变迁就是指如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演进的过程 。在此我们不打算 研究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渐进式道路 ,而且认为 ,只要社会普遍地建立起“产权明晰 、 交换自由 、 公平 竞争 、 风险自负 、 激励相容的市场规则”( 杨瑞龙,1994) ,无论其形式如何,我们都认为实现了完美市 场经济制度。 为了论述的方便 ,我们事先作如下假设或规定 。 第一 ,i表示制度变迁过程中第 i 阶段市场经济制度水平 。 0,1 , = 0 和 1 分别指计划经 济制度
6、和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的制度变迁可近似地描述成 从 0到 1的过程 。从过渡期长短来判 断, 短期内从 0 达到 1 为激进式改革,否则为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最大特点是承认现政权的 合法性 ,改革并不以否定既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结构为前提 ,但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暂不考虑“政 权约束” 。 第二, 微观主体 、 地方政府官员和中央治国者都是风险中性者 。微观主体的成分很复杂 ,不过 此处一律简化为追求市场自由和机会最大化的主体。因为市场越自由、 市场机会越多,获利机会也 就越多。这种自由和机会随市场经济制度水平 的增加而增加 ,但增加速度递减 。因此,我们不妨 令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为 UA= x
7、,x ( 0 ,1) 的常数 。值得注意的是 , x 对微观主体来说是一种市 场自由和机会, 对社会来说却代表了社会经济活力 g = x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在中央集权型体制中 ,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决于拥有实际决策权的地方政府主要官员( 以下简称 地方政府官员) ,他们是中央的政治代理人, 追求能被上级观察到的政绩最大化 。中央( 或上级官 员) 从“德 、 智、 勤 、 绩”几方面考核下级官员,但前三者十分抽象, 只有“绩”具体, 且是前三者的显示 信号 。“绩”主要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来体现 。一般来说, 当地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力 水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 因此在任期内成功实
8、施制度创新给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带来的效用为 : ULi+1= A( gi+1- gi) - gi+1 ,其中 gi+1表示预期第 i +1 期其他地区政府官员由制度创新所带 来的平均政绩,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采取标尺竞争法; A 是大于零的常量 。 在本文中, 中央治国者仅指具有“政治理念”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他们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即 在社会总产出和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双重目标驱动下,通过发展经济, 保持稳定来降低交易费用约束 和竞争约束( 诺思,1991) ,尽可能持久地维持政权的稳定性( 张宇燕等, 1998) 。改革对于社会主义 国家的中央治国者来说不仅意味着与原有产权结构相关联的
9、垄断租金的部分丧失 ,而且是对传统 计划经济信仰的一种否定 ,但这种负效用会随着对市场经济制度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我们称 之为“意识形态”的负效用( UCI) ,并令 UCI=- ( a1/k-a) ; k 表示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 同程度或知识水平。k 0, 1 ,0 表示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制度一无所知 ,持完全否定态度; 1 表 示充分认知,完全认同。另一方面 ,改革返还给微观主体更多的经济自由和获利机会 ,从而可赢得 更多的政治支持 ; 同时经济活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 国际地位上升 ,这给中央治国者带来正“经济 效用”( UCE) , 且它的权重随中央治国者知识水平的提高而
10、加大 ,不妨令 UCE=gbk。所以追求义理 性最大化的效用函数 UC=- ( a1 / k- a) + xbk , 其中 a 、 b 是大于 1 的常数。 第三 ,微观主体天然地知道市场的好处, 并假设地方政府官员相对于中央治国者来说拥有对市 场经济制度绩效方面的知识优势。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与微观主体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有广泛而真 实的接触 。 25 2000 年第 3 期 2.中央 微观主体二元博弈模型及其效率估价 我们首先设定, 在渐进式改革之初, 中央政府作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开始在计划经 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因素, 从而扮演着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 ,微观主体只是新制度规则的
11、 接受者,地方政府仅仅是在这种纵向制度安排中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 。在上述条件下,我们的判断 是,如果这种渐进式改革仅仅是中央治国者和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则市场取向改革将面临一 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 ,即很难在制度供求方面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纳什均衡 。 在改革之前 ,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知识 K0=0 或很少, 从而不足以启动改革 。当市 场经济制度水平 0= 0 时 ,中央治国者的效用 UC0=0。假设中央治国者通过对传统体制的反思 、 出国考察、看书或从治国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市场经济知识 ki,主动或被动地将制度变迁发展到i 阶段 ,所获得效用 UCi=- i( a1/ki- a) +
12、 ixbki 0 。若此时中央治国者希望进一步改革, 使市场经济 制度供给达到预期的 i+1,则必须使预期效用满足下式 : UeCi=- i+1( a1/ki- a) +p( x i+1- x i ki) ( x i+1- x i) bki+ x ibkiUCi( 1) 其中 P( x i+1- x i ki) 表示中央治国者以知识量 ki预期制度供给( i+1-i) 所带来经济活力增加 ( x i+1- x i) 的概率 。此处不考虑治国者预期改革失败所造成的损失 ,而且在以下论述中都不考虑这 一因素。 由( 1) 式可知,当且仅当 P ( i+1- i) ( a1/ki- a) /( x
13、i+1- x i) bki 时, 中央治国者才会自主地供 给制度创新空间( i+1- i) 。不幸的是当 ki很小时,( a1 / ki-a) /bki很大 , 而且对于知识不足的中央 治国者来说 ,P 不会太大 ,因此,( 1) 式成立的唯一途径就是使( i+1- i) 足够地小, 因为( i+1- i) / ( x i+1- x i) i+1 0。这意味着 ,当中央治国者缺乏制度变迁的相关知识时, 其主动的制度创新将 十分缓慢或存在改革的极限。又因为 UCi是关于i的凹函数 ,当知识量不变时, 中央治国者最多将 制度供给推进到 iarg max Uci= xbki/( a1/ki-a) 1
14、 /( 1 -x), 当 ki 很小时 i是非常小的正数 。那 么能否发生微观主体自主的市场经济制度创新并使中央治国者由此获得关于制度变迁的知识呢? 在中央集权型的传统体制中, 具有纵向依赖性的微观主体自主进行市场经济制度创新将面临 巨大的政治风险 RA。RA的大小与中央治国者当期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知水平 k 呈现负相关关 系,且边际递减 。同时微观主体仅能通过观察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水平 i来推断中央治国者对其 自主制度创新的认同程度 。因此, 我们不妨令 RA= B/ ,其中 B 是大于零的常数。 在此基础上我 们进一步假设, 微观主体事前预期自主制度创新事后能被中央治国者认可的概率 q(
15、) = 。所以 , 微观主体自主进行制度创新的预期效用函数可用下式来表示: UeAi= q( i) ( x i+1- x i) + x i- ( 1-q( i) ) RA( 2) 当且仅当 UeAiUAi,即 x i+1- x i ( 1-q( i) ) RA/q( i) = B( 1 - i) / 2 i时 ,微观主体自主的制度创新 才有发生可能。事实上, 当i很小时, UeAi UAi式几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所以在改革之前或初期 除非出现生存危机, 否则微观主体不会冒险自主进行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制度创新 。 微观主体自主制度创新除受到政治风险障碍外,还受到下述成本约束 : 其一是与中央政府
16、谈判 争取市场经济制度供给的谈判成本 CAN; 其二是自主实施新制度所需成本 CA( i+1-i) , 它们要小 于微观主体的承受力 EAi。两者可统一表述为: CAN+ CA( i+1- i) EAi( 3) 在政企不分的体制下 ,微观主体往往缺乏和中央谈判以反映制度需求的有效渠道,可近似地认 为CAN=+,所以( 3) 式很难成立,其结果是广泛的搭便车心理使微观主体难以将强烈的制度需 26 杨瑞龙、杨其静: 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 现实中, RA以及下文中出现的 p( ) 、RL的具体形式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但我们相信这不会影响分析的质量。 求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 。 显然 ,如果参与者仅仅是中央治国者和广大分散的微观主体 ,制度供求双方很难实现潜在的帕 累托改进的纳
